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司马光的传，我还了”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3月

ISBN: 9787521762303

本书以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人生经历、社会活动为核心，讲述了其生命所跨越的自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至哲宗这五个朝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其休戚相关的北宋政坛上如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巨星们的互动、恩怨与纠葛。

司马光究竟是谁？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还是当代人悉知的顽固的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还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史坛的文正公？还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虽然时代赋予了他诸多标签，但隔着千年历史，他在当代人认知中的形象与面目依旧遥远又模糊，甚至古往今来对他的解读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或偏见。

北京大学宋史专家赵冬梅教授以多年宋史研究积淀为依托，自司马光的家世渊源追溯而起，将其初入仕途至崭露头角，再至成为股肱之臣，乃至走上宰相高位进而影响宋代历史走向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细致讲述。其间，既有对司马光与恩师庞籍、挚友庞之道深厚的师友之谊的描写，又有对其在激烈变革的大时代下与各方势力间思想交锋、政治角逐的讲述，乃至对司马光怡然自得的著述生涯和其思想、德行、为人处世的立场进行的生动刻画。

通过对这一关键人物人生轨迹的描写，我们既能看到时代如何滋养、培育、塑造了司马光，同时又看到司马光是如何作用并最终影响了时代走向。作者以关键人物为核心，在小尺度的历史书写中关注大尺度的历史脉络和士大夫精神，拎起了宋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并将该时段微妙的官场生态、纷杂的政坛纠葛、错综的派系之争、突显的社会问题，乃至时代与个人所面临的困局与去向一并端了出来，在时代精英们试图寻求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探索解决之道、化解矛盾纷争，寻找本朝长治久安出路的过程中，将看似纯净中庸的美好背后复杂的人性与更为复杂的利益缠斗挖掘出来，带领我们看清变革时局下，个体在修身与入仕、改革与守旧、治国与兴邦等方面做出判断与选择的同时，一并看懂大宋王朝建国80年后的兴盛与忧患，出路与困局。

第一章  名父之子  迂夫本色027

01  家世背景与祖先记忆 028

02  宦游人之子，奠定温和坚定本色 043

03  仁君儒臣 056

04  “迂夫”本色“诚”为先 069

05  论君臣，说彼我——司马光思想早成 081

06  恩荫与科举 090

07  四年丁忧，忧国忧民 107

第二章  恩师庇佑 137

01  千江有水一庞丈 138

02  晁仲约事件与新政之败 148

03  庞籍入朝，司马复出 159

04  清贫快乐的国子监直讲 172

05  痛失好友183

06  得庞籍提携入馆登朝 195

第三章  最初的政坛历练 203

01  灵乌初鸣 204

02  灰色震荡 220

03  皇帝的私心 234

04  庞籍罢相 242

05  郓州习政 257

06  禁地与雄心 267

07  恩师的冒险 277

08  鹪鹩之怨 286

第四章  稳健的改革派——纯儒的局限 297

01  当仁不让入谏垣 298

02  “嘉祐三札”论政改 317

03  苏辙的对策风波 328

04  与恩师长别离 342

05  政治家的成年礼 354

第五章  危辱将至——宽容政治的消失 361

01  新君新政 362

02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态度的转变 365

03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第一次较量 372

04  临去三札守长安:司马光在新法政治中最后的努力 380

05  独乐园中狮子吼 384

06  使命著《通鉴》 395

第六章 “司马相业”空遗恨 403

01  千呼万唤开言路 404

02  体制困境中的艰难突围 407

03  “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 417

04  和解诏书的流产 432

05  黄叶落:司马光之死 441

印在一本书最前面的话，通常是最后写成的。

从2011年开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为司马光作传成了我生命中最主要的追求。开始是“我要为司马光作传”，然后是“我必须为司马光作传”，再然后，“我欠司马光一个传”。曾经想过置一方闲章，上刻“涑水门下走狗”，来表达我对司马光的景仰——只是这景仰需附加一个条件：“不包括做了宰相的司马光”。生命最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就像王安石当年不顾一切地推倒旧法一样，司马光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所有的已变之法。苏轼大声抗议：“当年韩琦当宰相（决策有误），你做谏官，据理力争。韩琦不高兴，你一点儿不在乎。这些往事我曾经听你详细说过。难道说你今日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返，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最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的政治走上了不归路。

我真正想写的，不止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司马光的生命跨越了真宗（在位期间997—1022）、仁宗（1022—1063）、英宗（1063—1067）、神宗（1067—1085）、哲宗（1085—1100）五个皇帝。

1038年，司马光进士第六名及第，进入官场。这个时候，距离宋朝建国已经过去了七十八年，军队数量庞大，养兵费用居高不下，官场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利益集团挤压普通官僚的生存空间，侵占百姓利益，矛盾堆积，不平之气在郁积，在发酵。就在司马光这一榜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开封府解试落第举人集体抗议考试不公，仁宗不得不亲自下令取消了五名宰相、副宰相子弟的录取资格。而这只是宋朝国家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同样在这一年，宋夏战争爆发，一举击中宋朝武装力量建设方针——以对内防范武人威胁政权为主调——的死穴。经历了一连串的惨败之后，科举出身的文官儒帅终于稳住阵脚，保住了疆土，恢复了和平。范仲淹、韩琦和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也因为边功卓著积攒了“入相”的资本。由于战争，朝廷不得不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征发或者说掠夺力度，社会矛盾加剧，部分地区“盗贼”横行。

这样的问题非宋朝所独有，乃帝制时代之通病。任何一个朝代，在建国之初、建国四十年、建国八十年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所呈现的状态都各不相同。一个显明的例子，是用人。建国之初，朝廷招录、提拔官员的力度通常极大。宋朝建国十七年、二十年两榜（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五年）所录取的进士，竟有不到十年从普通人升至宰相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千秋是非话寇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而这样的“奇幻”经历，司马光一代，只能想象、无法企及。即使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开国四十五年之后进士及第，也硬是十七年才混到中层。通常来说，个人的命运很难超脱他所处的世代，而一代人的命运与这一代人在那个朝代中所处的阶段息息相关。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我固执地相信，就在那个时代，在宋朝内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或者说，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这些因素包括：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1043—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今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划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的、宽容的、向上的政治气候。我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种气候，我承认我充满赞美之意，甚至为此甘冒损失历史学者理应保持的中立的风险。

在我看来，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宋史·仁宗本纪·赞》）——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与更加复杂的利益缠斗。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走向了终结。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

我一直在强调，这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皇帝制度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最大前提。让我们不带偏见地、“中性地”来看“帝制”。至少有两重皇帝，第一，是作为朝廷国家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是宝座上那个人——“具体的皇帝”。在帝制国家，“抽象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是唯一可以超越任何利益的主体，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当然，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能否承担这种责任是另外一回事。“抽象的皇帝”与“具体的皇帝”之间的矛盾，或者更准确地说，“具体的皇帝”无法满足“抽象的皇帝”的要求，是帝制国家永恒的问题。

儒家信奉君子政治、贤人治国，那么，谁有资格判定人物贤愚，区别君子小人？说到底，只有皇帝。宰相大臣的判定资格是不完全的，一个不避群议、以选优汰劣为己任的宰相，最有可能受到的攻击就是“结党营私”。唯一可以为他辩白的人只有皇帝，而皇帝最忌讳的恰恰是朋党。“庆历新政”的搁浅，范仲淹、富弼的下台皆植因于此。宰相大臣不结党，政见可以不同，却能共商国是，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间保有起码的信任，国家才有出路。对于这一点，司马光有着精准的认识。如果《功名论》这篇文章真的是他在十七岁时完成的，那么，司马光在思想上的早熟是令人赞叹的。

作为一个熟知历史、尊重历史、通达古今之变的人，司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长治久安。诚实的历史观察与大宋忠臣的美好愿望始终矛盾。从实践上看，司马光选择的是规劝、引导“具体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皇帝”的角色。从担任礼官开始，司马光积极参与批评朝政缺失，特别是皇帝以私欲干扰原则的行为。只不过，同包拯的大炮轰鸣、欧阳修的敏锐高调相比，司马光的谏议风格是温和理性的，他总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着为皇帝打算的话，他甚至能够把皇帝尚未作出的英明决定描绘成一幕歌功颂德的话剧，最终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司马氏谏书真是提意见的最佳范本，值得学习。司马光是宋人公认最优秀的监察官、谏官和皇帝老师人选，“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邵博《闻见后录》卷二〇）

然而，司马光绝非上佳的宰相人选。他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话，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说到这里，还得回到“时代”的话题——到司马光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已经很难上得来了，司马光是“官二代”，王安石也是。“官二代”意味着优质的教育条件，广阔的人脉资源，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即使选拔制度完全公平，他们也有更多机会胜出。仁宗朝的游戏规则基本还算公平。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痛苦不堪。恩师庞籍违反制度，私藏文书，让司马光免于处分，给他带来了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和纠结。他的纠结多半来自内心，是内在的崇高道德标准与灰色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司马光有“道德洁癖”。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也许并非好事。

我想要以司马光为中心呈现一个时代，时代面貌在“司马光的故事”中展开、呈现。首先是作为“司马家孝子”的司马光，然后是在恩师庞籍照拂下的司马光。从家到国，从人子到臣子，忠孝兼顾，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般成长逻辑。我们离那个时代太远了，这种远，既是时间上的暌隔，更是观念上的隔膜生分。我们和宋代，从“人”的概念到生存的意义，从家庭伦理到社会关系，从政治思想到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决裂式的变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解释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比如“天人感应”，比如孝道。我曾经说过，我是个细节控，至少在现阶段，我相信历史学较比社会科学的优势就在于细节的真实、丰富与生动，所以，我的司马光传是充满细节的，希望不至于让读者腻烦。

以上，是我为本书的前身《司马光和他的时代》所作的序言，写作时间是2013年11月26日，地点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历史学系我的研究室。我非常罕见的在早晨思如泉涌，一气呵成。现在是2023年10月9日，同样是早晨，我在香港教育大学的宿舍。台风“小犬”过境，大雨不止。经历过超级台风“苏拉”，我已不再恐惧，只是大风啸叫，不容安卧，于是干脆起来，为本书写作出版说明。

在本书之前，2020年，我出版了《大宋之变，1063—1086》，它力图展现司马光生命的最后二十四年间北宋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慷慨，惠允我使用其中的部分文字，它们构成了本书的第五、六两章；《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则构成了本书的第一至四章。我对全书文字进行了修订疏通，希望呈现完整涵盖司马光整个生命历程的北宋政治文化史。

本书前四章的叙事时间截止于仁宗朝庞籍过世，司马光学而优则仕，在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士大夫；主导彼时政坛的，是范仲淹一代，他们“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苏轼《六一居士集序》），作成“宋朝忠义之气”（朱熹语），开创了华夏政治文化史上的“造极”（陈寅恪语）之世。

后两章的叙事时间起于英宗即位，止于哲宗初年司马光过世，中经神宗朝波澜壮阔的大变法时代。一代新人换旧人，司马光—王安石代际的士大夫开始占据开封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为宋朝政治的主导力量。先是王安石得君行道，推行新法，以“富国”促“强兵”，新法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反对派受到排挤打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三不足”的精神指引下，“具体的皇帝”被从笼子里放出，趋向专制，士大夫的议政空间受到压缩，宋朝政治出现“法家转向”。司马光退归洛阳，做了十五年的“历史学家”，成就了一部不朽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驾崩之后，司马光重返朝堂，获得了主导朝廷国家政治走向的权力，试图在政治上重返仁宗朝，可惜他志大才疏，回天乏术。一方面，他对王安石新法的实施效果不加调查辨析，一概视为害民之法，试图全面推翻，由此导致了官僚集团的认识混乱，加剧了分裂；另一方面，他希望推行和解，重建“异论相搅”的多元政治，却又无能约束台谏官对异己势力的排斥打压。最终，司马相业“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王夫之《宋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变，1063—1086》，再到本书，我改变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本文的开头，我这样写道“生命最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这是我在2013年的认知。到了2016年，在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支持下，我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是一以贯之的，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执政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外在行迹固然相似，内心理念其实相悖。王安石求仁得仁，司马光种瓜得豆。仁宗朝宽容政治中培养出来的两位政治领袖，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宽容政治。每念及此，能不太息？！

1943年，避难于广西桂林雁山园的陈寅恪先生充满深情地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就政治文化而言，我一向服膺此说。而我的观点又比陈先生微细具体，我以为，宋朝之取得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造极”成绩，只在仁宗朝，之前是积累，而这种“造极”之势，可惜也未能长久，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政治出现法家转向，好景不再，迤逦以至金元明清，每下愈况，遂成近代之前中国之精神面貌。宋代何以“造极”？陈先生有过一句很简短的话，似可为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

是为记。

赵冬梅

2023年10月9日

香港教育大学职员宿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教育大学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与传播。

著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等。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

ISBN:  9787521723984

《大宋之变：1063—1086》

赵冬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ISBN：9787559826992

《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

赵冬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ISBN:  9787301170205

排版 | 阚萧阳

制图｜汪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