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战奥运，上海阿姨倪夏莲的传奇人生

我出生在上海杨浦区一个普通纺织工人的家庭中。1947年，父亲从浙江嵊县到上海谋生，在厂里当翻砂工，靠技术吃饭，朴实无华；母亲心灵手巧，一家四个孩子都穿戴得干净整洁。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我是从水泥地上开始学习打乒乓球的，又在电视里看到乒乓球赛的转播，获得冠军的人简直像英雄一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1970年，我进入上海市控江二村小学，得到启蒙老师郑申康的重视，他认为我是棵苗子，有一股不服输的劲。我当时扔下喜欢的唱歌，一心跟他学打乒乓球，那时我八岁，上二年级，每天早晨6点钟爬起来训练一小时，天冷也不怕。

1973年，我被推荐到江湾少体校。教练有名将池惠芳等，辅导能力很强，我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训练时格外刻苦。从内部比赛的成绩看，我在小伙伴中排第二，但教练组嫌我个子矮，技术发挥有局限，就没有要我。我就像是一只在蓝天上飞翔的小鸟，一下子被折断了翅膀。

1976年，我幸运地碰到了教练丁赛祯。她任职市少体校以后，已经不收我们这个年龄组的人了，但她想在上海再看一下，便召集了十人集训十天。第一天，大循环我得第一名；最后一天大循环，我还是第一名。当年的10月27日，我进了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其实，当时我在技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有一股劲，有一种状态。

丁赛祯教练（右）

市少体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地方，大家读书、打球都很好，纪律性非常强，是为上海队和国家队输送后备人才的基地。后来，我将这个模式带到了卢森堡，他们也学了一些。我在这所学校里待了两年，丁赛祯教练怀孕的时候还帮着我训练，比赛时也不放心，这都促进了我技术的提高。

我曾在文化课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成为世界冠军。这件事在少体校广播了，有人认为我有志气，也有人讥笑我说大话，我不为所动，心中默默地产生了一种信念，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因为个子矮，我击球时没有带动腰部和脚的力量，丁指导费了许多的心血才帮我纠正过来，这成为我以后重要的技术之一。

1978年，上海市举行第六届市运动会。我和高了两届的队友徐莉鸣搭档，代表杨浦区参赛。结果，我俩拿了团体、女双冠军。单打正是我跟她打决赛，我赢了她，共拿了三块金牌。那年我15岁，顺利地进了上海市队（1978 年8 月14日）。

参加 1978 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中国中学生队合影，二排右一为倪夏莲 （朱达提供）

因为是专业队的体制，我们每天有五小时的技术训练，还有针对性的身体素质训练。我在上海队的教练是杨瑞华，他参加过第25届、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见过大世面，技战术经验丰富。他针对我个子小的问题，专门为我设计了一套战术上灵活多变、技术上结合多变的落点，特别是“小三角”的技术以及适合我的特殊打法。在上海队，我的风格逐渐形成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杨瑞华教练智慧型的创新和训练，就没有后来的我。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上海女队队员合影。三排左一为杨瑞华教练,二排左一为倪夏莲

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预选赛在南京拉开帷幕，上海队有老将黄锡萍和新秀曹燕华，夺冠呼声很高。队里让我出场参加单打比赛，我以两个3:0战胜黑龙江队的李淑英和削球手田静。八分之一决赛中，我以3:1赢了童玲，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因为童玲已是世界名将，而我是无名小卒。三个月后在天津比赛，我又以3:0赢了她。因为我的出色表现，上海市体委破例将我的工资从49元提到92　元，连涨了三级。

同时，国家队的调令也来了。那可是个乒乓球界的“圣地”啊，精英成群，各怀绝技。要在这里站住脚，成为主力队员，如同上天摘星星一样难。我是新来的，身体条件不好，技术也不出众，人又长得不漂亮，还没有一点背景，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越想越恐慌，最终想通了：只有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走好每一个步伐；我要付出更多的汗水，通过更刻苦的训练去感动教练。我把“笨鸟先飞”当成座右铭，每次训练，我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每捡一个球，都是带着小跑，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我常常会从梦中惊醒，“快，接球，球来了”，仿佛手臂还在挥舞。

我虽然好强，但当队里公布参加第36届世乒赛运动员的名单时，我以为自己在全运会上有这么好的成绩，前十名应该有我，可正式名单中根本没有我，连在食堂吃饭时，坐到主力队员饭桌上也被赶走，这真让我气愤至极。这让我明白了，必须要在技术上有突破、有长进。要不然，打退堂鼓回上海队，可不是我的性格啊。

1983年春天，第37届世乒赛在日本代代木体育馆开幕了｡12年来，日本队第一次战胜韩国队进入决赛，士气高涨，且占据天时、地利，故日本队扬言，要以“玉碎”的精神打败中国队。徐寅生团长来为我们鼓劲了，对于派谁上场，在京王饭店二十七层的房间里，教练组反复思考，最后一致决定的阵容是：曹燕华、我、耿丽娟。自第四届全运会以来，我和曹燕华的双打没有输过一场球，大概可信可靠了。

1983年参加世锦赛的倪夏莲，右二为倪夏莲

中日大赛，前二场曹燕华和耿丽娟均战胜对手。接着，我和曹燕华的双打一左一右，配合默契，我的“小路球”，总是把球捅到对方难受的地方，曹燕华则瞄准机会，频频拉冲，中国队以3∶0的绝对优势战胜了日本队，第六次获得女子团体冠军。记得上台领奖的时候，我理了个很漂亮的蘑菇头，是我的双打搭档曹燕华帮我剪的。曹燕华不仅球打得好，干什么都行，我很佩服她。以后，她帮我剪了好几年头发，我欠她好多理发费呢！

在混双比赛中，我与郭跃华合作，先是面对南斯拉夫的舒尔贝克和巴蒂尼奇。舒尔贝克驰骋乒坛近二十年，两次夺得男双世界冠军，他们也是欧洲混双冠军。但我们的前三板优势也不是吃素的，最终以3∶1的比分将这对欧洲最有希望的选手挤出了四分之一决赛圈。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后，我们碰到中国队的削球手刁明和卜启娟，他俩使用防弧胶皮，很难对付，我们以1∶2落后，第四局又以13∶17落后，这时裁判突然说，刁明的发球不标准，接着，裁判员又把地板拖了一下。怪了，这一停一拖，把我们俩拖醒了，趁此机会，我与郭跃华作了简短沟通，结果在此后的比赛中，脑筋变灵了，接发球也接好了，比赛好像换了风水，全倒过来了。最后我俩转败为胜，闯过了这一生死关。半决赛的对手是曹燕华和蔡振华，他俩是本届世乒赛中呼声最高的一对，我们沉着应战，配合默契，不轻易丢失每一分，最后以3∶1赢得了胜利。

1983 年 4 月，倪夏莲与郭跃华在第 37 届世乒赛混双决赛中

决赛来临了，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削球手陈新华和童玲，这对金童玉女不可多得，是我们夺冠路上最困难的一仗。女子团体赛没让童玲上，她憋着一股劲，对这块混双金牌是志在必得。恶战开始，每一分争夺都是艰苦的，我们既要辨别出不同的旋转，还要防备突然的反攻。我们每一分球都要打二三十个回合才能见分晓。比分交叉上升，我偷看了一眼看台上的教练组，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没有人下来面授机宜，因为这是中国人之间的比赛，仿佛有一个场外的声音在说，谁死谁活，就看“天意”了。2∶2后，第五局交换方位之后，尽管比分咬得很紧，我们甚至处于不利的地位，但郭跃华不愧是老运动员，他的每一个眼色、每一个微笑，都能让我明白他的意图，我不断给他制造机会，他连续二十几个漂亮的拉攻得分。终于我们以3∶2取胜。我看到教练们的脸上有一种释然的表情。

在第37届世乒赛中，我还与曹燕华合作，获得了女子双打第三名的成绩。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掀起一股“出国潮”，我周围的退役运动员接二连三地出去了。我也必须要做出选择了。苦练了这么多年的技术，放弃太可惜了。在马金豹教练的帮助下，我与德国拜尔公司属下的俱乐部签订了一份合同。1989年8月27日，我踏上飞往德国的飞机。

当飞离上海时，我俯视生我养我的土地，潸然泪下。我就要离开祖国，开始新的人生之旅了。来到德国，因底子好，我打一场赢一场，尤其是与芙里赛可普的那场球，打成21∶5 ､ 21∶3，大家觉得特别神。但生活总是不易的，刚到德国，美景还没有去欣赏，就被重重敲打了一下。原先预订的房子被人租走，旅馆又不包餐，每天来往走几里路，骑自行车还摔了一跤……但是我不输球的表现让德国人非常惊讶，很多俱乐部纷纷向我伸出橄榄枝。

倪夏莲在德国拜尔俱乐部时与队友合影

我在德国俱乐部的出色表现，引起了邻近的卢森堡国家队的注意，希望我去他们那里打球。经综合考虑后，我决定到卢森堡去（我的身份是教练兼运动员）。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当车子开到边境时，彼尔·克劳斯市长已经在关口等候多时了，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把我搂抱在怀里，仿佛拥抱着自己的女儿，我内心非常激动。这个世界太神奇了，打球既带给我痛苦，也带给我幸福与希望。彼尔·克劳斯市长对该市的体育文化建设功绩可大了。这座城市不过七八千人，却有很好的体育俱乐部，城堡、教堂林立，人们相见彬彬有礼。我离开了家，能够凭自己的技术得到一份工作，且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何乐而不为呢？

1991年的倪夏莲

命运之神让我到了卢森堡，卢森堡有大片的森林，苍茫连绵，令人神往，社会福利排在全世界前列。同时，卢森堡人非常热爱体育运动，足球、自行车、游泳等开展得很好，这些年乒乓球也得到了卢森堡人的青睐。

倪夏莲多次受到卢森堡大公和夫人的接见

埃特勃鲁克市的电视、电台和报纸时常报道我的活动，不仅发布有关我的比赛信息，连我的生日也上了报纸。尤其因我第五次闯进了奥运会，他们把我看成卢森堡的光荣与骄傲。我上街买东西，他们会跟我打招呼。我的孩子问我是否认识那些人，我说不认识。姐姐与我长得很像，对老外来讲会分不清，他们便时常跟姐姐打招呼，姐姐会跟他们说，我不是“夏莲”。

我在家里什么都要做，这不是别人强求的，我觉得很充实、很开心，这才是生活，而且是有责任感的生活。如此，我的训练时间并不太多，但是我的训练质量比较高，因为我很专心，很珍惜时间。

中国是我的故乡，卢森堡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卢森堡的乒乓球训练体制基本属于业余性质。以前一会儿在这个小学练，一会儿在那个中学练，最近才有一个固定场地，这一点根本没法跟国内比。再说卢森堡人口少，打球的人少，自然没什么对手。这种特定的条件决定了它基本达不到世界顶级队的水平。2000年的时候，我带一个搭档，双打进入了奥运会。迄今为止，单打就是我一个人。

倪夏莲夺得欧洲女子单打冠军

2008年奥运会后，我觉得年龄不小了，该休息了。但卢森堡乒协一直来我家找我，希望我重披战袍。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他们多次来劝我，他们认为我在伦敦奥运会上还有机会，我则认为世界重大比赛我都打过了，我也没有想要去拿什么牌，也拿不到什么牌。但我知道我能否参与对他们很重要，因为整个卢森堡能参加奥运会的人十个都不到，所以每一个有可能参赛的运动员，他们都非常珍惜。我想了想最后还是答应了，我的理念是“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同时，更是对自己价值的肯定，这么想心里就比较踏实了，也找到了动力。

倪夏莲在北京奥运会

我代表卢森堡参加了伦敦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那次是输给了一个美国孩子，其实她是有中国人血统的运动员，训练得非常好。前一年我还曾以4∶0赢她呢！这次输球的原因，是我胆子太大了，离奥运会只有半年的时间，我改换了胶皮，尝试一种新的打法。训练的时候可能还不错，进入比赛碰到一些状况，调节能力就不够了。这场比赛中，亨利大公在贵宾席上为我喊“加油”，而为美国队喊“加油”的是比尔·盖茨。

值得高兴的是，儿子和女儿来到了奥运村。奥运会是难得的机会，让他们知道了妈妈在干什么，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们说，妈妈，你要多打比赛，我们要多来。这句话极大地鼓励了我。在我39岁的时候，我以为打不动了，可56岁，我还在打，还能打。

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以后，卢森堡乒协又来跟我谈，希望我打下去，他们说，只要夏莲拿起球板，全国人民都高兴。我真的好感动。同时，两个孩子的伦敦之行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时女儿才九岁，她说，妈妈，奥运会很好玩，你下次再去打！

我们的教练也很优秀，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在队里是主力队员，年纪是“妈妈”级别的，只要我在场，年轻队员就觉得“妈妈”在，我总归是赢两分的，他们只要拼一分就行了。这个“妈妈”是很仁慈的，不会骂他们，总是给他们鼓励，他们都很高兴。这些年，卢森堡队真的有进步，从原来欧洲的三级队打到欧洲的第五名，创造了历史。

奥运会四年一届，转眼又到了2016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次比赛打得很不错。第一场我的对手是东道主巴西的选手，她名气不太响，排名也不太高，没想到她打得那么好，全场两千多观众从第一个球就开始沸腾起来，场地里的球声根本听不见，我上来时打得太松，直到第七局才以13∶11险胜。第二场我的对手是代表西班牙参赛的沈燕飞。她曾经是中国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的冠军，最好的成绩是世界前十位。她也来自中国，曾是中国队的队员。之前，我在德国联赛、欧洲杯决赛中都赢过她。但这一次能不能赢她呢？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她则越来越成熟，所以，我对这场球很重视。场上的比分咬得很紧，我打得筋疲力尽，最后以4∶2获胜。赢下来后我特别兴奋，因为我进入了奥运会乒乓大赛的前32名。那一夜我彻夜不眠，激动得睡不着。毕竟那一年，我53岁了。

倪夏莲分享自己在里约奥运担任旗手的经历

里约奥运会结束后，我应该挂拍了。卢森堡乒协又把我找去开会，我说不打了，他们表示出很惊讶的态度，连声说，这个不可以，全国人民不同意，全世界人民不同意。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来，原来一直是说，你行的，你一定行的。其实，挂拍后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安逸，很轻松。我回去跟先生一起想了想，卢森堡乒协那么热诚、那么信任我，便决定接受挑战，生活的节律便又改变了。

2019年初，离开东京奥运会只有一年多时间了，我到那时是57周岁，绝对是奔六的人。但很多时候，我是不记年龄的。有许多上海的朋友鼓励我创造一个纪录，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且充满活力的奥运会运动员。

在我的乒乓生涯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我的丈夫托米·丹尼尔逊。他是瑞典人，青少年时代曾获瑞典冠军，十七岁进入瑞典国家队，与本格森、卡尔松、阿佩依伦、林德等人一起打球。1981年，第36 届世乒赛后，托米离开了瑞典队。

1994年，托米到卢森堡来担任教练工作。他一眼看出我的训练与比赛是脱节的，于是帮助我调整训练方法。他熟悉欧洲打法，又善于处理弧圈球。我的表现强烈地吸引了他，用他的话说是“点燃了他”“世界上只有一个倪夏莲”，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1998年的欧洲十二强比赛在瑞典举行，卢森堡乒协非常清楚托米的作用，高薪聘请他来担任我的教练，希望我第三次拿冠军。与我决赛的又是德国选手斯特鲁泽，两年前的欧锦赛，我就是输给她的。比赛非常激烈，决胜局我5∶10落后，交换场地时，托米做了一个暗示：要从反手突破！我忽然开窍了，找到了方向感，结果反败为胜。这次的胜利再次证明了托米的重要性，以后他带着我一起参加国际乒协组织的波兰公开赛、保加利亚公开赛等，均取得了好成绩。短短六年间，我的国际乒联排位从1993年的60名，上升到1998年的第4名。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托米的帮助。

倪夏莲参赛时，丈夫托米临场指导

此后，托米成了我的私人教练。有时候，我们到德国、瑞典去集训，我设想了行程后由他安排，所以走起来很顺当。其实多是“临时抱佛脚”，今天想练就练，想多练就多练，想少练就少练，吃饭、睡觉都由自己安排，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像度假一样。

我们之间也时常进行技术上的探讨，有时候聊到晚上十点钟，聊着聊着就穿着拖鞋下去试打，包括发球、接发球等很多细节都要探讨。因为他是欧洲式的，我是亚洲式的，他很自信，我也很自信。但是，他非常绅士，每一次都会满足我想赢的念头，目的是支持我。有时我在想战术，以至于做梦都在打球。等我醒来，他会幽默地来一句：打上了没有？他是一个开心果。

东京奥运会赛场外的倪夏莲和丈夫兼教练托米

这些年参加的各项比赛中，托米不仅是我技术进步的良师益友，生活上更是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让我始终有一个顽强拼搏的动力和愉悦的精神状态，对自己充满信心。中国人有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个人的人品好了，很多事情就容易解决，我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有时无理取闹，有意折腾他一下，他都可以忍受，并始终保持自己的风度。所以我很佩服他，自然从内心里去接受他。事实上，我们是在互相欣赏，是在享受着东西方的文化。

回顾在海外三十年的拼搏史，我感到人生的坎坷和起伏，觉得人总需要一种理念和精神支撑着。我无意创造奇迹，但我要展示一种来自大国运动员的风貌和襟怀。

代表卢森堡乒协参赛，我感到有几场球是可以说一下的，因为我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和品格，表现了一名海外中国人的尊严。

1993年，在第42届世界锦标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战中，我已经拿到了赛点，对方发球出界，碰到了我的球板，没有人看见的。当时，裁判判了我方得分，我立即举手示意。正是这一关键球，让我们失去了进入前四名的机会。事情发生后，我得到欧洲以及卢森堡人的高度评价。为此，卢森堡大公接见了我，他说：“你表现得很好，我们感激你。”并授予我竞赛公平奖。

1996年2月，我在欧洲十二强比赛中获得女单冠军。这次夺冠是我离开国家队专业训练十年之后取得的，接下来的三年，我连续获得第一名。这是不容易的，因为许多中国优秀的选手也在欧洲参赛啊。

顾拜旦把体育看成“培养人类的沃土”。我，一个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通过实践和思考，归纳出几个自律的信条：第一，在人家的文化背景里生活，要融入其中又不失去自己；第二，中国人有自己的风度，不争地位，凡事有个度；第三，先把你的东西提供出来，不要索取，不要过分刁钻和狂傲；第四，我在中国受到的教育、养成的习惯，在西方也能够发扬。

我愿以一首诗来表达此刻的心情——

长长的旅途中我经历过艰困

也品尝过命运的恩赐

在欣喜落泪的时刻

感受到了向上的力量

在那永恒的力量之中

我看到儿时跳动的火焰

也看到青少年时伴随着的身影

看到中年之后的火焰依然在燃烧

那是奥林匹克之火

也是一个中国人

历经一生的跋涉后

永恒的信念

向上

向上

（部分内容摘自顾铁林：《乒乓大使倪夏莲》）

倪夏莲给上海通志馆的手书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