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批评|王芳:何以共生——漳籍书画四家小论

文化   2024-10-10 15:31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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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广角  



 何 以 共 生
——漳籍书画四家小论

王 芳

福建地处东南,居山望海,艺术之风南北迥异。闽地的工笔画发展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至宋代,历史的盛期在明代,享誉省内外的画家素来以工笔画为主,常为人所乐道的有惠祟、陈容、边景昭、曾鲸、上官周等名家,他们共同汇聚成福建工笔画艺术的文脉和源流。福建当代工笔画因循此脉继续传承发展,出现了陈子奋、郑乃珖等画家,其最高成就都在于工笔,开创了当代闽地工笔花鸟画之先河。当下福建,已有工笔画大省之誉,在近二三十年举办的全国性重大展事中,福建画家入选、获奖的工笔画作品比例较大,为全国画界所瞩目。明人董其昌有“南北论”,闽地工笔亦是南北有分,本文以漳州美术馆举办的“漳籍书画名家画写漳州·逸羽清朗——全国中国画展金奖工笔花鸟画家作品展”为契机,集中品读张贤明、林任菁、方政和、李金国四位漳州画家近年来的精品力作,借此管窥闽南工笔之风貌。

四位画家均于十多岁起便开始习画,习画之初深受福建画坛总体艺术氛围的影响,在后来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坚定了走上工笔花鸟画这条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孜孜不倦、潜心耕耘至今,皆已逾四十载。他们对传统工笔画讲究用笔生动细致、渲染层次丰富、形象逼真入微,有诸多高超的技艺要求。他们专精于工笔花鸟画创作,已然可达信手拈来、妙笔生花之纯熟程度,每一件工笔花鸟作品都构建起了一个平衡而和谐的画面。工笔创作的繁复程序在画面效果中得到了精微呈现,同时,花鸟画对于自然生命所倾注的体察观照也得到了充分展现,视觉上给人带来的极致享受,往往使观者情不自禁地流连、沉醉其间。精雕细琢,追求唯美,源于工笔花鸟画传统的文化内涵,是一种细腻、含蓄、柔美、恬静的艺术表达,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高尚的审美理念。

此次组合亮相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聚,四位画家在艺术上多方面的“同”与“异”在并置对比之中得到显现。从相同方面来看,除了同是“漳籍”、都获得过“全国中国画金奖”、绘画方式皆为“工笔”以及题材同为“花鸟画”以外,还包括年龄相仿,四人都于1970年前后出生,成长的时代背景天然地具有相似性;他们无一例外都有赴外地高等艺术院校研修求学的经历,努力克服因身处边缘地域造就的地理闭塞和文化信息等局限,抓住每一次宝贵机会,创造一切有利条件,远涉异乡,借漳州、闽地之外更为丰沃的土壤和更加宽广的视野来为自身成长与创作给养赋能,逐步完善自己。同样的地缘文化、相似的生活时代背景、亲切的乡音(闽南话),在工笔花鸟画这条艺术道路上一样满怀对至高境界的追求,这些纽带共同交织作用,将四位画家十分融洽自然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也形成了举办此次展览的重要契机。

张贤明,生于东山,长于东山。他深受重传统、善学理的学术规范影响,对于两宋工笔画心慕神往,并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学习。他善于在朴素平凡的自然中,以自己的眼睛来选择与心灵契合的物象入画。张贤明的家乡是福建省第二大海岛县,四面环海,曾经风沙肆虐,当地人民为了治理风沙付出了数十年努力并取得巨大成效,当地特有的防风固沙植物也因此受到了张贤明的关注。他在绘画题材上专门选取了其中的常绿大型草本植物如龙舌兰、番菠萝、剑麻等,它们的叶片都呈长三角形,具有士兵式的挺拔身姿,整体传递出纪念碑式的刚正感,抗击风沙的特质又赋予了植物以坚韧性情,这些特点在张贤明的绘画中都得到充分展现。此外,他在取景构图上一反宋画中多见的折枝花卉小场景,转而寻求具有画面构成感的全景式花鸟画创作,强调主体植物之“面”,以易于体现韵律感的细微草本、藤本植物之“点”作为衬托,将自然生命和谐共存、生机勃发的意趣与情思以精微娴熟的手法娓娓道来。东山岛气候常年温暖湿润,光照充足而敞亮,受此影响,张贤明的作品也常常给人以亮丽的画面感受:朱砂、朱磦、藤黄、胭脂所传达的暖与亮不言自明,而石青、石绿、花青等冷色,在张贤明的笔下不仅能够带来明净俊朗之气,还能够平添许多秀润温情。这种气息应是来自他求学于中国美术学院的感悟与收获。“目既往返,心亦吐纳”,他善于将一切景语皆化为情语,移情于景,描摹自然真趣,营造出“物即我,我即物”的近似“物我同化”之境。张贤明作品中对“物”的描绘与再现的分量,明显大于“自我”的存在,在追求“物我同化”的道路上“与我周旋”。

四人中唯一的女性林任菁,长期工作生活在福州。林任菁家学深厚,父母都是业界很有影响力的国画名家,自幼对艺术耳濡目染使她比旁人更早、也更敏感地捕捉到周遭世界里细微物象之美,并擅长“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她是一位柔弱女子,早期最常选择在绘画中表现的物象有芦苇、芒草等,这些微小之物的内在生命却是不失顽强韧性的,如同她自己坚定乃至于固执地选择了这些典型南方风物作为主要创作素材,那些属于南方画家特有的细腻感受被倾注其中。或许是进修于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缘故,她的绘画技法、风格、意境多有吸收融合南北的艺术特点,用色偏于中性,处于一种有意识控制的灰度区间。近年来,林任菁先后五次深入西藏,获得了许多真切质朴的生活体验,从采风写生中获得启发,绘画创作题材、风格、色彩发生明显变化,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探索有别于传统的花鸟画样式,着意表达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这一母题,融试探新,乐此不疲。清醒的自我意识与强烈的女性敏锐度,使林任菁对于“我”的意识十分明确,在“物我关系”中,主体之“我”所占比例显然更多于客体之“物”,趋于“物我相融”。这种相融不仅出现在绘画创作中,同时也出现在文与画的相融相长中。林任菁的文笔清新秀丽,写作亦成为她在绘画以外表达自我的一个重要途径,文风与画风相得益彰。她曾写下如是之言:“工笔画虽由于制作期长,难以保持原发性的冲动,但它在技法的控制力上强于意笔花鸟画,有利于画家在感性的基础上更为理性地思考,从容地处理画面,调动各语言因素竭尽全力地服务于情意的表达和风格的提炼。”论及工笔之短长,入理而有情,所见高卓。

方政和是四人中离乡最远的,长住

千里之外的北京,曾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学习多年。其创作善于从自然中获得滋养,重视对绘画语言、材质性能以及画面构成等多方面的深入探索,为传统绘画面貌赋予了新的表现力。从方政和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注重自然与人文思想,东方的文化精神与特有的审美方式已融入他的内心世界,由此也形成了他特有的视角。他用这种视角体察物象,抒写自己对美感的追求,并着意研究传统与现代语境的关系,为创作注入了新时代的形式语言,譬如近年来创作的《白鹭下经幢》《珂罗幻象——五马图》等系列皆为此类代表性作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方政和的文字水平与其绘画的匹配度极高,他具有敏锐的语感,表达上情致深婉,体察入微,属于画家中的特出者。择其早年笔记中描写雪竹的几句:“沿着湿湿的池塘岸,只见静静的水面上冒着丝丝的寒气,水香榭前的一丛慈竹,不堪积雪的重压,折裂后倾倒在地,雪落一树,斜斜的身躯重又弹起却无力可支,如散了鬓髻的少女,凌乱中更见纷繁、纤美的丽质。远处传来几声啪嗒声,积雪散落,猛地想起少时读过的白居易的《夜雪》。‘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深厚的文学素养赋形于画作,可谓之是其艺术作品的灵魂。方政和爱竹,也爱画竹,创作过颇多竹之形象。他曾说,闽南年年有台风,每一株竹子都被风塑造过。其竹的典型象征性除了虚怀若谷、正直谦逊,还在于它具备与台风相抗衡的、极为坚韧的内在力量,具有摧而不折、折而不断、断又复生的一种奋发不息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开启了“物我共生”的超自然关系。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正是在审视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得出的感悟,而这一关系的稳定使之保持了“物”“我”的若即若离,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相处关系的动态平衡。方政和的画笔亦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追求着“物”“我”关系的升华。

久居南京的李金国得益于金陵文脉滋养。他从小生长在长泰的乡村里,经历过自由自在、纯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或因那些关乎童年的记忆和情感对他来说尤为深刻,使得他所描绘的画面场景总是不乏与山林乡野息息相关的绮丽幻想,总是存在神灵异动的神秘感,透露着一种非逻辑时空里的灵慧诡秘。同时,这种神秘感虽源于原始粗糙的乡野之气,反映在李金国的艺术上却很具有文人气息,受其在中国美术学院求学经历以及南京历史文化的叠加影响,他的作品既带有浙派笔墨韵致,又富于南京的人文情趣。李金国早期还涉及过油画、策展,对于传统认知与革新方向有着独到的见解。李金国曾说过,自己常常徘徊于前路的焦虑自省中,不断在肯定与否定之间,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寻找自洽的个性维度。他画的动物常以单只独处或两只相呼应出现,在安静质朴的乡野情境下,无论是姿态还是眼神,皆透露着精气和灵气,但又时刻与观者保持着审慎的距离,那仿佛代表了画家本人的态度。李金国笔下所有物象都是有“我”之“物”,都以“我”化“物”,我画故我在。在其“物我关系”中,“我”引导着“物”的动态。在自我构建的绘画世界里,他早已将自然物象纳入了“我”的体系,以“我”为中心,在充满想象性的创作中实现了心灵回归,创造出一个“物我合一”的深度精神境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位画家虽同出一源,却花开各异。诚然,他们具有诸多方面的共性,亦有各自独特的审美追求,最终创建起了各自面貌迥异的艺术风格。从艺术作品和个人经历来看,四位画家艺术个性之分野,究其本质来说乃在于他们对“物我关系”的认识与取舍不尽相同。画笔下所呈现的真实不是自然物象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求真,既是格物致知的真,亦是内心自我的真。在绘画创作这一审美活动中,画家主体会经历神与物游、心物关联的过程,完成这一过程后,画面最终所呈现出的将是主客观相交融的真实。而花鸟画这一画科,又最长于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来自“物”的客观真实和来自“我”的主观真实,在作品中各占据多少比例,恰恰能够对应地反映出画家们在“物我关系”上认识与取舍的差别。从张贤明的“物我同化”,林任菁的“物我相融”,到方政和的“物我共生”,以及李金国的“物我合一”,阐释的是一个关于“我”的比例在关系中不断增加的渐进式过程。在一个艺术的坐标空间里,每一位较为成熟的画家都能找寻到最适合自我艺术表达的点位,最终臻于“物我两忘”的至高美学境界——沉浸其中的艺术家主体与自然物象的客体,意与境天成,达到浑然为一而兼忘的境界。

回看今日画展,从展览规模上来说虽是一个小展,但从其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意义来看,足以称作一次大展:四位学养深厚、活跃于中国工笔花鸟画界的漳籍金奖名家,将各自富于个性面貌的创作精品在家乡融汇成整体进行集中展示,这对于闽南地区的工笔画生态发展,包括对整个福建工笔画的持续发展繁荣,以及对后学者的参照学习都将产生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展览冠以“逸羽清朗”,打头一个“逸”字便值得寻味:“逸”字始见于春秋金文,会意字,据兔子善于奔跑而会意,引申为散去、超出范围,还表示安闲或超凡脱俗之意。由此即可见出,画家们崇尚的艺术既要求文质典雅与法度相符,又希望能超越陈规,追求卓尔不群的方向。亦恰似展题“逸羽清朗”一词所描述的那般:当人们暂时抽离于快节奏的日常生活,缓步进入那展厅,在静心凝神举目之间,四周陈列的艺术作品所散发的艺术魅力,将使人仿佛全身心沉浸于一片悠然清朗的诗境,又犹如徜徉于一片广阔如海的精神世界,唤起心中无尽遐想。当实现了将自然物象、时代风貌、生活情感、内涵修养等成为其画笔下的深厚依托之后,画家们还努力寻求在新时代里赋予工笔花鸟画以新的生命力,力求创造愈加美好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最难能可贵的是,四位同乡画家平日里虽然处于“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的状态,但是,却都不约而同、不间断地在传承接续中进行着中国画的创新性发展。如此,于无形之中建立起了一种遥相呼应的内在联结。

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的今天,搜索前沿信息早已不是困扰绘画创作者的问题,所有人的创作视野较之过去都殊为开阔,风格表达也相应地多元并茂。然而,正由于我们此刻处于这样一个新时代,身陷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爆炸信息里,如何才能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做到不轻易随波逐流、不轻易随顺他说?如何坚定地立足于自身,通过长年潜心研修,创构起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并进一步建立绘画体系?这些问题或许才是真正值得深思的。在这一点上,几位70后画家无疑已经做出了十分成功的、具有说服力的表率。


(来源:《海峡文艺评论》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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