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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大跃进，机器造得勤；妈妈大跃进，棉花纺千锭；……我也来个大跃进，生产学习样样能。”近60年过去了，这首歌曲，至今还记忆犹新。
1958年，我虽然只有十三四岁，在德清县武康的“千秋完小”读六年级，但是，却体验了“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年代，许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往事历历在目。这些今天看来既荒诞又滑稽的往事，当初却是一场热火朝天的运动。
本文选自《公社见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作者：张长根。
1
全村搬家车渡桥
1958年10月1日，二都人民公社成立，我家乡秋山乡板桥村高级农业合作社板桥圩生产队，成为二都公社秋山管理区的兴龙大队第16生产队。那一天，全村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社员们欢天喜地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庆祝之后，紧接着全村社员搬家车渡桥，过上了军事化生活。一路上红旗在前，锣鼓开道，社员们挑着被头铺盖，浩浩荡荡进军车渡桥。车渡桥是板桥圩北面的一个生产队，与青石桥一起，成为社员的“生活居住区”，姚家圩社员搬家青石桥。因为一切财物归人民公社所有，搬家只要走人与带上衣物就行，其他什么也不用带。
我家住在车渡桥闻小毛家，他家腾出楼上一个空间给我。那时候家里不兴装修，甚至房间之间也不隔开，“直棒弄通”的。我家住中间，小毛家住西间，东面一间住着闻根庆一家，以今天的说法是“合房混住”。只是我们住的时间不多，而且像住旅店一样，惟有晚上住一夜。再说，一是“军事化”，二是“大会战”，父母亲日夜在田头“放卫星”，哪能住“家”里？只是我们兄弟住了几个晚上。
我们板桥圩的房子腾空做什么呢？有次我悄悄跑去看，哈！我们几家的房子成了仓库，放稻谷；长林、法山他们几家的关猪关羊，成了猪棚羊圈；法春家关了几头耕牛。众牛大概没喂饱，半夜里想挣脱牛绳跑出来，连房子的柱脚都被牛角撞得千疮百孔。
有一天晚上，我悄悄回到板桥圩家里，看到楼上有地铺，有被头铺盖，我估计这里有人来住。那晚，我住在自家楼上。果然，后半夜许多人来住宿。他们七嘴八舌说“争上游”“放卫星”的事。我听出他们是本公社二都管理区大赛大队那边的人，是“青年突击队”的，来支援放冬种“卫星”的。
2
千人一锅
我们兴龙大队板桥片在青石桥办起了公社大食堂，全片近千人在一口大锅里吃饭。
青石桥生产队自西往东的社员住房是朱水林、朱掌林、朱松林、朱金林、朱瑞林和朱金奎，这些住房一字排开，房屋较好，既整齐又清洁，食堂办在那里很适合，易管理。食堂的大灶安放在朱金林和朱瑞林家里，几口大锅一字排开，其他是几十张吃饭的八仙桌。食堂主任由原高级社社长、现副大队长兼任，下面有烧饭菜的炊事员，洗碗筷、洗菜、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杀猪捕鱼的采办员等一大帮“后勤部”人员。我记得车渡桥有一个放牛的，人称“癞头阿荣”很会捉泥鳅，于是叫他捕鱼捉鳅改善生活。
食堂的粮食、鱼肉、蔬菜之类是社员的，因为一切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没有权利自家受用，因此谁家地里有青菜萝卜，只管弄来吃了就是。食堂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因此，来吃饭的人，不一定是本队社员，本队的社员不一定在一个锅里吃饭。我曾经几次去武康，走到万青桥头看到他们开饭，也拿个碗盛了吃，没有人过问。
食堂开饭是敲锣的。锣声一响，田畈里呼声一片，几百上千亩大的田畈，人们像放食的鸭子，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食堂。这时候炊事员早把饭菜一桶一桶盛好，放在食堂前面的宽阔地上了。于是，人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哪还顾得上坐在桌边吃饭？我吃饭的习惯三扒二噎，就是那时候学会的，至今还改不了。大人教我们：第一碗要少盛点，盛了立即排队，第二碗要越多越好，否则，会饿肚皮！
后来，公社嫌这样浪费时间，妨碍了“放卫星”，干脆让食堂送饭到田头。食堂没有专职“送饭队”，社员派人到食堂，用担桶挑饭菜。于是，田里的人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地闹着等饭吃，几个“工作同志”东奔西跑地指挥社员“认真劳动，不许磨洋工”。可哪有几个听他的？肚皮要紧啊！
这样大概闹到1958年底1959年初，大食堂办不下去了，改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小食堂。小食堂没有大食堂那么“大方”，别说大鱼大肉、荤素搭配，饭也吃不上了。起先喝稀饭，后来是“1斤米烧16斤”的“四眼睛”粥，再后来是“瓜菜代”，吃得人都生了浮肿病。记得那年我在德清二中读书，想弄点“营养品”，父亲向生产队要求了好几次，队委会经过讨论，决定给我1市斤“营养品”。你以为那“营养品”是什么？谷糠！
3
田畈大会战
人民公社化之前，板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下面有青石桥、车渡桥、板桥圩、姚家圩、横山村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人民公社之后，合并为兴龙大队的第12、第13、第14、第15、第16生产队。1958年秋收冬种大会战，就是5个生产队的社员在同一个田畈里搞秋收冬种。大会战与平时的秋收冬种不同，大会战是“大跃进”年代“多快好省”热火朝天夺丰收的“淮海战役”。
别的大队派来了各式各样的突击队。例如，青年“赵子龙”、老年“黄忠”、妇女“穆桂英”等突击队，他们（她们）高举大红旗，上书某某突击队，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干劲冲天，挥汗如雨，一会儿就是一颗“卫星”，一会儿又是一颗“卫星”，战鼓咚咚，喊声震天，高潮迭起。
大会战很豪气，一天24小时不分昼夜。我那时候虽然在武康读书，但是放学回家后还是要去参加大会战的。男女老少齐出动，人人都要“大跃进”，于是我就亲历了大会战。那时候没有电灯，人们用一截长长的竹筒，竹筒上头插上棉花芯子，再往棉花芯子里面倒满柴油，点上火，当作照明的火把。晚上，田野上一片火把，照得满田畈一片通红，那场面很壮观。
大会战还有几个特点：一是“大呼隆”，二是疲劳战，三是瞎指挥。上千人一起干活，还有什么责任心？秋收别说“颗粒归仓”，田里污七八糟的都被糟蹋掉。直到年底，田里还有没有收割的稻；而收到的还有多少不进仓库的？冬种别说“精耕细作”，根本就是“烂泥田里插蜡烛”。当时有句俗语：“小麦抛抛掉，油菜粘粘牢。”一天24小时在田里干活，谁吃得消？前半夜还熬得住，后半夜只能在稻草堆里打瞌睡了。
我队有个社员，雅号叫“木壳佬阿富”，平时干活死样怪气，干到后半夜他实在吃不消，打起了瞌睡，恰巧被“工作同志”看到，好一顿狗血淋头的臭骂，还说要他“跪扁担”。老头子吓坏了，一下子“抛掉”了2麻袋小麦种子。
第二天，在孟家壕口松树墩头开现场会，阿富一夜下种小麦30多亩，受到表扬。另外几个干活“慢慢（认真）”的，被说是“磨洋工”“老牛拉破车”，被罚狗血淋头或跪扁担。当时，有人问阿富：你哪来的这么大的干劲？阿富一本正经地回答：“嗨，不抛掉他们要斗我，还是抛抛掉，省得他们开会斗我！”
4
万春桥头炼钢铁
那时候，我们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劳动。参加劳动除了田头大会战，还有为“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因此，去万春桥头敲矿石是我们大炼钢铁的一个实际行动。
万春桥头，就是如今的英溪北路万春桥畔。万春桥又名豫桥，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训导郭冕所建。万春桥畔原来民居众多，抗日战争时，被日本鬼子一把火烧得精光，成为一片废墟。解放后，陆陆续续搬来一些外乡人，搭建简陋草棚定居下来，形成了如今的千秋和丰桥村的一部分。“大跃进”那时候，那地方只有零零碎碎几个草棚，反正一切归人民公社，不用搬迁，就成了钢铁基地。所谓“钢铁基地”，其实就是建造了几只“土高炉”，高度估计不足10米。记得沿当时的京杭国道西边一字儿排着，大概有5座，炉门朝东。宿舍和伙房在国道东面万春桥北，毛竹搭起的一长排草棚，用晒帘和芦席隔开。炼钢铁的原材料主要是铁矿石，不知是哪里弄来的，只看到不足9米宽的公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运矿石的中型拖拉机，公路两边堆满了铁矿石。而燃料之一的木炭，是在社员的门前屋后，或者生产队的山上砍来的树木烧制的。反正已经是“共产主义”了，统统是公家的，没有什么你的我的他的，只管砍来烧就是了。
《德清县志》有载：“1958年，伐木烧炭，‘大办钢铁’，封山育林制度遂遭破坏。”炼钢工人是各公社抽调的青年人，条件是：出身好——贫下中农，思想好——党员、团员或者是积极分子。他们身强力壮，不怕艰苦。我在那地方敲矿石，认识了几个我们板桥的年轻人，今天尚记得他们的名字。伙房烧饭的是我村的陈师傅，我有时候晚上不回家，与他同住在伙房。记得1959年元旦那天，伙房改善伙食，每人一块“扎肉”。我因为不是“炼钢工人”，只分得到一小碗油豆腐。
敲矿石要用铁榔头，重的拎不动，轻的敲不碎，只有用不轻不重的“奶子榔头”。住在武康附近的同学自带榔头，其他人由学校想办法，我们一人一个。下午，从学校排着队浩浩荡荡出发。到了万春桥头后，分布在公路两边，由工人指挥操作。那铁矿石有的很大，几百斤重，我们敲不碎，只能请工人帮忙。他们用18磅的大榔头狠狠敲，敲小一些再让我们敲。我们用“奶子榔头”敲，轻了敲不碎，重了又怕敲到手指头上。有同学不小心敲得手指头起了紫血泡，痛得直“咝”气。起先我们敲得认真，还开展竞赛，比谁敲得多、堆得高。小孩子没有长性，尽管有老师管着，但渐渐地“扯野”了，尤其是我们这些不守纪律的男同学。先是东张西望，看来往的运矿拖拉机；接着是东来西去，到小高炉面前看有没有钢铁出来；后来索性到处乱跑，忙得工人高喊“走开”“走开”，工地上不安全哪！
那天，我们正好赶上钢水出炉。这场面热闹极了，“钢铁元帅升帐”“一天等于20年”等横幅高高挂起，锣鼓喧天，红旗飘扬，人们欢天喜地。“出炉啦！”众工人欢呼。我钻进人堆，像泥鳅一样钻到炉前去看。只见数丈远外火烫的炉膛里，慢慢地流出一线红色的液体，弯弯曲曲地往外流，活像一条红色的“乌梢蛇”在游动。流到一个矿渣模型里，液体渐渐地由鲜红变成灰暗，最后成为一块灰色的铁疙瘩。第二天早晨我上学路过那里，有钢铁工人聚在“铁疙瘩”面前，嘻嘻哈哈地笑着议论：家里的“破铜烂铁”都“大炼钢铁”去了，连做饭的“生铁镬子”也拿走了，说不定这是自己家的镬子“炼”成的。
5
田畈里“放卫星”
“小麦抛抛掉，油菜粘粘牢”的大会战，我在千秋公社星火大队城山生产队参加过一次种油菜，至今还记忆犹新，说起来十分有趣。
一天吃过中饭，我们“千秋完小”六年级同学排着队，整整齐齐去了城山生产队。到了城山，我与另一个同学被分配种油菜。老师告诉我们说：这田有一亩，你们两个人种，几时完成几时回家，完不成开夜工！同学是谁，我如今一时也记不起来了，但我记得他比我调皮多了。因为在烂泥田里种油菜是要赤脚的。不知怎么的，后来老师派他去了别处，因此一亩田油菜让我一个人完成。按常规，一个人一天种半亩田油菜都要抓紧，而半天种一亩田油菜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那是“大跃进”年代，从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起先我还担心，完不成任务要“干通宵”（当时最时髦的说法了）。如果真的“干通宵”，自己吃不消别说，家里父母不知要去哪里到处找我们呢！
后来，社员教了我一个方法，我就一点也不担心了。那可真是“大跃进”啊！按常规，油菜田不能太烂，更不能有水，因为油菜的根系如果浸在水里，油菜就要泡烂而死。那时候为“多快好省”“放卫星”，耕作方法大大地“革新”了。为了“快”，种油菜的穴不是用锄头一个一个掘出来的，而是用一个如同犁耙一样的“革新”工具“掘”出来的，插一下一排至少8个穴。工效虽然大大提高，但是田不烂插不下去，所以这田必须烂。因此，种油菜不用像种蔬菜一样，把烂泥捻碎，再埋住根部，而像插秧一样，一棵一棵插下去就行了，而且比插秧还快。因为插秧是“小枝密植”，而“种油菜”横距间距至少六寸！用这样的方法种油菜，真是“多快好省”，工效大提高，“放卫星”不成问题。
然而，用这样的方法种的油菜有没有收成？别说农业技术人员，就是我自己，甚至傻瓜，也认为是闹着玩的、糊弄糊弄“工作同志”。而“工作同志”大都是农民出身的干部，那么这又是糊弄谁呢？
6
村口造化肥
板桥圩是一个只有一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也办起了一个化肥厂。我们小孩子不是化肥厂工人，但也为化肥厂拾过猪粪、羊粪、狗粪，甚至人粪，也算参与了化肥制造。
板桥圩由外港和里港南北两个小自然村组成，中间有一块荒地相连。这荒地名叫“塘角头”，大小不足一亩，化肥厂就建在这个地方。说是化肥厂，其实很简单，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在荒地滩边挖几个坑，坑上安几口烧饭的大锅，上面搭个草棚，就是厂房了。在大锅子里弄些地上的泥土，拌了拾来的猪粪、羊粪、狗粪甚至于人粪，在下面用柴炭加火烧烤，用铁锹在锅子里拌炒，炒得泥土一团一团的形成颗粒状，化肥就算制成了。制造化肥没有难度，可以说傻子也会。只是糟蹋了几口煮饭的大锅，砍光了门前屋后的树木。
那时候，我们觉得好玩，夹在大人中间凑热闹，鞍前马后地跟着大人们拾粪，拾不到粪就在茅坑里用粪勺捞，把露天茅坑一个个地戽干。
20世纪70年代时，我在大队当会计。改革开放后，我们说起“大跃进”的“瞎指挥”“高指标”时，青石桥生产队老会计老朱说了一件做“人造尿”的奇闻，让人哭笑不得。
由于土造化肥产量不高，用锅子炒肥料一天炒不了多少，因此制作“人造尿”，那才是“卫星上天”的高产量。所谓“人造尿”，可能就是后来化肥厂生产的“氨水”。“人造尿”的制造方法是：挖一个长宽各一米左右、近一米深的“肥窖”，把田滩、地边割来的野草倒入其中，再灌满水，上面用烂泥封牢。待草腐烂发酵，肥窖里的草烂掉，水由清变黑，这水就是“人造尿”。这个方法其实是科学的，如果据此操作，确有“尿”的功效。问题在于“大跃进”，高指标。一个“肥窖”能产生多少肥？为了高产量，人们把草倒进池塘，甚至倒进河道，那“肥窖”要多大有多大了，要多少产量就有多少产量了。我家东面有两个池塘，一个小一个大，起先往小池塘里倒了一些草，几天后，草烂了，水有点浑。“工作同志”来检查，一看“产量”不算高，要把大池塘也改造成“人造尿池”，于是往大池塘里倒草。全村社员割了几天草倒进大池塘，把大池塘弄得鱼死光，大家淘米洗菜的水也没有了，这污泥浊水怎能用啊？但这一池塘水成了“人造尿”。
青石桥老朱是个铁算盘，但是个老实人。他算盘“劈里啪啦”打得能求出圆周率，但是“出空山倒（说谎）”的事半点不会。上报“人造尿”的产量，他据实报几千几百几十几斤，而别人能报几千几百几十万斤，数字相差万倍。为此，他总是挨批评、被“拔白旗”、挨斗。但他不“转弯”，说：我算了几十遍，就是这个数，一点没有错！谁能算出几千几百几十几万斤来，我就不姓朱！把“工作同志”气得暴跳如雷。这个不识时务的老朱还说了一句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我算过了，按你们说的这个产量，全县的“人造尿”有3丈多深！“人造尿”变成了“人造灾”，全县人民不是要淹死在“人造尿”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