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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历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本文摘自《中国的历史精神》。![]()
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在中国呢？这一趋向却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意的。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机萌动。你若游历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各名胜，到处有历史遗迹，到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候，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结了很多人物，军人、学者、政客、僧侣，都有出色人。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凉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区。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
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我在对日抗战期间，曾为此意，写过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后，国都决不可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而且一个国家，也断不能使其内部显然有两种形态之对立。民国二十六年我由洛阳而长安，游览西北，一路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觉得中国大乱之将至。正如天空的气候，一边太热，一边太冷，双方酝酿，一接触后必然会发生大旋风。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边，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当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巿。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这样便会生机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洲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因为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如此，就对内实情说，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尽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办法。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接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后了，政府又远离他们，他们也没有力量来接近政府，那终非好现象，终非好办法。我们应该知道，北方人还有潜力存在。拳匪之乱发生于山东、河北，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今天的东北人，也大都是山东人移去，他们都是强韧能动，有活力。北方人本质上哪里会差过南方人，只是文化经济环境埋没了他们，压抑了他们。
从前唐朝时，江西人开始兴起，那时期从北方到广东，都经由江西赣江流域。广东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绝。我们读王勃《滕王阁序》，直到韩愈的《滕王阁记》，便可想见当时之盛。文化随物质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相当阶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长。所以成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业中心如上海，在那里便不大产生人才，仅只是各地的人才汇向政治商业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见大，可见一地区发展到某一阶段便易停滞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机运也窒塞了。又如，一个人总不可住在十字街口冲要去处。理想的居住地应在郊区。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热闹处，而回来又有安静环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见闻，创辟事业。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区远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闻，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进可动的好环境。黄巢造反，也是走这条大道，直去广州。直到五代，中国乱，四方人士逃避上庐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闹中取静，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时庐山成为避难的文化中心，影响到北宋。清代去广东的南北通道，不再经江西，而转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变成交通要道，这样，在那边又产生了不少人物。据此一例，可见地灵则人杰，文化和人物兴起是有它的外在条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陆，只是地理上的气运变了，不是在那边人的本质上有何弱点。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护养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许多处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实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一样有发展，而内地人连带兴起刺激。而且中国人今天向内陆跑是主动的，向海边跑是被动的。在国家的立场，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的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而得到竟体壮健的现象。清朝到末年，西洋势力已侵入沿海一带，所以在国内平衡上还没有出大弊病，还是依赖当时的考试制度。例如甘肃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个进士定额，配给他们参加政府，这样还可维系当时甘肃人在全国的比重。民国肇建，孙中山先生虽亦提倡考试制度，实际此制度已不复存在。![]()
于是文化愈落后的地区，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后。而那些地区的经济也遂更无办法。人才、经济均集中东南一角，于是中国的真病，乃逐渐由远离东南的西北地区暗滋渐长，由甘肃蔓延向陕西、河南，而逐步侵蚀皖南，到苏北，像一个箭头，由西北大陆向东南沿海发射。依此一条线，再向两旁推广，愈推愈广，几乎布满了中国整个的大陆内地。国家从不注意这现象，这趋势，不想法使西北与东南发生对流，力求平衡。文化、经济都随着足定，无法通流。一个舞台已崩倒了半个，在那半个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却不知快要整个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近代欧洲人，正为发现了新大陆，不断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发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区都给他们跑遍了。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这一股力量，现在也慢慢儿要衰颓了。今天中国积衰积弱，不可能向国外跑，中国的将来，决不可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长江一带，尤其是长江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们的十字街头，一切像在动、在乱、在拥挤、在冲撞，已像无转身余地，不容易再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重新开辟黄河水利，来解除今日黄河的灾害，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角色。![]()
再举一例言，黄河在包头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国人的活动区。秦时包头附近，便辟有四十三个新县，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灾害也自然减少了。以后中国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头在中国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小；包头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比较大。这原因不难想像。长江所以没有大灾害，因为四川是一个农业区，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过三峡后，又有洞庭、鄱阳等水库存储，泛滥自少。此刻试问，目前的包头，何尝不可大大振发呢？再如经徐州到开封，今天是一片荒凉，从前却很繁盛，这是隋唐运河的经流地带。这一地带从古出过许多的奇才异能，大哲学家庄周、老子，大政治家张良、谢安之类，这是无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为古代在这一带是湖泽水流，交错历落的。黄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现在则干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园地了。但试问目前的这一带，又何尝不可大大地振兴呢？今天的中国，如此般荒芜的何啻一大半。长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质上实不及较古的黄河流域，无论体魄毅力均逊。近代的中国，由南方人沿海人领导，至少该使北方人内陆人追随。到得他们追上了，那就是中国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国新生命之再度成长，至少也是为目前中国弭息灾乱急需注意的现实问题。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后的间题。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们现在仍在向世界夸耀吗？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出了几许佛学大师名德高僧，可见新疆人也不是没有出息的。若我们自已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国外。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吧！《看漫画读经典》（系列全套14册）
只给6-14岁孩子读的经典：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柏拉图的理想国》
《西塞罗的论义务》
《牛顿的原理》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伽利略的对话》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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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利维坦》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密尔的论自由》
《培根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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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我发现了一套普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连环画世界名著》！我当时就恨不得给所有亲戚的小孩买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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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口气读完好几本，讲的非常透彻、清晰，很多篇章历历在目，想忘都忘不掉。
看看这豆瓣评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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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这些十年前的豆瓣评论：
“要不是这套书，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么好的编辑、文字、画风，以后怕是再不会有了……”
“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套书”；
“要不是这套书，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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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好读好记忆，让人忍不住想一遍又一遍翻阅，翻到“烂了”也看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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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仔细一看，这套神奇的书，第一次出版竟然是 1988 年，影响了几代中国孩子！
八十年代，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耗资百万，集结了 100 多位文学研究精英和知名连环画画家，历时五年，编辑创作了这套《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
除了被一些图书馆珍藏，现在普通人很难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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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先生更是专门为这套书撰写了《序》，推荐给广大的中国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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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 曹禺为此书作《序》部分
当然，好看还远不止于此。这一套《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涵盖内容特别丰富，无所不包。每一本都是精心编排！每一篇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一共有 15 册，分为欧美卷和亚非卷：
“欧美卷”共 10 册，包含 60 位作家的 77 部作品，基本囊括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名著。
“亚非卷”共 5 册，包括埃及、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家最著名的文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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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小时要是有这么一套书就好了！真心推荐给所有大人和孩子。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套书。现在再也没有这么多连环画画家，也不会有出版社花如此心血去做这样一套书。
都是由出版社直发，保证正版！建议两卷一起入手，收藏价值更高。相信我，这套书用三句话就可以总结——孩子不能错过、大人值得收藏、送人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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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8月26日晚9时45分，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突然要秘书去找一部《容斋随笔》来。此时，离毛泽东去世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是，毛泽东还向秘书索要该书。秘书很快从北京图书馆把书借来了。8月30日，《容斋随笔》大字本又印出，31日送到了中南海。9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还由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诺言。到9月9日逝世，毛泽东再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书。可以说，《容斋随笔》是一部陪伴他走到人生终点的书。![]()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字景庐，号容斋。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
洪迈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洪皓，在担任南宋礼部尚书的时候，出使金国，被金国扣留在荒漠十五年，但他坚贞不屈，艰苦备尝，全节而归，被誉为历史上第二个苏武。《宋史》评价说：“皓留北十五年，忠节尤著，高宗谓苏武不能过，诚哉。”洪皓生八子：尤以洪适、洪遵、洪迈闻名天下，世有“三洪”之称，与北宋“三苏”齐名。长子洪适，榜眼，官至右丞相；次子洪遵，状元及第，官右丞相、同知枢密院事；三子洪迈曾任翰林大学士，端明殿学士，副丞相。皆为正一品，因此世传“一门三丞相四学士”之美誉。洪迈生活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从小跟随兄长饱读诗书，他的记忆力不同寻常，每天读书数千言，看一遍就不会忘记。他还博览群书，即使是小说野史，也没有不涉猎的。而且，他读书还养成了作笔记的习惯。读书之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下来，集40余年的成果，形成了《容斋随笔》5集，凡74卷。可以说，《容斋随笔》是其读千百部书，集腋成裘的成果，其历时之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由于《容斋随笔》是文言文，对于大众来说，略有难度。1993年，我们便组织力量将此书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文白对照全译容斋随笔》，该书甫一问世，就成为当年畅销书，一时洛阳纸贵。这部白话翻译本《容斋随笔》的主编王兴亚教授，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经担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河南人才史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参与注译的，都是有着深厚功底的文史学者，几十年的长销不衰，证明此书实为古籍白话的精品。
近三十年过去，我们此次将此书再版，后出转精，校订了其中的一些不当之处，重新分为五册出版，依照洪迈编订的次第，更加适宜阅读。全书设计古朴大方，字体考究，采用高品质的胶版纸，印刷精良，是一套适合阅读、更适合收藏的古籍今译精品读物。“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读史，让人心旷神怡，让人性情豪放。这部让伟人长期带在身边的经典著作，其中魅力，想必也能带给你无穷的思考和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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