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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我的已故朋友弗里德里希·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写过一篇著名而生动的论文，题为“我怎样看待哲学”（How I See Philosophy）。这篇论文中有许多我赞赏的地方，也有一些我能够同意的论点，尽管我的出发点和他完全不同。

魏斯曼和他的许多同事对下述的论点信以为然：哲学家是一类特殊的人，哲学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专门活动。他在文中试图通过举例表明，什么是哲学家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如果和其他的学科相比，例如与数学或物理学相比，哲学的特点又是什么。因此他特别注重描述当代学院哲学家的各种兴趣和活动，以及他们在什么意义上堪称是继续了过去哲学家的工作。

不仅是这些东西引人入胜，而且魏斯曼的论文展示了他们每个人全力投入这些学术活动的程度，甚至展示了他们相当激动的程度。确实，从这种特殊的哲学家群体的意义上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家，而且显然，他希望向我们传达他们这种有点孤高封闭的社区的成员们所共享的一些激动。

我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是哲学家，只不过某些人具有更多的哲学家的特点罢了。我当然认为有像学院哲学家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孤高团体，但是我却远远不能分享魏斯曼对他们的活动和对他们的取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相反，我感到要为那些不相信学院哲学家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是另一类哲学家）多讲几句话。至少我强烈地反对一种观念（一种哲学的观念），这种未经检验也没有明白讲出的观念就弥漫在魏斯曼这篇出色的论文中：我指的是那种认为知识界和哲学界存在着精英人物（elite）的观念。

我当然承认有少数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也承认有为数不多的哲学家，他们虽然在许多方面令人赞赏，却还够不上伟大。尽管他们的成果对于任何学院哲学家都应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可是哲学并不像绘画依赖伟大的画家或音乐依赖伟大的作曲家那样依赖他们。另外，伟大的哲学（例如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s］的哲学）则早于一切学院哲学和专业哲学。

在我看来，专业哲学做得并不太好。它迫切需要apologiapro vita sua（为其生命的行为进行申辩），为其存在进行辩护。

我甚至感到人家称我为专业哲学家的这一事实对我作出了一个极为不利的判决：我感到我被指控。我必须服罪，并且像苏格拉底那样提出自己的申辩。

我提到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y」，因为在所有的哲学著作中我最喜欢它。我猜想它记录了历史的真相——大体上，它告诉了我们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面前所讲的话。我喜欢它，因为讲话的人是一个谦虚的人，一个无畏的人。并且他的申辩极为简单：他坚持说他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并不聪明。而这一点却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也许要把这一点除外才是他的不聪明；他是一个批评家，特别喜欢批评别人的高谈阔论，然而他是他同胞的朋友，是一个好市民。

这不仅是苏格拉底的申辩，而且在我看来，它也是为哲学所作的动人心弦的申辩。

但是让我们看看对哲学提出的指控。许多哲学家，包括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做得并不太出色。此处我要讲四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休谟，斯宾诺莎和康德。

柏拉图在所有哲学家中最伟大、最深刻也最有天赋，但他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却让我感到厌恶甚至恐怖。然而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最伟大的哲学专业学校的创建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富有灵感的诗人。他写了一些优美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申辩篇》。

与苏格拉底完全相反，他和他以后的许多专业哲学家的通病是相信精英人物（elite）：这些人物只存在于哲学的王国，苏格拉底要求政治家应该聪明，即懂得自己所知甚少，而柏拉图则要求聪明的人，即有学问的哲学家应该成为绝对的统治者。（从柏拉图以来，自大狂已经成了哲学家当中最流行的职业病。）在《法律篇》（The Laws）第十章中，柏拉图又设想了一种体现着宗教法庭（the Inquisition）的机构，而且为了医治持不同政见者的心灵，他几乎建议设立集中营。

大卫·休谟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他也许是继苏格拉底之后在所有哲学家当中最正直和最正常的人，也是极其谦虚、理智和不带偏见的人。然而他却被一种令人遗憾的错误心理学理论（和一种教导他不相信自己的出色的理性力量的知识论）引导到一种可怕的学说：“理性是并且只应该是各种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激情之外，决不能自称有任何其他职务”。我随时可以承认，没有激情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但我相信的却正好与体谟所说的相反。在我看来，让我们的激情受到我们所能保持的有限理性的控制，才是人类的唯一希望。

斯宾诺莎，这位伟大哲学家当中的圣者，像苏格拉底和休谟一样也不是专业哲学家。他的教导几乎和休谟恰恰相反，但是有一个方面，在我看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从伦理上也是无法接受的。他是一个决定论者（同体谟一样），对他来说，人类的自由仅仅在于对迫使我们行动的真正原因有一种清楚、明白和足够的理解：“一种感情，是一种激情，我们一旦对它有了清楚明白的观念，它就不是激情。”只要它是激情，我们就受其控制而不自由；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楚明白的观念，我们仍然受其决定，但是我们已经把它变为我们理性的一部分。斯宾诺莎教导说，只有这才是自由。

我认为这种教导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危险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形式，尽管我自己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首先我不相信决定论，我认为斯宾诺莎或别的任何人在支持决定论或者支持决定论与人类自由的调和（也就是与常识的调和）方面都没有提出过有力的论证。在我看来即使我们所做的多数事情（但不是全部）是被决定并且甚至可以预见乃当然之事，斯宾诺莎的决定论也是一种典型的哲学家所犯的错误。其次，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斯宾诺莎所说的“激情”（Passion）之物如果无节制会使我们失去自由，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上面所援引的他的公式却会解除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所负的责任，如果我们对自己行动的动机缺乏清楚明白和足够的理性观念的话。不过，我声明，我们从未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认为在我们的行动中，在我们与同胞的交道中，保持理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目的（斯宾诺莎肯定也这样认为），但是这不是一种我们能够说我们已经达到的一种目的。    

康德是专业哲学家中的凤毛鳞角，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努力解决体谟否定理性的问题和斯宾诺莎的决定论问题；然而他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

这是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我非常赞扬的哲学家。你们将会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哲学进行辩护。

与我的朋友弗里茨·魏斯曼、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和维克托·克拉夫特（Victor Kraft）不同，我从来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成员；事实上，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称我为正式的反对者（the official opposition）。我从未被邀请参加这个学派的任何会议，这也许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反对实证主义的缘故。（我本来会乐意接受邀请，因为不仅这个学派中有些成员是我的朋友，而且我对某些其他成员也非常赞赏。）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影响下，这个学派不仅反对形而上学，而且也反对哲学。施利克（Schlick）这位学派领袖用预言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点：哲学“从未说出有意义的东西，吐露的仅仅是一些无意义的词语”，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哲学家会发现“他们的听众”由于厌倦空洞的长篇大论而掉头离去。

多年来魏斯曼赞成维特根维坦和施利克。我认为我能从他对哲学的热情中窥见出这种皈依的热情。

虽然我必须承认哲学家做得并不太好，但是我总是为了保卫哲学甚至形而上学而反对维也纳学派。因为我认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是在严肃性和困难性上程度不同，并且这些问题并非全部无法解决。

确实存在着一些迫切而严肃的哲学问题，并且需要用批评的态度来讨论它们，在我看来，这就是为可以被称为专业哲学或学院哲学所提出的唯一辩护。

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否认存在着严肃的哲学问题。

按照《逻辑哲学论》的结尾之处的说法，哲学上明显的问题（包括《逻辑哲学论》本身的问题）都是假问题，这是由于说话者没有赋予所有的词以意义的缘故。这种理论可以被看成是受了罗素的启发，因为罗素就把逻辑停论看成是假命题，这些假命题既不真也不伪，只是无意义。这发展成了一种现代哲学的技术，这种技术把一切难以对付的命题或问题都说成是“无意义”。维特根斯坦在后来经常谈起在哲学上误用语言而引起的“迷惑”（puzzles）。我只能说，如果我没有严肃的哲学问题，没有解决它们的希望，我就没有理由作一个哲学家：对我来说，也就没有必要为哲学的存在辩护。

在这一节我将列举一些哲学观点和活动，这些观点和活动典型地代表了我所不满的那种哲学。这一节可以题为“我不怎样看待哲学” （How I Do Not See Philosophy）。

1．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为了解决语言迷惑，虽然消除误解有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预备工作。

2．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系列艺术作品，也就是说，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些惊人而有独创性的世界图画，或者是对世界的机敏而奇异的描绘。我认为，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看待哲学，那么我们就对伟大的哲学家很不公正。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并不肩负着美学追求。他们并不想当精心构思体系的建筑师；而是像伟大的科学家一样，他们首先是真理的寻求者，即寻求真正问题的真正解决。我认为，哲学史从根本上讲是追求真理的历史的一部分，我反对把哲学当作纯粹的美学，尽管美在哲学中和在科学中一样重要。我完全赞成在理智上的大胆探索。我们不能同时既当理智的懦夫又当真理的寻求者。一个真理的寻求者一定要敢于显示智慧，他一定要敢于成为思想领域的革命家。

3．我不把哲学体系的漫长历史看成是一座理智大厦，在这座大厦里所有的可能观念都一试身手，而真理也许只是一种副产品偶露光芒。我认为，历史上的每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一旦确信，他的体系尽管辉煌壮观，但是没有接近真理一步，他就会抛弃体系（就像他所做过的那样），谁要对此有片刻怀疑，谁就是对他们不够公平。（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把费希特和黑格尔看作真正哲学家的原因：我不相信他们把自己献身给了真理。）

4．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澄清、分析和“引伸”（explicate）概念、字词和语言的努力。概念或词语仅仅是表述命题、猜测和理论的工具。概念或词语本身不可能真；它们仅仅为人类描述和论证的语言服务。我们的目的不应该是分析意义（meanings），而应该是寻求有益和重要的真理；也就是说寻求真正的理论。

5．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显示聪明的方式。

6.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智力疗法（维特根斯坦这样看），一种帮助人们走出哲学窘境的活动。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的著作里）并没有让苍蝇看到从瓶中飞出的途径。相反，我倒从无法从瓶中逃遁的苍蝇身上看到了一幅维特根斯坦的触目的自画像。（维特根斯坦是维特根斯坦学派的一个实例，正如弗洛伊德是弗洛伊德学派的一个实例一样）。

7．我不把哲学看成是对如何更精确或更准确表达事物的研究。精确性和准确性其本身并没有智力价值，我们决不应该追求超过问题本身所要求的精确性或准确性。

8．因此，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为解决最近或较远的未来所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提供基础或概念框架的一种努力。约翰·洛克（John Locke）正是这样做的，他想写一部关于伦理学的著作，他认为首先必不可少的就是提供概念方面的预备条件。他的著作（指《人类理解论》[Essay con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就是由这些预备性的条件构成的，从此英国哲学（仅有少数例外，例如休谟的一些政治论文）就一直陷入这些预备性条件的泥淖之中。

9．我也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时代精神是黑格尔的观念，它经受不住批评。在哲学中有时尚，正像在科学中一样。但是一个真正探索真理的人不会去追随时尚；他不但不相信时尚甚至会反抗时尚。

一切男人和一切女人都是哲学家。如果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有哲学问题，至少他们有哲学偏见。这些偏见大部分都是未经考察就接受的理论：他们从周围的智力环境和传统中吸收了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中很少是人们自觉接受的，所以它们在下述意义上是偏见：没有经过批判性考察就接受了它们，尽管它们对人的实际活动，对人的整个生活可能都有巨大的重要性。

需要有人对这些广泛流行而有影响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就是为专业哲学的存在所作的一种辩护。

这些理论是所有科学和所有哲学的不可靠的起点。所有哲学都必须始于这些可疑而且常常有害的未经批判的常识。它的目的是获得经过明确化和批判性考察的常识：获得一种更接近真理的观点；一种更少有害于人类生活的观点。

让我例举一些广泛流传的哲学偏见。

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哲学人生观，大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某件真正坏事（或是我们非常讨厌的事），那么都肯定有某个人是造成此事的原因：这件事肯定是某个人故意而为。这种观点非常古老。在荷马史诗中，正是众神的忌妒和愤怒造成了发生在特洛伊城前的战场和特洛伊城内的大部分可怕事件；正是海神波赛东（Poseidon）造成了奥德修斯（Odysseus）的不幸命运。在后期基督教思想中，邪恶的根源是魔鬼（Devil）；在庸俗的社会学看来，正是贪婪无厌的资本家的阴谋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到来，阻碍了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

那种把战争、贫困和失业看成是来自某种邪恶的企图或某种阴险的计划的理论是常识的一部分，然而未经过批判的考察。我曾把这种未经批判的常识理论叫作社会阴谋理论（the conspiracy theory of society）。（人们甚至可以称它为世界阴谋理论：请想一下宙斯的雷霆。）这种理论通过寻找替罪羊的形式，被人们广泛接受，它频频地煽动起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其可怕的苦难。

社会阴谋理论的一个方面是它鼓动人们搞真正的阴谋，但是一项批判性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阴谋很难达到它们的目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这样的阴谋家，他们拥有阴谋理论，但是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目的都没有在意大利或德国实现。

所有这些阴谋家之所以成为阴谋家，就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社会阴谋理论。

注意到社会阴谋理论的错误也许是一种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却并非全然没有意义的贡献。况且，这一贡献又导致了另外一些贡献，例如发现人的行为所导致的不受意图决定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对于社会的意义，以及促使我们认识到理论性的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造成了我们的行为所导致的不受意图决定的后果的那些社会关系。

且以战争问题为例。甚至是罗素这样卓有声望的批判性哲学家也认为，我们不得不用心理动机即人类的好斗习性来说明战争。我不否认存在着好斗习性，但是令我震惊的是，罗素没有看到现代的大多数战争都是由于恐惧侵略而不是个人的好斗习性所造成的。它们不是由于害怕某种阴谋力量所引起的观念形态的战争，就是由于某种客观情境所造成的恐惧所引起的战争，尽管这种战争没人想打。一个例子就是由于互相害怕受到侵略而导致军备竞赛从而引起战争；也许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争，例如甚至像罗素这样一个反对战争和反对侵略的人，也曾一度提出这种先发制人的主张，因为他（正当地）害怕俄国不久会拥有氢弹。（没有人想要这种炸弹，正是由于害怕希特勒会垄断才导致了它的建造）。

再举一个不同的例子，举一个哲学上的偏见。有一种偏见认为，一个人的意见总是被自身利益决定。通常这种学说（它可以被描述为休谟学说「即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的一种退化形式）并不用于他自身（休谟是这样做的，他教导说我们要以谦虚和怀疑的态度来对待理性能力，包括他本人在内）；而是只用于别人，因为别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这妨碍了我们耐心地听取和我们相反的意见，并严肃地对待它们，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些意见说成是出自别人的“利益”。这样一来，理性的讨论便成为泡影，导致了我们天真的好奇心和发现事物真相的兴趣的衰败。这就把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换成了一个很不重要的问题：“你的自身利益是什么，你的内心动机是什么？”它妨碍了我们向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学习，从而导致了人类统一性的崩溃，这种统一性正是以我们共有的理性为基础的。

一种类似的哲学偏见认为，理性讨论只有在基本问题上意见相同的人之间才能进行，这种观点目前非常流行。这种有害的学说意味着对基本问题不可能进行理性的或批评性的讨论，从而得出了和前面讨论过的学说同样不良的结论。

很多人拥有这种学说，但它们属于哲学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一直是很多专业哲学家们所关心的对象：即知识的理论（the theory of knowledge）。

在我看来，是知识理论的各种问题构成了哲学的核心，既是未经批判的或大众的常识哲学也是学院派哲学的核心。这些问题甚至决定了伦理学的理论（就像雅克·莫诺［Jacqces Monod］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

简单地说，正像在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 （epistemological optimism）和“认识论的悲观主义” （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之间的冲突。我们能获得知识吗？我们能够知道多少东西？认识论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能够获得知识，而认识论的悲观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知识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之外。

我是一个常识的赞赏者，尽管不是全都赞赏。我认为，常识是我们唯一可能拥有的起点。但是我们不应该试图靠常识建立起一座可靠的知识大厦，而是应该批评它和改进它。所以我是一个常识的实在论者（a commonsense realist）；我相信物质的实在性（我认为物质是“实在”一词所表示的范例）；由于这个原因，我应该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不是这一术语所表示的下述学说的话：（a）认为物质在本质上不可还原；（b）否认非物质的力场（fields of forces），当然也否认精神或意识的实在性；否认除物质以外任何东西的实在性。

我按照常识的看法，认为既存在着物质（“世界1”）也存在着精神（“世界2”），我提议还存在着另外的东西，特别是人类精神的产物，这包括我们的科学猜想、理论和问题（“世界3”）。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常识多元论者（a commonsense pluralist），我完全愿意让这种观点受到批判，被另一种主张取代，但是我所知道的所有批判它的论点，在我看来，都还不能成立。（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从伦理学上说，这里所讲的多元论也是需要的）。

所有反对多元实在论的论点归根到底是以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常识的知识论（the commonsense theory of knowledge）为基础的，这种知识论在我看来是常识的最薄弱的部分。

常识的知识论在把知识与确实的知识（knowledge withcertain knowledge）相等同的范围内是高度乐观的。因此它认为猜想性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知识。我把这种论点看作仅仅是纠缠词语而不予考虑。我随时承认“知识”一词在我所知道的各种语言中都带有确定的含义。但是科学是由假说构成的，想以看起来最确实或基本的现成知识（观察性知识）为起点，以便在它们的基础上建一座可靠的知识大厦，这种常识理论的纲领经不起批评。

顺便说一句，它导致了两种非常识性的实在论观点，这两种观点直接对立。

1．非物质论［lmmaterialism］（贝克莱、休谟、马赫）

2．行为主义的唯物论［Behaviourist materialism］（沃森［Watsod、斯金纳 ［Skinne］）

第一种否认物质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知识的唯一确实而可靠的基础就是我们自己的知觉经验；这些知觉经验永远是非物质的。

第二种否认精神的存在（附带地也就否认了人类自由的存在），因为我们实际能够观察的都是人类的行为，而人类行为在各方面都同动物行为相像（除了它包括的一个广阔而重要的领域“语言行为”之外）。

这两种理论都是以站不住脚的常识的知识论为基础的，正是这种常识的知识论对常识的实在论作出了传统性的但却不正确的批判。这些理论在伦理上并非中立而是有害的；如果我想安慰一个哭泣的小孩，我不想中止某些（我的或你的）令人不快的知觉，我也不能改变儿童的行为，或者不让泪水从他的面颊上流下来。我的动机与这些完全不同——它不能证明也不能推导，而是出于人性。

由于恩斯特·马赫，非物质论（它的起源应归于笛卡尔——他当然不是非物质论者——所坚持的主张：我们必须以知道我们自己的存在这一不容置疑的基础作为出发点）在本世纪初达到顶峰，但现在已失去了大部分影响。它不再流行了。

行为主义（否认精神的存在）在目前大为盛行。虽然它提倡观察，但它却不仅在一切人类经验面前逃遁，而且还试图从它的理论中推导出一种在伦理上很可怕的理论：条件反射理论（the theory conditioning）；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伦理学理论可以从人性推导出来。（雅克·莫诺已经正确地强调这一点；另见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行为主义这种时尚根据的是一种未经批判就接受的常识的知识论，我已经力图指明这种知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希望这种时尚迟早会失去它的影响。

在我看来，哲学从来也不应该而且它也确实不能与各门科学脱离关系。从历史上看，全部西方科学都源于希腊人关于宇宙即世界秩序的哲学沉思。

荷马、赫西奥德（Hesiod）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所有科学家和所有哲学家的共同祖先。他们的目的就是探索宇宙结构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包括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仍然是整个哲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正是批判性地探索各门科学，探索它们的发现和它们的方法，甚至在各门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以后还仍然是哲学探索的特点。在我看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I Philosphy）标志着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事件，最伟大的智力革命。它标志着两千多年梦想的实现；它标志着科学的成熟，标志着科学从哲学中脱颖而出。牛顿本人像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一样，依然是一个哲学家；依然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一个探索者，并且对他自己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在给本特利（Bentley）的信中（1693年2月25日）这样谈到了他自己关于超距作用的理论：

对物质来说，引力应该是固有的、内在的和本质的，所以一个物体可以超距地作用于另一个……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如此荒谬，以致我认为在哲学问题上有健全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陷入这种荒谬。

正是他自己的超距作用理论导致他走向了怀疑论和神秘主义。他推论出如果空间的所有遥远区域都能同时地相互作用，那么肯定是由于某种无所不在之物，它在同一个时间同样存在于所有的区域，这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因此正是试图解决这个超距作用问题才使牛顿产生了他的神秘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空间是上帝的感觉中枢（the sensorium of God）；在这种理论中他超越了科学，并融进了批判和思辨的哲学以及思辨的宗教的因素。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也产生过类似的动机。

我承认在哲学中有一些非常精细然而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在学院哲学中占有而且仅仅在那里占有它们的地位；例如数理逻辑的问题，概括地说是数学哲学的问题。在我们的世纪，这些领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就一般学院哲学而言，我却为贝克莱常说的“琐碎哲学家”（minute philosophers）的影响而担忧。诚然，批评是哲学的生命源泉。然而我们却应该避免吹毛求疵。对于琐碎论点进行琐碎的批判而不理解宇宙论和人类知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并且没有严肃而竭尽全力地去解决它们，在我看来是致命的错误。好像每一段只要费些力气就可以被误解或曲解的印刷文字，都足以证明写作另一篇批评性的哲学论文是合理的。最坏意义上的烦琐哲学到处流行；所有伟大的观念都被埋没在词语的洪流之下。与此同时，某种傲慢和粗暴（这在过去哲学文献中很少出现）似乎已经被许多杂志的编辑当作是在思想上和创独性上有魄力的证明。

“要么缄口不言，要么就振聋发聩 （AVT TACE / AVT LOQVERE MELIORA / SILENTIO)”——《Philosophy》 by Salvator Rosa, c.1645

我认为，每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意识到他所处的优越地位。他有责任尽可能把文章写得简单明白，而且尽可能用规范的形式写；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困扰着人类而且要求用新的大胆而耐心思考去处理的重大问题，不要忘记那种承认自己所知甚少的苏格拉底式的谦虚。

与处理琐碎问题的琐碎哲学家不同，我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性地沉思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也包括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及我们行善和作恶的能力。

我也许可以用一点肯定不是学院的哲学来结束这篇文章。

据说首次登月的一位宇宙飞行员在返回地球时讲过一句简单而又智慧的话（我根据记忆援引）：“我在我的生涯中已经见到一些星球！但是每次我都想到地球。”

我认为这不仅是智慧而且是哲学的智慧。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生活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小小星球之上——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某种类似生命的东西，使我们的星球显得如此美丽。但是我们确实站在这里，而且有各种理由对它感到惊奇，对它充满感激之情。它几乎是一种奇迹。不管科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宇宙还是几乎没有什么物质；在有物质的地方，物质也几乎都是一片混乱动荡的状态，不适宜生物居住。在许多别的星球上可能存在着生命。然而如果我们在宇宙中随意地选择一个地方，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仍有疑义的宇宙论来计算）在这个地方发现生命的概率将是零或接近零。因此生命至少有一种稀有之物的价值，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都容易忘记这一点，把生命看得太不值钱，这也许是由于思想上的轻率，也许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上肯定是有点过于拥挤了。

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好歹都要设法对生与死表示一种态度。有些人认为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它会完结。他们没有看到也许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如果生命不会完结，生命就会没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每时每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才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本文出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01期，卡尔·波普尔 著，孙伟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