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严禁扶乩的告示虽然多次发布，但民众仍未尽改。所以到了1930、1940年代，我们仍然能看到描述各地扶乩现象的文章，扶乩继续在民间开枝散叶，四处开花。禁令早已成一纸空文。
如卫生部1929年下发第100训令，各地开始了一轮整肃运动。太原公安局5月15日发布公告称：“扶乩抽签、求神拜药为神权时代之产物，非特阻民智之进展，抑且妨社会之安宁，迭经布吿严禁在案，乃无知民众迷信过深，积习相沿，仍未尽改，殊为国民革命时代遗憾之事，除令饬各区严行查禁外，合亟布告仰全市民众一体遵照，切勿再蹈覆辙，甘自贻误，特此布告。”但没有什么卵用。
一直到1949年以后，这种现象才被强势阻绝。
降鸾扶乩，被认为是军阀时代最时髦的一件事。除了上文提到的吴佩孚等人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1930年代，受到媒体关注的前“西北军”领袖、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鹿钟麟即是其一。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便退居天津，和一般北洋军阀一样做了“寓公”，闭门谢客、专心修养。据《上海报》1934年报道，自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后，南北各处内战频发，鹿钟麟认为此为“天祸中国”，更加“佞佛求仙”，开始代国家忏悔，以期祷于上天而佑党国，增加福报。他在租住的黎元洪住宅内，建了乩坛，天天求神问卜，借以占时局之祸福，三天一小占，七天一大占，名曰“三七扶乩会”。
每次扶乩的时候，鹿钟麟等人要在神前顶礼膜拜。乩坛设在一间清净的书斋内，四壁皆张黑幕，
以示幽静，接近于神境。扶乩的道具用两条线索一直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一个自命善知神意的师爷是前任鹿部秘书长，他两手托着沙盘在乩头下移动，沙盘上便显出龙蛇般的字迹来。据说只有这位师爷能扶乩，别人扶了便写不出字来，故该师爷在天津军阀官僚中有“扶乩圣手”之称誉。鹿钟麟的外号则是“鹿半仙”，要是有人前去询问扶乩理由，他通常会欣然取出许多乩书的“诗词联语”给大家看，并笑着说：“这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国粹，西洋讲科学的人是不懂的。你们青年别说这是迷信，须知灵学亦是哲学一种，特别有作用有道理的。不信我姑且告诉你，闽变未发生前，我们的仙乩就早已告诉我们’东南到处有啼痕’呢！”
1927年底奉晋大战时，傅作义是晋军阎锡山麾下的第四师师长，在率部进攻河北涿州之前六七日，他在司令部内设了一个扶乩坛，想要问卜前程。
乩坛上，口中念念有词的的乩童神灵附体，在沙盘中写了如下乩语：“掘坑盖虎，奉晋受苦，二马良配，必得其主。”傅作义又特地向坛上的仙童询问个人前途，得到的答复是四个字：“米尽犬飞”。
傅作义很快占领涿州，坚守三个月后，与张作霖的奉军进行了谈判，带领残部离开，涿州重回奉军之手。这似乎应验了那四字乩语“米尽犬飞”。
当《北京晨报》记者1928年初在涿州大战后前往司令部采访时，傅作义手下的白副官说：傅作义师长平素极其笃信佛学，就是在战火纷飞之际，尤念《金刚经》一段。
傅作义只是民国时期众多信仰扶乩的将领中的一员。比他地位高得多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对扶乩的态度堪称着迷。按照《大公报（天津）》1924年7月31日的报道，吴佩孚迷信易理，每天热衷于星象与阴阳卜筮，扶乩占卦几乎成为日常功课。每夜二三点，他必起而观星，以推测吉凶，进而确定第二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公务之暇，则研究周易，同样是为了预言吉凶，每次用兵，更是要卜上一卦。
吴佩孚对扶乩之说“极迷信”，无事就请关羽、岳飞、吕纯阳在乩坛下降，与之赋诗。他还让人摄影，将照片印刷多张，分送给部属。因此之故，开封各照相馆均开展起了“照鬼像”业务。河南前省长张凤台效仿吴佩孚，为死去的父母降坛附体时照像。而河南督理张福来也给去世多年的母亲“照出鬼相”。张福来认为，这个鬼照非常“逼真”。
如果认为扶乩只是军阀和平民的信仰，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甚至在知识分子群落里也不乏拥趸。著名作家许地山就相信乩坛里沙盘上所写的话虽然与鬼神降现没有关系，扶乩者也不是个个心诚意洁，但却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他在1940年成书的《扶箕（乩）迷信的研究》中就称“灵动力”可使物体自己移动，现场十几二十人的“观念力”集中在扶乩者身上，使他不自觉在沙盘上写下了字。所以乩仙说的话与现场在座的人的知识有密切关系。
甚至到了1990年代，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四部曲”中，提及小时候山东老家的扶乩时，仍然相信乩坛上“筷子会自动在桌面上画字，那就是神仙在作诗”。他说：“有人认为不过是乩童作弊，其实作弊很难。第一，乩童不识字，识字的孩子没这个资格；第二，两个乩童分别站在八仙桌两边，互不相谋，无法形成作弊的默契。童于似乎无法操纵筷子，最多只能阻滞罗（箩）动。”
许地山和王鼎钧当然都是错的。他们二人固执的确信，只是在证明人类认知的进化有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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