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与德法之争：温和与激进的政治道路
前面提及，很多人将英美和德法看作现代政治观念阐释的两大类型、两个体系。虽然英美的政治观念相似性程度确实较高，德法的政治观念类同程度并不太强，但这样的判断确有其实践与方法上的支持：英美和德法因不同政治观念而走向了相异的发展道路；人们为了把握复杂的现代政治观念史，乐于以模式思维对种种政治观念进行模式归纳、类型提纯，从而化繁为简，使线索清晰，也让阵营一目了然。
以模式思维看政治观念史的利与弊
政治观念史确实体现出不同政治观念系统的差异性。前面提到，马克思主义对革命观念的提纯，是其他政治观念流派望尘莫及的；自由主义对分权制衡的设计和对人的自由的凸显，也是其他流派难以媲美的；保守主义对神人关系、传统价值的阐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都是模式思维（model thinking）的好处，它明快地呈现出此一模式与彼一模式的区别，从而方便人们迅速把握住各种政治观念的宗旨、意图、行为指向。这是一个方便法门，不仅有助于人们辨识不同政治观念体系，而且有助于人们相当容易地在各种复杂的政治观念及其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找到自己倾心、欣赏的观念，乐观其实践奏效，从而坚信这一观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把英美归为一种温和的、改良的现代政治理念及相应的行为模式，或者把德法当作激进的政治观念、政治道路，都是对各国比较复杂的政治观念做出的一个模式化归纳。这种模式化归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考虑英美德法内部的政治观念张力，无视现代主要政治观念在这些国家均有阐释者与信从者的事实，对政治观念史的历史细节悉数剔除，仅仅考虑某一时段令人瞩目的某一观念引发的震撼性后果，从而得出一个政治观念的国家模式。
模式思维有利于人们在一团乱麻式的复杂政治观念中，明快地把握主流的政治观念及其实践方式，这是其优点。但模式思维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几乎抹杀了在英美德法这些国家，各种进入思想市场中竞争的政治观念的差异性、紧张性、细节性。在不同时段、不同条件下，这些不同的政治观念都在竞争的主流位置，因此一定是此起彼伏、互有轮替的。在被归为渐进、温和的英美政治模式中，也存在激进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如果记住社会主义的英国源头，就不会将英国视为自由主义的天堂；如果记住激进主义哲学的泛滥，也就不会将英国看作一贯到底的温和理性楷模。反之亦然。如果简单地把德法政治观念归为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政治观念，就法国讲，就无法解释前面述及的从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到当代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一系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何以构成自成谱系的政治观念统绪；就德国言，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康德（Immanuel Kant）何以成为世界自由政治观念的重要阐释者，德国何以会形成从康德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自由传统。尽管哈贝马斯是左翼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大将，但他晚年侧身家族类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阵营中。
“温和”的英美：平稳之中仍有激进
英美两国的观念阐释与实践探索确实撑起了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的现代政治观念体系与立宪民主运行模式。但需要强调，这一模式是在弱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在生成这一模式过程中做出的贡献。这类贡献，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
从历史发源来讲，英美模式被称为英国模式甚至是英格兰模式更为妥当。美国是这一模式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在英国，无论是建立在现代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人的权利哲学的建立，还是在权利基础上确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机制，抑或是将立宪民主政制与市场经济内在地扣合起来，都是英国人对现代政治观念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这是在17世纪英格兰的霍布斯和洛克那里有力奠基，经由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扩展范围、优化结构、明确功能，而走向成熟状态的。
在18世纪法国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中，英国的自由主义建国方案，在观念上被浓缩为自由、平等、博爱；在制度上被改换为成文宪法支持的民主政制。此时的德国，作为现代政治观念的跟随者，并未做出突出贡献。在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期，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迅速发展，康德成为德国式自由主义的重要推手，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成为形似反自由主义但伸张权利哲学的重要人物。随着边沁和密尔登上现代政治观念史的主流舞台，以功利主义的激进哲学来推动激进的社会改良，不仅让欧洲在1848年革命的巨大冲击下维持住了立宪民主的阵脚，而且也让英国继续保有现代政治观念上的领先地位。现代政治观念在革命过程中颠踬前行。
在这期间，革命发挥了现代政治观念的推手作用：在一次革命画上句号后，因为人们对革命结果的不满，又再一次孕生革命，既有秩序被颠覆，新生秩序再浮现，如此循环，成就了一部现代革命史，也是一部现代激进政治观念史。但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不过最终都成为现代政治观念自我优化的助产士。
美国很典型地继承和创新了英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在美国，建国领袖们着重从哈林顿和洛克等人那里吸取现代政治理念和制度建构的灵感，出现了一批对自由主义做出适于美国国情阐释的重要人物。这条观念线索，从美国的建国领袖们，一直到20世纪以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有力回应欧美社会浮现的分配公正诉求的约翰·罗尔斯，美国政治观念的主流呈现了自由理念与宪政制度的稳定配置。对英美来讲，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建立在现代自由基础上的立宪民主，这是英美两国从18世纪以来轮流坐庄，发挥全球领导力的观念与制度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英美被称为全球民主的“灯塔性”国家。
但是，英美依然存在其他的政治观念和流派，并且自建国以来就对“主流”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进行批评、抨击乃至否定。在英国，对1789年法国革命做出的保守主义表态，使得埃德蒙·伯克一方面要捍卫不同于洛克的人的自由和权利观念，另一方面又要宣示以宗教传统韧性支持的保守主义主张。这是来自“右”的一端对英式立宪民主政治观念和制度安排的批评。而极为强大的社会主义观念及其制度尝试，一直构成光荣革命后英国的一股重要力量，对英国的观念互动与制度改良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美国，开国领袖中就有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声音，这就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他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
从现代政治观念的总体倾向来看，向左倾斜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趋势。18 世纪后期、19 世纪以降，随着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边沁和密尔很明显在把英国的政治观念和发展模式向“左”牵引。一方面，他们对保守主义的反动立场嗤之以鼻，甚至对英国的普通法、君王制度以及保守的社会氛围都加以明确抨击。如果说边沁的改革稍显温和，密尔则表现得相当激进，他要全盘改造英国社会。这样的理念，与英国主流的维持社会传统、习俗与习惯，倾向于保守的、伯克式的社会氛围，便迥异其趣。这就极大地催生了政治观念取向上的分流。密尔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地位，对社会底层的不幸抱以同情，对一直处于社会被压迫地位的妇女的屈从表示愤慨……他似乎可以被看作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
在政治观念谱系上，“天性”即左倾的，是源自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后经由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家即欧文、圣西门与傅立叶等人的相关试验，即捐出自己的财富，在工厂里实行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模式，实行民主的管理模式，社会主义发挥了愈来愈大的影响，终成现代社会的一股洪流。
英国社会主义源远流长，影响重大。在英国的两党轮替中，左翼意识形态的政党载体即工党，是相关政治观念最为重要的制度承载者。尽管这种社会主义不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按照英国工党领导人、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说法，他们秉行的是“同意的革命”，而不是“暴力的革命”，但他明确说这是社会主义方向的选择。从20世纪初的拉斯基到20世纪末的吉登斯，作为工党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家，在阐释他们的政治观念时，他们顽强坚持社会主义，主张推行福利政策。正是这些连续不断的左化尝试，让英国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依托国度。
在美国，这个变化要稍微缓和一些。但在社会和权力安排领域，美国也一直存在左右互搏的强大张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到美国考察一番后，发现美国社会竟然完全没有社会主义。这与他在欧洲观察到的情况大不一样，当时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风潮此起彼伏——虽然按照社会主义的谱系细分，欧洲共产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是沿两条线索展开的，但欧洲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确实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就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政治观念，其实美国的社会主义政治观念一直韧性地存在着，到目前已经出现像桑德斯那样的政治高层人士公开宣称信奉与推行社会主义。
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就是桑巴特所说的，美国让工人以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美国工会的贵族化或者说资产阶级化，让工人贵族组织工人，降解了工人对社会的不满，消解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期盼心理，故美国工人阶级不信奉社会主义。因此有人指出，美国是一个在结构上显得奇异古怪的国家：从政体上看，它是一个右派国家，以洛克思想为国家理念的根基，经由开国国父们奠立起稳定的宪政秩序；但在社会面上，美国是一个左派国家，左派式的社会抗议运动、福利诉求与社会小群体的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美国的宪制建构一直依照美国的宪法，稳定地安顿在一个被人称为右派国家的制度平台上，但美国社会的左倾激进倾向愈演愈烈。
美国社会的左倾，在学院派那里引起深层次的效应。20 世纪晚期，被视为复兴了规范政治哲学的约翰·罗尔斯，积极回应社会广泛的福利诉求，并将之作为正义理论建构的基本预设。向前追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实用主义思想家、被称为“美国精神之父”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则对全盘改造美国进行了不懈努力，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左化美国的思想体系。向后观察，在21世纪初期，美国民主党出现了从左派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苗头。如前所述，两次作为民主党党内的总统候选人，呼声极高、获得了美国年轻人广泛呼应的桑德斯，以参议员、众议员的政治身份，公开声称自己主张社会主义，这在此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由此可见，即便是被人看作全球右派堡垒的美国，其内部的政治观念间的相互激荡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可以说，对英美和德法模式做出盖棺论定尚远。但从历史视角看，将德法视为激进政治的母体，将英美看作温和政治或自由民主的母体，有一定的道理。这不仅在历史上固化了它们的基本建国情形，也在现实中投射了它们今日的某种历史影子：今天法国的国家权力，仍然远胜于英美国家；德国国家权力的巨大，以其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定位和福利的供给，也显示出社会相对于国家的某种弱势。这与英美、德法的类型归纳，有相当的吻合度。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