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萧红曾在《呼兰河畔》描述过一个叫小团圆媳妇的人，在病逝前经历各种神怪疗法的故事：“东家说，看个香火，西家说，吃个偏方。偏方，野药，大神，赶鬼，看香，扶乩，样样都已经试过，钱也不知花了多少，但是都不怎样见效。”“于是就又跳神赶鬼，看香，扶乩，老胡家闹得非常热闹，传为一时之盛。若有不去看跳神赶鬼的，竟被指为落伍。”但最终，小团圆媳妇还是死了。
扶乩如何治病，可能因地因人而异。1933年，一个叫愚农的作者写了一篇《亦巫亦医之天津市的扶乩坛》，介绍了天津扶乩治病的套路。这篇文章还有个很长的副标题——“既可画符治病复能决疑指迷，有时也谈家宅月令军国大事”，从中亦可看出，“画符治病”在天津乩坛各项功用中排序第一，乩童即是巫医。
1930年代初的天津乩坛，有的设在私人家中，有的便如“看香顶神的人”一样有坛口，更有些附设在公所里。乩坛作法时，请下来的“主坛者”不外“胡二爷”（指狐仙）、“白五爷”（指刺猬仙）等所谓“五大家”，再有便算“济公长老”最享盛名了。作者愚农说，有时遇着大事，坛口上能请得到诸神齐降，如“吕纯阳”、“关云长”、城隍、土地甚至于“五殿阎君”，这些神怪小说里的名角，各降乩语，五言七言，彷佛像似诗句，还有时降下些“似通非通”的文字来使你“参悟”，任你绝顶聪明，也感到“神机莫测”。
那天津乩坛一般是如何给人看病呢？
愚农将乩坛与医院、诊所做了对比，相同点是都要“先挂号”，不同点是乩坛一般不收费，只要你病好后烧香还愿或者办坛口，有的乩坛即便提前要钱，也都收得很少。还有的要“坛弟子”负责经费。治病的人如果不能亲自到坛，托人去一样可以治疗。乩童略问一下病象，就把一叠黄表纸用乩笔画一阵，这就是“符”了，将其烧掉用水冲服。有时在“符”外，还会开偏方，如果是外科如疮疹等病，还可能画些涂抹用的符箓，与内服符纸合用。
这段描述道出了乩坛何以受欢迎的理由。不预先收费或极少收费，只要求患者痊愈或好转后打赏，无疑是极受欢迎的。当时大部分的民众并不知道，人体相当部分疾病是可以依靠免疫系统自愈的，一旦他们将疾病的好转归于乩坛，就要付出很大成本了——还愿感谢神灵时，是不应太小气的。
乩童用“一根竹棍在沙子盘里乱画”，写的字“我们凡人看不懂的”。有时候，乩童会告诉病人，生病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家宅闹着鬼或神。最后，乩童会将病人家里闹事的神鬼逐走，以此达到治病的目的。
愚农显然并不相信扶乩。他说乩坛上降下的“乩语”有时连篇累牍动辄数千言，文法字义却无法了解，乩童只说此为天机不可泄露。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天津乩坛里颇有人问起东北未来局势，有几处乩坛都说不致沦亡。撰写这篇文章时，国民政府连热河都失去了，愚农慨叹道：“这迷梦何时才破？全市的人都在狂热底从迷梦中追求和平呢！”
北京各“善字机构”的情况与此相当，每次都以“济颠降乩”或“吕祖临坛”名义为信众指点迷津。北京《晨报》1923年8月22日的报道称，宣武门外南横街的一处善社，每周日扶乩治病，妇女前往求治者令沿途为之堵塞。凡去看病者，每次只给神符一道，香灰一撮，草药方一个，不论男女，也不论所患何病，均是如此治法。该报举例说，北城店门外什刹海沿一位妇女，来此请乩求治，服下符药香灰后，未见好转，反而加重。而在西城单牌楼手帕胡同的另一善社，在外面张贴的传单，均是荒谬不经之词，且有对入社者剥夺财物的情况发生。
从当时公共媒体报道看，以对扶乩持否定态度为主流，但这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扶乩在民间的加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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