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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前后这段时期，可说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实验的短暂序章。围绕“新生活运动” 与 “工读互助团” 始末的讨论，与大家现在正在经历的去中心化社区实践高度契合。我的背景是文学专业，在讨论这个具备社会与历史学属性的话题时，不能避免局限性，特别是具体政经问题的分析。研究目前成型的部分，是一个更大构思的开端。今天的讲述，则主要是基于两篇现已发布在“匿名外史”专栏的文章修订而成的。
今天我们若要从人文角度审视加密技术，探讨技术革新能为人类社会带来什么，着眼于 “去中心化”这个关键词，既是技术层面的，也容易引向一系列关于政治学、社会学的议题。
去中心其实并非新近事物或舶来品，异于我们的本土文化传统；追溯起来，至少到 17 世纪以来的现代民主思潮，如果在 20 世纪的历史记忆中寻找线索，会发现那部分探索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年代的安那其主义曾成为中国新文化界最有号召力的思潮之一，当时对理想生活的实践，也是在 “去中心化” 语境下的。
世界主义与去中心化思潮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八年，也就是五四运动后不久，这些 20 世纪的共居实验开始在报刊上得到讨论。尽管革命以速成的形式实现，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人甚至认为假共和还不如真专制。知识界普遍开始思考如何再起革命，以解决那些未能解决的部分，于是各种社会问题进入视野，使整体性的全面革命思路和理想浮现出来。
用梁启超后来的话来讲，社会文化是整套的，需要全人格的觉悟，只从上层来改变，对社会底层运行逻辑的触动是非常有限的。
这些整体理想包括各个方面。家庭层面主要是反宗族、反父权、反对包办婚姻，以及对遗产继承制度的反思。20 世纪初的动荡使许多旧富裕家庭破产，出身于这些家庭的青年学生所产生的观念，则往往指向旧宗族中的财产纷争和道德败坏，扩大到私有制下的财产积累。
社会层面影响广泛的“劳动神圣”观念，强调人人劳动、人人得食，打破过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认知和结构，求学和谋求社会地位时，青年不再一味依赖家庭荫蔽，而希望通过个人劳动谋求独立和自尊的生存。文化层面，又要求重新构建新的道德想象和理想人格。
家庭革命和理想人格的重塑，无法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变革来实现。如果社会文化层面的变革不能发生，即使取得政权，人们的生存状况未必有显著改善，在这个过程之中，青年们并没有看到希望；大概念实难与身边剧烈的社会动荡对应，逐渐变得空洞无力，莫不如寻求能够立刻行动的方式，有类于本土政治传统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修养出发，在小组织中实现理想生活，扩大到社会层面，即“小组织——大联合”。倘若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式地建立众多小组织，并构筑这些小组织的联合，就能够完成整个社会的革新。
今天提到五四运动，容易受 80 年代被构建的知识的影响而先入为主，从“启蒙和救亡”的角度去理解，格外强调民族革命的一面。但在 20 年代，“民族国家” 的建构与保存不是关键环节。即便分歧始终存在，在 20 年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行的时代氛围之中，小组织——大联合的构想，仍具备了容纳安那其和世界主义的可能。
青年们的 “工读互助” 理想
▲ 女子工读互助团剪影，1920 ▲
换言之，人们热切期盼有关民主、自由、独立的空谈，获得可以触摸的实践形式。“新生活运动” 即是焦点之一，口号提出后进展非常迅速。初次提及的文章发表于 1919 年 7 月，到 1920 年 1 月，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已经成立。
所谓 “工读互助”，首先是以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从最初每日工作 6 小时，读书 3 小时的构想开始，后来认为工作时间过长，调整为每日工作 4 小时。发起人包括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重要人物。互助方面则实行共有财产制，生活所需由团体供给，学习和生活物资共有。三个小组的工作种类分为手工和贩卖两类，后期发展为九种工作类型。
他们的章程非常具体，包括了资金筹集、工作安排及支出等。“人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的宗旨，描述了不采用能者多劳式的竞争，而是从互助立场出发，包容不同的工作能力，平均分配劳累程度，大家商量着来的图景。不是希望章程越加完善，而是盼望章程的取消；期望在互助成为习惯后，本着互助精神各尽其能，形成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
▲ 工读互助团章程 ▲
这份章程清楚地界定了工读互助团的性质。它不是慈善事业，不是基金或奖学金组织,不是半工半读或职业学校，目标不在于教导具体技能，而是借着对思想道德的学习，通往人格的丰满，将工读互助的生活，视为一种培育新人的手段。它不做股份分配，而是实行公有制。互助团的宗旨，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工读互助团希望与同时存在的其他组织区分，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组织生态复杂，就理念而言，存在不少混淆重合。参与这项运动的人内部也存在差异，譬如主要执笔人王光祈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这些蓝图有明确的非政治倾向，呼唤理想之人的出现，而不是理想的制度。从田汉所翻译的一则惠特曼的诗可以看出，他们并非缺乏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而是希望另辟蹊径，对政治的回避，是刻意而为的伦理追求。这首诗发表在他们开办的《少年中国月刊》。诗中说：大都府并不在那些制度完美的地方，因为这些制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友谊和理想则不会，这是围绕人的设想。今天，我们不能轻易觉得这些想法幼稚。
▲ 田汉译惠特曼诗歌，1919 ▲
新青年的分裂
▲ 鲁迅《野草》，1927▲
今天回看，我们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理想的负重。以章程作为初步构想，希望能迅速付诸实践，再行完善、推广的愿望很快破灭，工读互助团很快隐退幕后，成为了模糊的远景。从 1919 年 7 月首创到 1920 年 1 月第一组成立，同年 3 月 23 日北京工读互助团宣告解散。4、5 月间，时事新报和新青年上集中发表了一批分析失败原因的文章。8 月，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同期，湖南武昌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都没有坚持太久，此时社会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明显冷却。到 1921 年 7 月，在新生活运动的动议者 “少年中国学会” 的南京大会上，出现了事关新青年阵营分裂的大论争。
投身社会活动还是政治活动、是否确定一个主义，以使团体更加凝聚？如果说先前组织处于自由、独立的去中心化状态，如今，新青年群体的内部分歧几乎全部显现出来，分裂已经箭在弦上。尽管最终分裂迟至 1925 年，然而自 1919 到 1921 两年间，青年们的心态和对前途的估计，已发生剧烈的变化。时代主潮从社会运动转向激进革命，类似的社会实验依然零星开展，却不再被视为通向新社会的答案。隐退的乌托邦理想是否消失？它们又似乎始终存在，影响着后来许多人的人生选择和历史走向。
▲ 小组织的提倡，1919 ▲
今天需要追问的是，1920 年前后的短暂乌托邦构想和实验究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意识到之前那些闪闪发光的普世理想，如民主、科学、自由、独立，并不具备直接介入现实的能力。击毁旧日偶像后，他们无法通过此类信仰，凭空召唤出一个天真纯洁的革命主体，由他们联合起来构建新社会。因此，人们开始呼唤更加贴近实践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只是活跃于新文化的同温层，也需要投身更广阔的社会实践。新一代需要重新定位自身。理想破灭说来轻巧，在历史现场，势必伴随着强烈的幻灭感和疼痛感，也许会导向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能够找到端倪。例如，鲁迅小说集《彷徨》所塑造的一些典型形象，正是刻画了理想幻灭后的青年心态，以及他们的迷茫、沉痛和悲哀。
▲ 鲁迅《彷徨》，1925 ▲
新青年分流后，曾经怀有乌托邦愿景的青年大致走上了两条道路：从事激进革命，或将原来的小组织设想，回收到局部的实践工作中。或是乌托邦理想逐渐退后，"去中心化"的自决精神不再作为核心；或坚持旧有道德与人格理想，落实到切近的社会工作中。那些仍对乌托邦理想有所期望的人，仍在沉默中继续类似的尝试：汇集一群志同道合，建立小组织，在社会的整体经济结构中寻找位置，比如从事办学和出版业。这些局部的活动虽保存了一部分理想，但已失去早前那种期望触及整体社会变革的潜力。
从百年前的尝试回到当代，能够探讨的是，去中心化的实践问题，如今是否已经被技术解决？哪些问题是技术依然无法解决的？我们的当代理想与青年们百年前的构想有多少相近？这种组织形式、与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实践和今天有什么差别？他们在不同道路上的尝试，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上述来自圆桌讲述者3413。
本文到此尚未结束。关于更多事关乌托邦的讨论，敬请关注公众号，收看下篇：《今天的乌托邦在何处：加密、DAO与数字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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