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北京渡过的，那时我也许很笨，太小时候的事已经记不清了，留下的记忆只是上学前后的日子。每每追忆失去的时光，那回想是可爱的、动心的，如同品味着浓香的美酒一样，让人感到一种微微的醉意。
小时侯，我住在奶奶家。那地方叫宣武区牛街麻刀胡同38号，是一个大大的四合院，高高的条石台阶，厚厚的松木大门，两个门墩上雕着小小的石狮子，岁月将它们触摸的十分光滑可爱。通过大方青砖铺就的甬道便进得院内，影壁处种了一株硕大的爬山虎，每逢夏日大片的叶子遮住大半个院子，郁郁葱葱，给人一汪阴凉。姑姑们在院子里种些喇叭花，点缀在绿叶当中煞是好看，我和小伙伴们常常摘下几朵，女孩子把紫色、粉色的插在头上装新娘，男孩子把黄色的含在嘴里装吹喇叭，玩“娶媳妇”的游戏。
这是一个纯粹的北京四合院，奶奶家住北屋。北屋的西明间和堂屋连通，靠西墙有一盘用大块青砖砌成的顺山大炕，但不烧火，爷爷奶奶和两个姑姑睡在这儿。北墙迎门摆着一个红木的大条案，中间摆着一架带着玻璃罩的大座钟，每逢半点儿或整点儿就敲起“铛铛”的钟声，悦耳动听。我小时始终弄不懂钟上的字，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罗马数字吧，条案上当然还有许多掸瓶、帽桶之类的瓷器和漆器的食盒。条案前面是一座大八仙桌，旁边放着两张雕花的红木太师椅，桌上摆着黄铜的茶盘和精美的茶具，还有一些牙签、耳挖勺之类的东西。东墙放着中式的衣柜和碗柜，上面有“元宝”一样的黄铜锁盘儿、拉手、合页，所有的铜锁也是中式的，钥匙和锁的样子都是怪怪的。南墙上是一大溜儿死扇玻璃窗，往上才是能打开的糊纸木格窗户，家里空气不好时，可以把一部分窗户纸卷起来通风。整个屋子从墙壁到顶棚都用一种粉帘纸糊出来，北京人把这叫做“四白落地”。东暗间有一个小八仙桌和几个中式大方凳，姑姑和伯伯们在这里学习、画画，屋里南窗前的一盘小砖炕是我和老伯睡觉的地方。
那时我们吃什么饭记不清楚了，好像就是一些窝头、秫米饭之类的粗粮。早上，当晨曦在北墙窗户纸上抹出第一笔鱼肚白，胡同里公鸡们争先恐后叫起来的时候。奶奶就端着一个竹子编成的笸箩去买早点，火烧、油条、堆儿饽饽还有一种圆圈式的油条，又好玩又好吃，有时还买一点儿豆浆或糇儿酸的豆汁儿。
爷爷的早茶不可缺少。奶奶早早起床，在八仙桌上摆好那只小泥壶和几个小茶碗儿，就蹲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冒着浓烟的薰呛，用一把破芭蕉扇把火扇旺，又用一个叫“汆子”的东西，汆一小口开水，再给爷爷沏上茶……家里一天的生活就从爷爷的这一壶茶水开始了。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屋里不生火，还不如院里的太阳地儿暖和。太冷的时候，就把炉子用拔火罐儿拔旺了端进屋里来，连做饭带暖暖屋子，煤气味儿很大，还得打开屋门。记得有一年冬天，炉子上的大铁壶烧开了，“吐吐”的冒着热气，奶奶把壶拎下来放在炉子边上，我慌慌张张地跑过去找奶奶，一下被那只可恶的大铁壶绊倒了，刹时间，开水浇到了胳膊上、身上……奶奶忙成一团，急着给我脱衣服上药，我呢，扯着脖子使劲地嚎，后来爷爷带我到菜市口附近的一个私人医生那里看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康复，只在胳膊上留下一片小小的疤痕，这是件挺痛苦的事儿，至今仍记忆犹新。
小时候我有两只小布袋，那是奶奶用白“五福布”缝成的，一只上学时带点干粮，就是装点烤窝头片、发面饼、咸菜什么的。发面饼是在一种叫“炙炉”的瓦盆上烙的，那“炙炉”圆圆的，上面有许多眼，扣在炉子上，烙出的饼又焦又糊，有许多凸起的小麻点儿。另一只挂在南窗前的一支圆柱子上，我得垫起脚尖才能够得着，这是爷爷的主意，他说这样才能长大个儿。这只小袋子神奇极了，里面有时是几只红枣，有时是几只黑枣，有时是几粒花生，有时是一块水果糖……千变万化，让你总也猜不透里面的内容。当时我在牛街的回民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回家，一进门就高声叫人“爷爷！奶奶！”之后就跑过去摘那布袋，每逢此时，姑姑伯伯们就拦住我逼着叫他们好几声才肯放我去摘，摘下布袋，先看一看今天的吃的，然后就跑去听院子里的蝉叫，“知了……知了……”也不知道它哪来的那么大劲儿，一天到晚唱个不停。
家里的活儿好多好多，在我的印象里爷爷从来是不干家务活的，或者说所有的家务活都是奶奶干。奶奶是大脚，她买早点、生火、买菜、做饭，还“叫煤”。当时煤厂的工人把煤球用车拉到胡同里，人们你三筐我五筐的买，再由工人把煤背到院子里，这就是“叫煤”。那时的北京没有上下水，人们吃的是“洋井水”，污水和粪便则倒在旱厕的茅坑里，由清洁工人掏走，我最怕上这种厕所，一拉屎就往屁股上溅，所以就在院子里解手，好在那时还小，也不懂得什么叫羞耻。每天，背着大木桶的掏粪工人把厕所的污物装走后，奶奶还要打扫厕所和清理院子中留下的污迹。一等到奶奶闲下来时，就“和平——和平——”地到处喊我，让我帮助她搓卫生纸，那是一种给女人们用的纸。说是卫生纸，实际上就是把一种低劣粗糙的黄草纸在搓板上搓，搓的柔软了，再一张大、一张中、一张小的叠在一起卷好，十二个一打、十打一捆，送到陶然亭那边的一家铺子里去，挣一点钱补贴家用。这是我小时候干的活中最最枯燥、最最辛苦的事了，整个夏天都是如此。
每天忙完了奶奶的活儿，我就站在门口的高台阶上看热闹。胡同里的新鲜事多着呐——
看女人们买菜，跟小贩子高一句低一句地讲价钱，那些娘娘和婶婶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像是要把那小贩子给“吃了”，称本来就给得高高儿的，还要饶上一点才肯罢休。
看锔锅匠用一个像弓似的东西绕在金刚钻上，吱吱呀呀地在瓷器的裂口处钻眼儿，然后用“锔子”锔好，抹上点石灰，一边干活一边吆喝“锔锅锔碗锔大缸……锔锅锔碗锔大缸……”过去一个碗裂了还要锔一锔再用，要是放在今天，大概早就扔掉了吧。
最热闹的就是“破烂儿换取灯”的人来胡同的时候。那人挑着两个大筐，筐上各放一个大“竹浅子”，里面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女孩们扎辫子用的头绳和扎蝴蝶结用的飘子，（剪成一尺余长的彩色毛线和同样长的绸缎）男孩子玩的小泥哨儿，那哨儿一吹就响，吹完了满嘴的黑泥。还有放上水学鸟叫的瓷水鸟和木头做的刀枪棍棒。当然还有姑娘们用的梳子、篦子、桂花油。吃的东西就更多了，凉糖、酸糖、麻糖、水果糖、转莲子儿、（葵花子）铁蚕豆……简直看得你眼花缭乱。和他做交易，你用钱买也行，你用破烂换也行。他估计一下价钱，只要双方愿意，就把破烂扔进大筐里，然后让你选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每逢这时，胡同里就象炸了庙一样，孩子大人们拎着自家的篮子，把各种各样的废旧东西，比如旧鞋、旧袜子、破布、牙膏袋、旧瓶子……好多好多堆到小贩子跟前，鸡一嘴鸭一嘴的议论价钱，东一把西一把地拿要买的东西，弄得小贩子手忙脚乱高声喊叫“没了！没了！不换了，不换了！”“明儿个再也不来这麻刀胡同！”然而过两天，他照样挑着悠悠的担子，长长的吆喝着“破烂换泥人——”来到这麻刀胡同。
夏天的夜晚，很热。爷爷家里没有话匣子听，（收音机）我就坐在院子里数银河中密密麻麻的星星，等姑姑们写完作业再跟我玩。记得四娘儿（姑姑）嗓子好，是标准的女中音，我特别喜欢听她唱歌。每天吃完晚饭就缠着她“四娘儿，四娘儿，给我唱个歌吧，啊~”奶奶嫌屋里乱，就往外轰我们，“外边玩去，甭跟屋里吵吵。”四娘儿领我到胡同的屋檐下，把我揽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唱“茫茫大草原，路途遥又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我实在弄不懂，为什么马车夫将死在大草原？大草原又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北京好？虽然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四娘儿，喜欢她那温柔的歌声。
秋天来了，每年都有一个固定的节目，就是看大杂院里的傻子打枣。正对着寿刘胡同口有一个大杂院，和我们家斜对门，那院子里有一棵高达苍老的枣树，每年的秋天都结满了青的红的大枣，而每年的枣又都由一个傻子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去打。一群孩子围着他唱“多么大的，多么大的，多么个大傻瓜……”大家唱，他就去打，“哗啦啦……”枣子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砸在人们脸上、头上、身上，大家伙一通疯抢。每逢此时，总是有一帮女人们在旁边一边看热闹，一边扯着脖子喊“抢阿，抢啊，别傻站着呀！”“别踩了小三！”“给小柱子几个。”“大麻子不要脸，抢那末多了还没完啊！”热闹，热闹极了！孩子们抢过一阵儿，总是大个儿的给小个儿的一点儿，男孩子给女孩子一点儿，然后一边吃一边吐核儿，一边又眼巴巴地望着傻子。傻子呢，站在树杈上呵呵地讪笑，手里挥舞着竹竿，像是用一根指挥棒指挥着孩子们重新高唱“多么大的，多么大的，多么个大傻瓜……”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傻，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了一份甜美的回忆。
漫长的冬季到了。伴随着皑皑白雪和呼啸北风的是爷爷无穷无尽的故事。爷爷没有文化，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爷爷的故事多极了，就像是一本厚厚的故事书，读也读不完。他讲自己年轻的时候，讲爸爸小的时候，讲得最多的是老北京的传说，什么紫禁城的角楼九梁十八柱呀，什么太和殿的旗竿儿上有块人骨头啊，什么颐和园的铜牛原来有四只呀，什么卢沟桥的石子数不清啊……但他最得意的还是巧揍小日本儿的故事。
爷爷年轻的时候身体好，最喜欢打通臂拳，练得自己膀大腰圆。那会儿他在菜市口给菜行里当伙计，当时没有大磅秤，只能用中式的大杆秤过称，他左手提起一秤蔬菜，右手一捋秤砣，随即报出斤称，百八十斤不在话下，是一个好把式，经常引得买菜的卖菜的人们围观，高声叫好。有一次，一个小日本看他块头大，又有劲儿，就要和他比武，爷爷先是不肯怕惹是非，后来和日本人约好，各打一拳不找后帐，爷爷让日本人先打，那洋鬼子一拳打下来雷霆万钧，周围的人着实捏了一把冷汗，谁知这一拳就像打进了棉花地，爷爷用气功把他的拳头吸住了，死活抽不回去，那小日本憋得满脸通红，使劲往外拔，爷爷一松劲儿，摔得小鬼子仰面朝天，看热闹的中国人可劲儿地叫好，那家伙恼了非让爷爷打他，爷爷不打也不理他，他只好悻悻地去了。这个故事爷爷讲了很多回，但我百听不厌，他老人家的一句教导至今铭刻在心，“做人要有骨头，让人打死不能让人吓死！”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却给我注入了一种精神，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
腊月天儿，厂甸的庙会红红火火，爷爷就带着我去看热闹。那庙会真热闹，卖什么的都有，灯笼、对联、吊钱；呲花、炮仗、二踢脚；熏鱼儿、卤鸡、甄儿糕；馄饨、面饺儿、杏仁茶，看得人眼花缭乱，香的人馋涎欲滴。最让人难忘的是大个的风车和大卦的山里红，还有大串儿的冰糖葫芦，那东西你得扛着吃。我很小，什么也看不到，爷爷就扛着我看热闹，我又扛着大串儿的冰糖葫芦猛吃，那滋味，难忘。
爷爷家有六七个孩子，我常见到的十大伯、老伯、四姑、五姑，我的父亲排行老二，在天津工作。据说我还有大姑和二姑，但我从没有见过她们。爷爷说大姑和家里关系不好不回家来，二姑呢是到国外去了。我挺纳闷儿，“关系”这个东西真怪，它干吗一会儿好一会儿又不好的，总也让我见不到大姑。那二姑干吗又去了国外，她还回不回来了。在此后的岁月里，我果然见到过大姑一面，而二姑是去抗美援朝了，复员后和我的姑夫一起到安徽的铜陵安家落户，至今也没有见过她，这已经是后话了。最奇怪的是在二姑和四姑中间还应该有一位三姑，却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是儿时夭折了？还是和家里关系不好，再不就是到国外去了，或许根本就没有她，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的四合院里住着三户人家。南屋三间，东边两间是王奶奶家，西边一间是童大妈家。童大妈的女儿叫翠芬儿，是我同班的同学。一个黑脸儿膛儿、圆眼睛、厚嘴唇的的小女孩，一头乌发，扎着两只系着红头绳的小辫子，跑起来一颠一颠的，很可爱，我们天天儿一块玩儿。
晴天时，或捉迷藏，她藏我找、她跑我追；或一起唱儿歌，唱的当然是“打花巴掌的正月正，老太太抽烟看花灯。烧着香儿捻纸捻儿呀，茉莉茉莉花啊。江西腊呀，霭杭尖啊！茉莉茉莉花啊。打花巴掌的二月二……”两个人一起念，越唱声越高，就像是在比赛谁的嗓门儿大，惹的南屋里的王奶奶在屋里大叫“和平翠芬儿，疯什么哪？耳朵都让你们给震聋啦，看把嗓子喊成破锣，明儿怎么嫁人娶媳妇儿！”南屋只要一喊，北屋的自家奶奶立马应声儿“唱歌不好好唱，尽瞎嚷嚷，怕人把你们当哑巴卖啦呀！”只吓得我们两手拉手一溜烟跑进大门洞里，她吐一下舌头，我做一个鬼脸儿，“噗哧”笑了。
阴天时，更有好玩的。我们看蚂蚁忙着搬家，在蚁巢周围筑起高高的土坝，一队队的跑来跑去，匆匆忙忙井然有序。我们在屋檐下和墙角里抓蜗牛，先是看谁抓得多，后是比谁抓得大。接着把蜗牛放在门洞的大板砖上等它钻出来，一边等一边唱，“水牛——水牛——先出纳犄角后出头儿唉……”唱了好多遍也不见它露头，索性把它的壳在地上轻轻一磨，那蜗牛便急急地探出头，惶惶地逃去了！这么一来，我们俩当然是手舞足蹈，高兴得不得了。
南屋的王奶奶一家给我的印象不太深，只知道南屋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我特别好奇，总想探一下那个小院子的究竟。果然有一天我得手了。那天王奶奶叫了点劈柴，在大门口喊我帮她拎到后院去，我大喜若狂，三步并作两步地把篮子拎到南屋，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停住了，不敢开后院的门，突然王奶奶在我身后喊“愣什么呐你，那屋有鬼呀。”妈呀，后院有鬼！我扔下了篮子，抹头就往回跑，直跑到大门洞才想起来，忘了看看小后院的样子。乖乖，好吓人！从此我彻底打消了对那小后院的向往。
东屋的房檐下住着一窝小燕子，每逢冬去春来一对燕子就飞回来，衔泥、衔水、铺草、铺毛装饰它们的小窝，过一段时间它们就生儿育女，孵出一群小燕子。大约夏天前后，那雏燕就开始学飞了，它们不时地在我脚边蹦来蹦去，一点也不怕人，显得十分亲切。当秋风扫去老藤上的枯叶时，一家几口欢雀几日，仿佛是在和我告别，然后就飞走了，回它们南方的老家去了。我喜欢燕子爸爸和燕子妈妈，她们是那么爱自己的孩子们，我也时常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回，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爸爸妈妈来了，他们和我说呀，笑呀，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小燕子，然后我们就飞走了，飞到爸爸妈妈的家里去了，那儿还有几只和我一样的小燕子，只是比我小，那么小……
一天，我正在牛街的一个同学家做功课。门外有个女人在喊我“和平，和平，你快出来呀。”我跑出去一看，是一个被我称作“假娘儿”的姑姑，我问她“娘儿，您喊我干吗？”她一戳我的脑门子，“小死鬼儿，你妈来接你啦！”“真的？！”“可不是真的，告诉你，明儿你要是忘了假娘儿，我就去天津找你去，记住了吗？”“记住啦！”我冲进屋，把那么多东西一古脑划拉到书包里，转身就跑。同学们急着问我“嗨，你们家怎么啦？”“我妈从天津接我来啦！”随着话音，我从两辆相对而弛的大汽车中间穿过，飞到了妈妈身边。
那一次，我哭了，妈妈也哭了。
爷爷家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至今我还留恋着我的高台阶，我的大门洞，奶奶的小布袋，姑姑的歌声，儿时的伙伴，还有那棵古老的爬山虎和飞来飞去的小燕子……
文：lao9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