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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37年4月,《申报》派记者俞颂华、孙恩霖秘访延安,并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
但是,俞颂华回到上海以游记形式发表见闻时,却遭到国民党上海新闻机构的干扰,有关与毛、周谈话的内容完全被删节,相关情况因此湮没不传。
所幸同年6月,俞颂华受上海海关俱乐部乐文社邀请发表演讲,借此机会陈述了采访毛、周的过程。演讲稿随后刊载于海关内部刊物《关声》中,从而为今天的人们了解“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提供了珍贵史料。
作者: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下文(节选)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8期。
▲1921至1924年,俞颂华在柏林,时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特派记者常驻德国(1921年上半年常驻莫斯科),为民国首批驻外记者
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俞颂华受到当局(即所谓“种种关系”)横加干涉后,非常巧妙地用“附识”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无奈,申明自己是“自动删节”,这当然是违心之论。
好在那些被删节的细节并未彻底湮没,在稍后给上海江海关关员所做的一次演讲中,他又向众人做了讲述。
新发现的演讲记录,与已刊游记文章堪称合璧,成为今天全面了解《申报》记者当年访问延安之事的重要参考。
▲2021年7月,央视1台播出《山河岁月》纪念中共百年系列片第5集《去远方》,左起: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1920年10月16日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赴苏俄采访
“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陕北情形”
旧中国的海关工作人员属于比较特殊的职业群体。由于历史原因,江海关(沪关)关员不仅薪水优厚,人员文化素质也普遍较高,海关内部也有职员自治的文化和与之相应的管理组织,甚至还有一些文艺社团。
其中,海关俱乐部的乐文社便是一个小规模的关员团体,乐文社设有时事座谈组,专门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前来演讲。
乐文社邀请俞颂华前往讲座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演讲内容有幸被记录下来,刊载于1937年6月23日的《关声》杂志上,记录者署名“一哲”,标题是《陕北之游》,副题《〈申报周刊〉记者俞颂华在乐文社时事座谈组讲词》。
兹将演讲词全文整理如下(段落、标点略有调整——引者)。
▲俞颂华——“中国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各位先生,在没有向各位报告之前,先要向各位表示敬意,对于这次关员的宣言,实在很是钦佩,这在以前言论上已表示过。今晚能同各位见面,尤其觉得快慰。
这次承主席要求我来讲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陕北的情形,很是愿意。这次是五月九日去的,去以前,并没有打算去陕北,只预备去西安的附近看看。本来在没有去西安前,也只打算到华北去一趟的,因为有两个同事买了飞机票到西安去,有一位临时因事不去了,票子费了可惜,报馆方面便改叫兄弟去。
到了西安以后,为什么要到陕北去呢?因为行营里有几位老朋友,在谈了西安事变普遍的经过以后,说起陕北的×军将要改编了。我本来打算看看西安水利建设,行营的老友既然这样讲,乃去看看将改变而未改编的×军情形了。
得友人指导,说是×军有办事处在西安,离杨虎城办事处很近,去见杨,请他派人接洽一下,很便当的。于是如法炮制了一下。
到了那边,希望见到周××,他因事回陕北去了,见到另外一位负责的姓叶的参谋长,谈谈大体的情形。问他对三民主义是不是接受,他说,这一点毛××对美国新闻记者Snow(斯诺——编注)谈话,有详细说明,当然接受的。他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就是那谈话的记录。
再问他抗×要不要准备?说要的,譬如伸出拳头打人,一定要紧握起来,两个指头握了,三个指头直而不屈,不能握起来是不行的,有几省要抗,有几省不抗,也是非失败不可。所以要胜利,必先国内统一。在现在还没有十二分统一的时候,要有准备。
▲右起:叶剑英、郭沫若、彭德怀、周恩来
这一点上,他谈得很好,说是个人利益要比团体利益看得轻,团体利益,又要比国家利益看得轻,国家民族的利益应看得最重。能够这样,就是统一的最要条件了。
于是进一步问他要到陕北去看一看,可以不可以?
他说新闻记者去是很欢迎的,照例须打个电报去报告一下。去,有运粮卡车可以坐,坐在车夫旁边,很辛苦的,须要自己[备]手巾,面盆,铺盖。
▲《申报周刊》封底,记者俞颂华和助手孙恩霖从上海飞抵西安,由叶剑英安排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运粮大卡车前往延安(1999年俞梅荪在北京图书馆翻拍原件)
关于这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我们在西安是住在西京招待所的,经理是熟人,没有铺盖,向他借,他说好的,但是说到陕北去,却又不借了,因为陕北地方太苦,很龌龊,怕带了虱子回来。最后是到小客栈去借,借到,买点东西,就动身了。
一路情形,在《申报周刊》上,已经有了,很苦。上海是二十世纪,愈是北,愈是一世纪、一世纪落后,在路上走了两天半,因为粮车重,上山时,力不足,一面开,一面推,因此耽搁了,本来两天可以到的。
到肤施,就达到了目的地。肤施本来属于延安府,所以又叫延安。明末李闯和张献忠都生长在此。地势很好,四面都是山。现在城门口有很大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标语,看见这个,也可想见他们态度的改变。
▲1937年5月23日《申报周刊》封面,延安城楼的抗日标语,此楼早已被拆除。俞颂华使用的是从德国带回的禄莱双反相机拍摄
去后,稍息,把想见的人开了个名单,交给一个机关里的人。当天晚上七点钟,约我们和毛××谈话。
毛××的居处,出于意外,很破烂,外面是几间破屋,他住在一个窑洞里,很大,物质很苦,没有电灯,只是一盏油灯,几张桌(很奇怪桌上有许多线装书),几张凳子,几张长凳。
去时,他在吃饭,吃的也苦,灰黑的面条有很多沙土,很不清洁,两碟菜,一个酱菜,一个不知道什么,很简单。
等他吃完,开始谈话。他很随便,上身穿中山装式的军服,下面穿布裤,头发很长,不拘礼节,谈起来对各方面都表示好感。
▲毛泽东和哈里森·福尔曼
这也出于意外,也许是改变态度后的情形。我对于过去他们骂人,向来不赞成,过去他们往往抓起一件事便骂,骂得淋漓尽致,过分的地方很多,所以我现在听见他对各方面都恭维,很是惊奇。
接着问他对山西,对阎锡山的态度怎样?他说,阎现在提“守土抗日”的口号,很好。现在不能积极抗日的时候,守土自然最重要。并且傅作义收复百灵庙,全国敬仰。又谈到阎氏土地村有的主张,说是比他们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彻底,是更进了一步。不但不骂,还要恭维。
又问他对于冀察政府怎样?说二十九军有抗日历史,在全国一致抗日的情形之下也会抗的。只要全国造成抗日的事实,他们也必努力。至于那边汉奸多,也只要全国一致抗日,都可反正。
总之,他对各方面都表好感。
又问对于中日经济提携的意见。他答的很妙。他说,南京上海方面都表示的很好:政治没有解决,是谈不上经济提携的。这态度是很正大的。
于是转了话题,问起从江西到陕北,牺牲的人一定很多,有无特别感想。且问一路来为何看见×军里十多岁的小孩很多。
他说:“从江西一直退到陕北,牺牲很多,但也不断有补充,都是农民子弟,年青的居多,从江西到陕北,跑的路,今天计算明天的路程,不能预算,计算的,往往与事实相反。”
关于童军,我有实际观察,因为沿途看见小×军,问他的出身,为何加入。这里面有福建人,江西人,四川人,陕西人,各地都有,的确多农民子弟,都是因了在家里过不活,所以跟了跑。
我又问毛××你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说希望将你们的所在地改成特区,“特区”内预备做何事?新的政策是怎样?又特区究有多大呢?
他说,要实行平民政治,不叫特区也可以。但想将所在地做成平民政治的模范区。关于这个区域,他说不大不小,面积同江西省同,(即现有陕甘宁三省各一部,合起来计算)但人口差得远,不及江西一半。
以上是同毛××的谈话经过。
▲右起:周恩来、叶剑英、博古
次晨见周××。
周××说,接洽经过很好,国内和平的原则,已经确定。(这话也并不新奇,南京要人发表谈话,也多着重和平统一,对内不用武力)×军改编,也已不成问题,但改成几师,尚未决定。那地方的政府也要改组,先改编军队。
他又说他希望国民党在这外患国难时期能和他们商定共同奋斗的纲领,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纠纷。此外他们还希望国内和平能够巩固,平民政治能够推进等。
周谈话态度很虚心,问我对他的话的批评和意见。我不客气说,平民政治的推进,与民智经济有关。工业不发达,教育不普及,没有法子。
他也承认他们最缺乏平民政治的经验,打仗的经验倒是很多。不过,他说,要和平统一,一致对外,平民政治很重要。平民政治不发达,则统治阶级与人民不是一体,必定要平民政治发达,然后能上下一心。希望大家能够向这方面努力。
对于这两人的谈话,我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他们所表示的希望也可说只是一般人的希望。例如平民政治要推进,和平统一,一致抗敌,这几点,是大家的希望,也是国民党的希望。
我没有在文字上发表,是因了怕有替他们宣传的嫌疑,其实我也不愿意替他们宣传,今天你们一定要我讲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东西,则不妨据实报告一下。
▲朱德
听说朱×的军帽太破了,有人劝他换一顶,他说不必换了,帽的形式,帽徽,不久都要改,等改了再换。这也可见两点,第一,他们准备改编,很有决心;第二,他们经济困难,上下都很节俭。
现在我想报告一些我的感想。
我总觉得中国全国的发展太不平衡,上海这样沿海一带,物质文明很发达,西北内地,却相差太远,将来不言抗日则已,否则各地不平衡发展的弊病应先补救。
现在西北还可受沿海接济,战时就很危险。西北宝藏有,但没有开发。譬如水利,西北历史上有许多的河道,现在都没有了。本来土地很肥,现在缺水,常常有旱灾。很不行。一旦对外打起来,自给尚成问题,供人,更不行。能够开发就好了。
还有一点,在西北,无论怎样荒凉的地方,英美烟公司的卷烟都有卖,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卷烟反没有。就是在肤施,毛××在谈话时请我吸的也是哈德门牌的卷烟。从这一点看,也是很可怕。
希望大家能去开发西北,同时把国货推销到内地去。要开发,先要有良好政治,人民困苦是政治不良的结果。第一政治改良,第二再加资本与技术,则西北便可开发了。
▲1932年,俞颂华在《申报月刊》创刊号刊载茅盾的《林家铺子》和巴金的《沙丁》,戴望舒、潘公弼、俞寰澄等社会贤达和学者的文章
由于当时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记录中红军被写作“×军”,毛泽东被写作“毛××”,周恩来被写作“周××”,朱德被写作“朱×”,至于“姓叶的参谋长”即叶剑英,甚至连“抗日”都被写成“抗×”,但读者一眼即能知晓实情。
因为是演讲词,语言也自然朴实,既透露了不少珍贵细节,也有即兴发挥之处,通篇演讲内容并不难理解,为研究中共党史和现代史提供了珍贵的新史料。
▲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俞颂华先生(黄炎培)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古镇的史量才故居纪念馆,“史量才的朋友圈”马相伯、张謇、黄炎培、黄远生、胡愈之、叶圣陶、俞颂华等的展牌
【附录】
俞颂华后人追忆
西安事变88周年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8周年之日,群里不少人讨论,使我很受启发。
我翻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先生撰写,关于我祖父俞颂华的《一段被尘封的历史-西安事变后《申报》记者访谈毛泽东、周恩来》的文章,2024年8月号发表,供参考。
其中提到:“1937年《申报》记者俞颂华等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但是,俞颂华回到上海以游记形式发表见闻时,却遭到国民党上海新闻机构的干扰,有关与毛、周谈话的内容完全被删节,相关情况因此湮没不传;所幸同年6月,俞颂华受上海海关俱乐部乐文社邀请发表演讲,公开陈述了采访毛、周的过程,演讲稿随后刊载在海关内部刊物《关声》,从而为人们今天了解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提供了珍贵史料。”
12月12日晚分享此文后,受到群友的热情关注。
我从小就听我奶奶和姑姑(俞颂华之长女)说起,西安事变之后,俞颂华在1937年4月前往延安采访之事。
▲1937年5月23日,《申报周刊》俞颂华报道《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共5页,约7000字。1999年俞梅荪翻拍于北京图书馆
1982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寒假时,在北大办公楼东北侧平时不开的图书馆之报库里,找到尘封的1937年5月《申报周刊》俞颂华报道延安的文章共5页,以及1924年俞颂华结束常驻德国四年,在回国的船上翻译的《柏拉图今解》专著。
1999年,我在北京图书馆紫竹桥新馆,找到《申报周刊》已经开架,并且翻拍了。近年,我还收集了相关史料,有待于撰文介绍。
(于2024年12月13日)
在史量才先生遇难
90周年之感言
▲史量才、沈秋水夫妇
2024年11月13日,是史量才先生遇难90周年忌日。
回想我的祖父俞颂华,在1911年曾与史量才先生分别参加辛亥革命苏州和南京之战役。1932年,俞颂华应史量才先生之邀,创办《申报月刊》为主编,后改为《申报周刊》主编;1935年,曾任《申报》总主笔,与史量才先生及其继任者马荫良先生为挚友,长期合作。
1997年秋,《申报》创刊125周年之际,我参加上海汉口路309号,申报馆旧址的开馆活动;
2015年,参加史量才研究会的年会;
2018年4月30日《申报》创刊146周年之日,参加汉口路申报馆旧址的纪念活动;
2019年,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
2022年4月30日,参加《申报》创刊150周年研讨会等等。
我与俞颂华的学生90多岁的方汉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近80岁的傅德华教授、史量才先生的后人等多有交流,受益匪浅。
我对史量才先生的“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的办报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量才先生倡导的办报精神,正是俞颂华的办报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努力学习和发扬。承蒙大家热情鼓励,我撰写纪念俞颂华的文章。
如今,在上海松江区泗泾古镇的史量才故居纪念馆,有介绍俞颂华的展牌。
(俞颂华之长孙俞梅荪感言)
▲2020年12月5日,俞梅荪在上海汉口路309号申报馆旧址讲述俞颂华的往事
作者简介
俞梅荪乃民国报人俞颂华之长孙,1953年生,198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毕业,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十年,后六年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兼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1993年,被北京大学法律系聘为兼职副教授;2006年,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兼职研究员。现为自由撰稿人,常住北京。
(来源:作者俞梅荪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