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及“十五五”宏观经济洞察：中国经济新周期下的政策红利与市场机遇

在扑克财经主办的300+大宗商品产业企业核心人员参与的「2024中国企业风险管理论坛暨大宗商品产业链生态大会」（点击跳转论坛花絮现场）中，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原副主任王远鸿主任虽未能亲临现场，但他通过后期特别录制的主题演讲“中国经济新周期中的政策红利与市场机遇”，为论坛带来了深刻的洞察与见解，下面将王主任的精彩演讲分享给大家。

2024年即将结束，回顾这一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历程可谓一波三折，稳增长的压力较大。但在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前高、中低、后扬”的态势。一季度经济增长5.3%，二季度、三季度增速稍有回落，而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又有所回升。因此，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一过程中，各层面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2024年我们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二十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出台了下一步进一步改革开放的200多项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计划在2025年及随后的“十五五”期间逐步落地实施。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当前经济稳增长面临的压力。随着新年的到来，我们依然面临着较大的稳增长挑战。因此，如何在确保短期稳增长任务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中长期的改革开放，解决一些结构问题和体制机制问题，成为了我们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内外部的经济环境。那么现在从外部环境来说，我这里用到的词是更趋复杂。

第一方面，从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的角度来看，呈现出了“两低三高”的特点。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份对全球经济展望的预测中指出，全球经济在2025年的增长率预计为3.2%，与今年3.2%的增长率相同。这个水平实际上是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尤其是低于疫情之前的平均增长率3.6%，低于金融危机（2008年4月）之前的平均增长率4.9%，也低于历史（2000—2009年）平均水平3.8%。因此，当前大家之所以觉得中国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或者与前些年相比更为艰难，感觉日子很难熬，这与我们处在全球经济低增长的环境中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特点是贸易低增长。以往贸易增速通常高于经济增长，但近年来，特别是在疫情后，一个显著特点是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长。这反映出全球范围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再者，物价水平仍然较高。尽管相比前两年高物价时期有所降低，但全球物价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尽管全球利率出现了一定下调，但利率水平仍然较高。此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债务高企。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着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即所谓的“大平庸”——整体增长乏力，这是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真实写照。

第二个方面就是货币政策发生了转向。前两年，由于通胀水平较高，美联储及许多其他国家都实施了货币紧缩政策。然而，自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欧洲、加拿大、英国等地逐步下调了利率，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已经从收缩逐渐转向宽松。这一转变减弱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第三个方面则是从中美GDP对比的角度来看。自2002年以来，由于美元升值和美国国内物价水平较高，尽管中国的实际增长率高于美国，但按名义增长率（即考虑了物价和汇率因素的增长率）计算，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的比重在最近两年里回落了10个百分点。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4年和2025年的预期。从图表中可以看出，美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2.8%，2025年将回落到2.2%；欧元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会加深一些；中国则从2024年的4.8%回落到2025年的4.5%；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7.0%降至6.5%左右；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在2023年和2024年保持不变，但2025年预计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这是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情况。

以上这张表展示了2012-2023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情况。2021年，这一比重达到了历史最高的75.5%，但随后两年大约回落了10个百分点，今年可能会回落到6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相对于美国的GDP份额占比在逐渐减小，也就是说中国追赶美国的速度在近两年发生了一定变化。

从第四个方面来看，地缘政治冲突可能进入弱化期。随着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上台执政，他在首次执政期间并未发生战争，且他承诺在第二个任期内也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因此，有预期认为，在未来特朗普执政的这段时间内，美国主动挑起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现在巴以、伊以冲突可能会逐步缓和或停止，这有助于减轻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

第五个方面，我国面临的外部打压可能会进一步升级。2024年以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领域，特别是光伏产业，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打压，甚至一些企业遭受了制裁。拜登政府在下台前还对我国芯片产业进行了新一轮的遏制，这一势头预计在特朗普上台后会进一步加剧。

第六个方面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虽然他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前的口风有所改变，但具体政策如何实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总体来说，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会有七个方面的政策变化。

首先，他对内将进行大规模减税，尤其是对富人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降低，这是其政策的一大标志。

其次，他对外主张加税，声称要对所有国家加税，特别是对中国原产商品加征高达60%（现阶段为10%）的关税，同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率先征收25%的关税。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产品都涉及中国的转口贸易或产能转移，因此特朗普的加税政策实际上瞄准的还是中国。

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实施的第三个政策方向是对内加大刺激措施。他计划推出扩大内需的方案，并鼓励AI等领域的发展。

同时，在移民政策上，他可能会加大对移民控制力度。在能源政策上，他倾向于加大旧能源的开发，减少对新能源的补贴。

此外，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曾退出巴黎协定，显示出他对全球绿色转型的消极态度。如果他再次上台，可能会继续阻碍全球绿色转型的进程，这可能对我国的相关政策产生影响。

在货币政策上，特朗普支持加密货币，并可能加大推广力度。同时，他可能会采取弱美元政策，以鼓励美国产品的出口，减少贸易利差，甚至通过大幅度贬值美元来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些政策都可能对我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他上台后会慢慢体现出来。

首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这已成为我们最大的弱项和短板。近年来，虽然供给侧改革曾被置于重要地位，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却日益凸显。明年，随着特朗普上台，出口可能面临更大的短期下行压力。

第二个实体经济动能不足，包括服务业、民营经济以及高科技产业，都因美西方制裁而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目前，总体经济预期较弱，企业经营成本仍然较高，这是今年国务院出台一系列帮扶政策的主要原因。

此外，近两年物价持续走低也是一个显著特点。2024年1至11月，年度CPI仅增长了0.3%，这在以往是较为少见的情况。特别是PPI已经连续二十五六个月下降，转为负值。PPI的下降对工业企业的利润、税收以及财政收入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物价持续走低并非好事，特别是GDP平减指数，这一衡量总体物价水平的指标，已经连续六个季度下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情况仅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GDP平减指数连续七个季度为负；第二次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连续四个季度为负，但比这次要短的多。这次尽管没有全球性的冲击，但需求下降已经造成了显著影响。

房地产领域也面临诸多挑战，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以化解房地产库存等问题。此外，地方债务压力较高，中央在9月26日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化解地方债问题。同时，我们还面临结构性就业矛盾和一些金融风险，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基础稳”是指我们国家拥有超大的经济规模，是全球除美国外最大的经济体。从潜在市场来看，我国拥有十几亿人口，这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容量和空间。这是我们搞好扩大内需的最大基础条件，这个基础是稳固的。

“优势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优势，也就是市场优势，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我们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人才优势，人才众多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三是创新优势，近年来我国在AI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创新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此外，我们还拥有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优势。

“韧性强”则体现在我国能够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和冲击。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的贸易战、芯片战等，都没有能够动摇我国的经济根基。这得益于我国完善的企业体系，包括国企、民企、集体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以及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同时，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也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提供了有力支撑。面对内外部挑战，我们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特别是出口方面，今年民企出口增长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尤其是在面临美国打压的背景下，这样的速度在全球贸易出口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显得特别突出。

总体来说，我国的潜能大。我们国家仍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不平衡，中国一个国家相当于包含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各种元素。毛主席时期我们整体上是第三世界，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既有第一世界最高级、最尖端的技术和产品，也有第二世界的水平，同时还存在最落后的地区。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因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认识到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从未来的目标来看，与2020年相比，国家在“十四五”期间以及到2035年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在这个15年的期间内，我们的GDP要翻一番，这意味着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4.73%。摊到“十四五”，年均需要增长5.5%，“十五五”期间平均增长要5%。因此，在未来的五六年里，我们的经济增长还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速度。

这就首先要考虑到潜在增长率。按照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中国的生产企业具有持续获得8%增长的能力。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能力是指潜在生产能力，需要与需求相匹配。然而，近年来中国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受到了一定的抑制。经过努力，潜在增长率大概在5%左右是可能的。

第二个是就业压力问题。我们每年都需要解决1200万人以上的就业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保持在5%左右，就很难化解这方面的就业压力。此外，还有物价问题。大家都知道，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物价与经济增长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与就业情况有关联。如果就业人数少，物价就会相应降低。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一个经济学上的公式或原理。为了维持物价的稳定，实现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需要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最后，我们的增长目标还需与长期社会发展目标相匹配，同时也要与国外的发展目标相协调。我个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还会维持在5%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将在相对较高的或中高速增长的环境中发展，这为我们的下一步投资和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条件。

进入当前阶段后，有哪些主要特征。首先，这是实现2035年基本现代化目标的关键期。在未来五六年内，经济增长目标需要尽可能保持较高的速度。正如俗语所说，“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如果我们不能持续努力，经济增长目标一旦下调，可能会迅速导致整体经济表现的大幅下滑。因此，为了2035年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必须全力以赴。

其次，我们正处于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通常以人均GDP来衡量，目前的门槛是14,006美元。然而，到2023年年底，由于汇率和物价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人均GDP仅为12,600多美元。原本计划在2024年或最晚2025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现在看来，这个关键时期已经推迟。很有可能要到2026年或之后的几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整体上，中国正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收入国家并不等同于高度发达国家，且这一标准是基于平均数而言。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新型工业化的转型提升期。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正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这要求我们减少排放，提升工业服务质量，推动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智化方向转型和升级。尽管中国的工业体系完备，能够生产全球所需的各种产品，但我们还需在保持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工业的质量和效益。

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城镇化率已迈入60%的时代，而全球平均水平在70%以上，发达国家甚至可能达到80%以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将带来新的消费需求和发展机遇。

然而，我们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挑战，这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十五五”期间，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已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延长退休年龄和鼓励生育等，这些政策的落地和实施将主要集中在“十五五”期间。

此外，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也是当前的重要任务。2024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已推出了多项关于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政策，这些政策还有待继续落地和实施。总的来说，中国正面临多重挑战和机遇，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努力和调整，以实现持续、稳定、高质量的发展。因此，“十五五”期间应被视为绿色转型的全面推进期。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首先需要稳住经济增长速度。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下一步将实施双松的宏观政策。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包括提高赤字率、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以支持“两重”“两新”政策的实施，增加地方专项债的发行，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确保民生领域的“三保”底线得到保障，同时党政机关仍需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

第二个方面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们2024年重新提出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政策还表述为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但到了年底，已经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调整的背景是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政策都趋于宽松。第二点，美联储主动降息为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留下了适当的操作空间。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功能。以往，货币政策主要关注总量的管理，而现在，它还具备了结构性的功能。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重点做好五篇大文章，其中就涉及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具体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在2025年，我们可能会采取降准降息的措施，以保持货币供应量和融资规模与真实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相匹配。

此外，明年我国的汇率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目前，汇率已经贬值到了7.3左右，甚至有可能会进一步贬值到7.4或更低的水平。因此，如何在内外平衡中更好地发挥汇率的作用，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果美国不出现大的问题当然更好，但如果美国出现结构性问题或总量性风险，我们就需要采取措施来化解这些风险，并打好政策组合拳。近年来，我国的宏观政策注重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民众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总体效应。

短期来看，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稳增长问题，稳住楼市和股市，稳定预期增长活力，确保经济增长稳定。而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逐步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充分发挥其潜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增长活力，确保经济增长能够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家正在完善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协调机制。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其中，发挥好国家发改委的规划作用，以及促进重大战略和规划与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的协同，是加强政策协调的关键。

此外，我国还提出了要加强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近年来，由于一些经济学家的呼吁，资产负债表管理逐渐受到重视。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家庭，都需要进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只有管理好了资产负债表，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发展。另外，我们需要将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纳入一致性的评估体系中，特别是环保政策和社会政策，都需要进行统筹一致的评估。

2025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我们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以扩大内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将采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具体措施包括“提低、扩中、限高”。其中，“提低”是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中”是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限高”则是对高收入群体的一些不太合规的收入进行适当的限制，同时鼓励其正常收入。

实际上，我们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轻负担来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以此增强消费的支撑力。近年来，消费降级的现象备受关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2025年国家将推出一系列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具体来说，国家有意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并提高居民医保的财政补贴标准，这些措施旨在减轻民众的负担，既包括提高收入，也包括减少支出。

2024年，“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2025年国家计划继续扩大这方面的开支和产品范围，确保提振消费的政策落到实处。此外，扩大服务消费也是明年的重点之一。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2025年，旅游、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以及房地产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服务消费预计将继续扩大。

从扩大投资的角度来看，国家将大力支持“两重”项目，即重大项目和重大的安全基础设施项目。国家将加大力度推进的“十五五”重大项目，同时还有城市更新等项目。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国家通过直接投入资金来带动投资和消费，从而扩大内需。我们的工作重点始终是围绕国内需求来展开的。

这两年，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培养新动能的关键所在。而“未来产业”和“人工智能”成为了这两年的热门词汇，它们代表着新动能的发展方向。为了培养这些新动能，我们需要维持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一步培育金融资本，特别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创业和创新。

为了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些领域导致内卷，2024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规范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的行为。此外，我们还加大了对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这些措施旨在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确保新动能能够持续、健康地推动经济增长。

实际上，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融入到传统产业中，以推动传统产业的进一步升级。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攻克的重要课题，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025年，我们期待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标志性政策能够落地实施。其中，国有企业的提升行动和民营经济促进法备受瞩目。民营经济促进法2024年已经在网上征求了意见，下一步相关部门可能会进一步整合社会意见和建议，并有望以法律的形式在明年出台。

此外，2024年我们还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针对企业乱罚款、乱收费、乱处罚等问题进行了整治。这一行动预计2025年将继续加大力度，以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另一方面，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中。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对于平台经济，我们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也强调要让它更好地健康发展。前两年平台经济受到了一定的打压，发展进入了低谷期，但现在我们更加重视在监管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

当然，2025年大家尤为期待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也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该改革的目标在于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由于这两年房地产市场进入低谷期，对财政收入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稳定的财源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涉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划分以及整个税收体系的调整等多个方面，都是大家密切关注并期待有所改进的。预计这些改革措施将在2025年逐步落地实施。

另外，资本市场改革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期股票市场震荡下行，人们普遍希望中国的股市能够走出长期稳定的慢牛行情。为此，我们还需要打破许多方面的卡点和堵点，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这些都为2025年留下了伏笔，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期待。

在对外开放领域，我们需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并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自主性开放意味着我们的开放不受外部压力的影响，而是基于自身的自主决策。单边开放则是指无论对方是否对我们开放，我们都将保持开放姿态，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这体现了我们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制度性开放的重点在于扩大规则、规制和管理标准，聚焦于投资、贸易、金融和创新等领域的对外合作交流。近年来，我们在制度性开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取消了制造业领域的部分贸易限制，推进了自贸区改革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025年以及整个“十五五”期间，制度性开放将取得更大进展。

此外，服务贸易是未来国内外发展的一个重点。中国与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仍有进一步谈判的空间，我们需要推动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的发展，并进行外商体制改革。2024年，我们在服务业开放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如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

从2025年1月1日起，我国将进一步下调关税水平，这是自主开放、制度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具体体现。这些措施将为大家带来新的气象和期待。

在2025年或未来的更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经济中预期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同时，我们必须坚守底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努力化解该领域存在的风险。其中，房地产领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

从一系列政策，如“527”、“730”“926”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来看，房地产都是政策关注的核心。房地产在我们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占据了贷款的40%，同时贡献了财政收入的50%，并且居民的财产中有60%~70%都与房地产相关。因此，房地产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作为化解重点风险的领域之一。房地产领域已经连续三年每年下降10%，累计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30%以上。进入2025年，我们期望房地产能够止跌回稳，但根据目前的情况，一些指标可能仍会进一步下滑。因此，如何稳住房地产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已经对此进行了部署。

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的供应，并盘活存量土地，特别是商业用地，目前库存压力较大。同时，我们要构建房地产的新模式，激发和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调整住房的供给和需求结构，我相信经过不断努力，房地产止跌回稳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此外，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即实现共同富裕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国家在这方面也将陆续出台一些措施。其中，一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规范收入秩序，特别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这些措施旨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分享。最近，在GDP的计算中，我们对房地产的比重进行了微调，使其在2023年增加了大约1.3万多亿。这个微小的调整就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数值变化，可见房地产领域仍然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当然，这背后也反映了人们对更好居住条件的普遍追求。

在收入方面，我们未来的总体方向是“提低扩中”，并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这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另外，就业优先制度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将着力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就业体系。这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劳动权益，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关于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这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美国在这方面的处理也面临着不少争议和挑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产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当保障体系健全，老百姓才能放心消费，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关于产业重点，这可能是大家普遍关注并投入较多精力的领域。这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首先是新智生产力。我们的产业发展趋势，主要包括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方向。从短期来看，虽然目前我们的生产服务业还存在一定的短缺，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新动能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重点培养的领域。

在“十四五”期间，国家着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等方面，这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实际上，我们的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方面密切相关。这个领域也承载了我们的期望。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确实需要提高产业转型的效率。

最后要提到的是双碳目标。2024年国家已经在逐步推进这一目标。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包含了单位GDP能耗指标，未来这一指标将会转变为碳排放的双控，即在原有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双控。这是分阶段、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旨在在“十五五”期间实现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双控。这一转变可能会对我们的未来社会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因此，大家需要多了解双碳相关的知识，双碳目标包括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方面。碳达峰是指在2030年之前，中国总体上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不再继续增长。而碳中和则是指在2060年实现碳排放与负碳排放相抵消，达到净零排放。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国家发改委近两年正在进行碳排放的统计核算工作，建立核算制度、核算机制和核算方法，以确保能够准确衡量和监控碳排放的情况，为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这将对我们未来的社会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因此大家需要多了解双碳相关的知识。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我们的目标是控制地球温度的未来升幅，避免其超过1.5摄氏度，因为地球温度如果升高到这个程度，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最糟糕的结果出现，尽管有国家如美国（在特朗普时期）退出了《巴黎协定》，但中国仍然做出了坚定的承诺。

为了实现减排目标，我们现在要对产品进行碳足迹管理，推行碳标识和碳认证等措施。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咨询服务，以及节能降碳的技术发展。这些变化既带来了挑战，也孕育了新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机遇。

最后，关于人口服务体系，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好地推进养老年龄、建立生育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等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国家正在考虑如何通过补贴、休假制度等措施来提高基本的生育和儿童公共服务水平，以及提供个税抵扣等激励措施。如何健全人口发展支持的服务体系，是一篇需要深入探讨的大文章，同时也孕育着众多的产业发展机会。

近两年，大家一直在热议银发经济，特别是养老服务以及针对中老年人群的相关服务。这些领域在中国目前尚属短板，存在较大的不足。国家也在逐步制定相关制度来应对这些挑战。

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