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

1950年9月的一天，姚溱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到市委宣传部，说有事商量。我立即赶去见姚溱同志，他说市委领导决定要千方百计找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并建立纪念馆。此事叫我和杨重光两人负责。我说：“任务很光荣，但难度极大，我只知道当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这样大的一个法租界到哪里去找？”姚溱说：“你别急，我已和扬帆同志讲好了，找来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请她协助你们找。”我听了很高兴，从宣传部出来就直奔图书馆，从封存书刊里借到一本周佛海的《往矣集》，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此书看完，从中只得到这样一条线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隔了一天，我们和杨淑慧会面了。她首先带我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家里，她说：“当年开会时陈独秀在广州，这里只有他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王会悟夫妇还住在这里，后来我和周佛海结婚之后也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深。”

我们前前后后走了一圈，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弄堂房子，她边走边看边说：“大门进来的客堂是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的。”“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们来到客堂后厨房前一个狭长的过道小天井里，她说：“这里原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时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放水浸西瓜。”因为当时还有居民，所以没有上楼。这虽不是我们要找的主要目标，但这里是我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新青年》从第8卷第1期开始便成为我党的党刊，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我们问杨淑慧：当年“一大”开会的地址在哪里？她说：“我去过几次，但印象没有这里清楚。”我说：“《往矣集》记载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开的。”杨重光同志说：“我看到的材料记载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杨淑慧说：“李汉俊家在贝勒路没有错，几号门牌我记不清了，我想到贝勒路去找找看，能不能凭当年的印象就能确定，没有把握。”我说：“我同意，改日我们去贝勒路。”杨重光同志说：“我们双管齐下，我去蒲柏路访问老居民先把博文女校找到再说。”我请沈子丞同志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学校资料，有没有博文女校的校址。过了几天，他来告诉我，当时上海的中、小学都要在7月13日之后才放暑假，7月1日还在上课，不可能在那里开会。当时，人们都认为：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一定是“一大”开会日。

过了两天我约杨淑慧去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踏看。我们两人慢慢地边走边看，她说：“我仅有的一点印象现在影迹皆无了。当时李家前门沿马路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小厂，房子造好不久他们搬进去住的。所以是新房子，他们家里进出走后门的。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昔日的影子也没有了。”我们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堂口上部建筑是圆形的，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她忽然说：“这里有点像李家后门！”但是哪一家一时确定不了。

我看她走累了，我说：“今天总算找到了一点影子了，我们改日再来吧。”杨重光同志访问蒲柏路老居民，总算找到了博文女校，是在白尔路（后改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据查当年校长是黄兆（绍）兰。

1951年5月，杨重同志拍了一套照片送中央领导同志审核，结果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的：“胡绳同志说，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都已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代表住的地方，开会的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我去农业部见了李书城同志，他告诉我那时他的家在法租界望志路7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号都改了，因此他只说了那所房子的大体位置，于是我返回上海继续寻找。”

在博文女校召开“一大”的说法虽被否定了，但这座女校还应该作为革命遗址保护纪念的。学校原址经许多老居民指认决不会错，1951年8月政府就买下这一座房子，按原样修复。后来沈子丞同志打听到黄兆（绍）兰校长的女儿黄允中在武汉工作，我们发函请她来上海核实博文女校校址，指导恢复内部原状。她于1952年7月20日来沪。当年她也在博文女校读书，她确认校址不误，对当年校内的布置作了说明，给我们工作帮助很大。

博文女校，白尔路（后改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大部分与会代表曾在此借住

杨淑慧经过几次踏看，“一大”会址终于从“影子”中清晰，慢慢地深化而确定了。就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弄堂在贝勒路。当时的106号不是杨重光同志文章里所说的酱园，而是一家卖机器摇面条的小铺子，店号叫“恒福昌面坊”，楼上还有两户居民。

当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时，大家拍手大笑说：“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我们告诉大家：“这里要作纪念馆了，要请大家乔迁。”大家都表示：“这是应该的，应该的。”于是我们将望志路106号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渔阳里2号，请房管部门协助动迁，动迁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一天，姚溱同志又打电话问我工作进展情况，我作了简要的汇报，他指示还要找一处最早的团中央的活动机关，对外是外国语学校。事后我问杨淑慧当年党办过一个外国语学校在哪里，她说她知道，是陈独秀办的，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6号，离陈独秀家不远。说着我们就来到霞飞路，渔阳里的里名没有了，但细看还可以看出“渔阳里”三字的痕迹，庆幸的是弄里门牌没有改，我们很快找到了6号。于1956年动迁5、6、7号三幢房子的居民，1957年年底按原样修复竣工，并恢复“渔阳里”里名。

“一大”会址在恢复原状时，我根据《往矣集》等有关资料，把会议桌椅安排在客堂楼上，直到1956年2月12日董必武同志来馆视察时指出：“是在楼下开的，当时楼上住的是家眷，不可能在楼上开会。”这样我们就把会议桌椅搬下楼来。1964年以后李书城的夫人又来上海时，我们问她当年开会在楼上还是在楼下？她说：“我记得这张大菜台子没有搬到楼上去过。”这样就完全证实“一大”是在楼下开的。

当“一大”会址找到以后，我还请陈望道同志来看过，请他核定“一大”会址。他看了之后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说：“我实在记不清了。”也请过李达同志，当时他是湖南大学校长，他看后谈了许多党早期的活动情况，与“一大”直接有关的只有一点，就是“大会开到第四天晚上，法租界的密探闯进会场，说是找人找错了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机警，问大家认识此人否，大家说不认识，他说一定是密探，赶快休会离开会场。大家从前门走出，来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当时我也住在那里，大家商量明天开会要换个地方，因为我太太从小在嘉兴，她建议到嘉兴南湖去开，大家都同意，于是我请太太先去南湖雇船，我们分两批去装作游湖模样，在船上开完了大会”。他对找到的会址没有异议。

1951年10月8日市委通知：“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三处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同志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同志，负责设计并领导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

1952年冬天，文化部文物局王冶秋同志来沪视察三馆，指示遗址应按原状恢复，有关史料不要在遗址内陈列，并建议做三个模型送中央宣传部。

为了征集资料，沈子丞同志从中华书局图书馆里找来了毛泽东和恽代英两同志亲笔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调查表》，毛主席的表是1925年11月21日填的，在表里对中国革命的主张阐述得很清楚，时间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要早四个月。

我将毛主席的那张表拍了照片，交夏衍同志请示中央将来能不能公开在纪念馆陈列，不久夏衍同志来电话说：“中央同意公开陈列。”杨重光同志文章里把此表说成是“志愿书”，错了；说此表是从原亚洲文会“日本投降前日本特务机关秘密存放在那里的我党建党前后的文件、资料和出版物”中发现的，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亚洲文会博物院是我接管的，我最清楚，在博物院里有一个图书馆，确实收藏有日本特务机关“满铁”的档案，其中都是我国军政情报，根本没有此表，此表明明是沈子丞同志从中华书局图书馆里找到的。现在成为“一大”纪念馆的一级文物，同时找来的还有一张我军的军用地图，后来调给北京了。

三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做好已经到了1953年了，由沈子丞同志于6月19日送达中央宣传部，沈回来说王冶秋、胡乔木同志都看过了，他们说模型做得很好，并传达毛主席看过后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包惠僧是当年“一大”的参加者，当时任国务院参事。1954年3月，中央宣传部请包惠僧及薛文淑（李书城的夫人，当年“一大”会址的房屋主人）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我陪着他们去三个地方都看了一遍，回到宾馆包惠僧滔滔不绝地讲了几天，这就是他后来写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见闻》等。薛文淑则对当年她家室内的一切布置作了详细说明，我们根据她的口述作了记录。还通过她找到了她房内的一只茶几、一把椅子，据说是当年的原物。他们对已确定的三个馆的原址都认为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