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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0一公元前427年的「雅典鼠疫」,发生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当疫情初现端倪时,由于长期以来的偏见,雅典人一口咬定是斯巴达奸细在蓄水池中投毒所致。非但没有认真防控疾病蔓延,反而将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军事讨伐上,导致问题解决方向完全错误,待找到根源时已乏力回天,最终酿成了这场瘟疫惨剧。
雅典鼠疫在3年的时间里,几乎摧毁整个雅典,消灭了近一半人口。城内外死伤一片,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一片地狱般的残酷景象。
后来由米希尔·史维特斯所绘的「雅典鼠疫」,生动再现了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场灾难的景象。
Plague in an Ancient City, Michiel Sweerts
Plague at ashdod,Nicolas poussin
尼古拉斯·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真实描述了公元2世纪中叶,古罗马安东尼大帝执政时期,突然爆发的「安东尼瘟疫」。
史学考证认为,「安东尼瘟疫」是镇压叙利亚叛乱后,罗马军队带回罗马帝国的。这群鸣金回营的士兵回城时,除了携带战利品,还有可怕的天花和麻疹,随后在罗马肆虐。史书描述此病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或是生了坏疽,感到难以忍受的口渴,皮肤化脓。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000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1/4,罗马彻底沦为一座死城。
瘟疫肆虐期间,连尊贵的罗马帝王都未能幸免。先是维鲁斯大帝于公元169年染病身亡,紧接着其继承人安东尼大帝在公元180年,也因传染而难逃厄运。
The Blessed Bernardo Tolomeo’s Intercession
for the End of the Plague
瘟疫足足肆虐了7年才趋于消停。然而,当人们觉得灾难已经过去,从而丧失警惕之时,疾病却在公元191年再度大规模爆发。
许多村庄从此彻底消散,城市人口也遭遇二次重大损失。
这场持续数年的瘟疫,使罗马约750-1500万人陆续毙命。瘟疫削弱帝国军力,对社会和政治,文学和艺术领域造成毁灭性打击,直接导致罗马「黄金时代」的终结。
公元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拜占庭帝国以罗马帝国一直试图收复失地,统一罗马帝国,再现往日的辉煌。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决定于公元533年发动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
然而就在他横扫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将重现帝国辉煌之时,一场空前的瘟疫不期而至,使东罗马帝国的中兴之梦化为泡影。
公元541年,鼠疫开始在东罗马帝国属地埃及爆发,接着迅速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最早感染鼠疫的是无家可归的贫苦人,最严重之时,一天就有上万人死去。
可如此严重的瘟疫,在疫情初期居然被帝国官员们瞒报了。理由很简单:皇帝查士丁尼正在地中海一带兴高采烈地御驾亲征,不可惊扰圣驾。
直至事态已经演变到失控时,极度恐惧的官员才不得不向查士丁尼汇报,可惜一切都太晚了。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了23万人,整个城市尸横遍野,臭气熏天。居勒·埃里·德洛内《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描绘的情景,正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大帝也险些感染瘟疫,恐惧之中下令修建巨大的能够埋葬上万尸体的大墓,以阻断瘟疫进一步扩散。于是大量尸体不论贵贱和长幼,覆压近百层叠葬。
「查士丁尼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首次大规模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居民死亡,生活瘫痪,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鼠疫继续肆虐半个世纪,直至1/4罗马人口丧生。
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致命打击,最终使东罗马走向崩溃。
Saint Thecla Praying for the Plague-Stricken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四年间黑死病在亚欧非大陆呈爆发式蔓延
在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场疾病的恐怖程度,能与发生在14世纪中叶的欧洲中世纪大瘟疫相比。
引起瘟疫的病菌由黑鼠皮毛内的蚤携带来,始于14世纪的中亚,俗称「黑死病」。一旦发生便迅速扩散,从俄罗斯传至西欧和北非,造成世界7500万生命死亡。「黑死病」因患者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而得名,中世纪欧洲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医疗条件都很差,根本无力抵抗黑死病的入侵,痛苦地死去几乎是必定的结局。老彼得·布鲁盖尔于1562年绘制的油画「死亡的胜利」,就通过描绘骷髅过境时的恐怖景象,以天灾亡灵军团的隐喻,纪录了这次让人类历史陷入绝望的黑死病瘟疫。The Triumph of Death,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文艺复兴彼德拉克在信中写道:「我宁愿自己从未诞生:没有天庭的闪电,没有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任何可见的杀戮,但死亡弥漫。有谁见过如此可怕之事吗?」
创作于1446年的壁画《死神的胜利》,被誉为意大利哥特晚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描绘的正是瘟疫爆发后死神肆虐的景象。
「下葬队伍的场面」成为此时绘画的常见主题。画中不再是著名君主或圣人,而是去向墓地的无名受难者。
越来越多人认为黑死病是神降下的惩罚,教堂强调通过宗教仪式进行救赎,而对抗瘟疫的正确方式是忏悔 —— 当时许多绘画,都描绘了受难者接受牧师祈福的场面。
死亡,成为严酷的事实。天堂遥不可及,地狱就在人间。以至于中世纪文化中,到处都有瘟疫的影子,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社会集体的绝望和沮丧情绪。
在1348~1350年间,这场空前的浩劫夺走约2500万-50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总人口的1/3,曾熙攘喧哗的城市早已沦为空城。
直至1352年黑死病消失。人们才敢打开门,走上街头,等待日光驱散这皮肤之下、深入骨髓的寒冷绝望。
Saint Roch as Patron of Plague Victims ca. 1623
那么这场疫情最终是如何结束的?黑死病超强的致死性,导致大批易感染人群消亡,新的病原携带人数越来越少。而没被感染的人群除了隔离措施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超强的自身抵抗力。因此,当黑死病杀死了自己的所有宿主后,自身也随之完结。这场令中世纪欧洲人闻之色变的疫情,就这样逐渐销声匿迹了。
Blessed Bernard Tolomei Interceding for the Cessation of the Plague in Si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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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大瘟疫
The great plague of Milan
1629-1631年
Farewell to Cecilia During Plague in Milan
1629年~1631年爆发的「米兰大瘟疫」,包括伦巴和威尼斯,造成大约28万人死亡,使米兰成为名副其实的「恐怖之城」。《米兰大瘟疫》刻画的,正是米兰从天堂一夜堕入地狱的瞬间 —— 尸体多到连运尸车都载不下,市民需付给运尸人不菲的报酬,才能勉强让亲人遗体有一席之地。
细究根源,这场灾难都是战争惹的祸。1629年意大利正在与德法交战,德法军队联手把瘟疫带到意大利曼图亚。1629年10月,瘟疫波及米兰 —— 伦巴底地区商业中心。
当疫情初次波及米兰之时,米兰起初迅速启动了教科书般标准的疾病防治措施,包括及时的医护资源,严格的隔离检疫,以及限制士兵与货物出入境等等。
然而1630年初春,在米兰举办的一场狂欢节,彻底粉碎了所有医护人员之前的一切努力… 在海量民众的交叉感染下,瘟疫如同核弹般迅速引爆,继而彻底失控。
最终,米兰为这场狂欢节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6万具尸体,大概是米兰当时所有人口的一半。一次节庆,几乎毁灭一座城。
除了米兰,瘟疫还波及意大利的许多主要城市,包括那不勒斯、伦巴和威尼斯,最终总共造成28万人的不幸遇难。
the plague of Naples, Domenico Gargiulo6
伦敦大瘟疫
London Black-death Plague
1665-1666
「伦敦大瘟疫」是1665年~1666年间,爆发在英国伦敦的大规模传染病,超过8万人死于瘟疫,相当于当时城市人口的1/5。
瘟疫被确定为「淋巴腺鼠疫」引起的大面积黑死病,瘟疫袭击的第一个地区是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至1665年开春,由于人口激增和卫生条件的恶化,瘟疫开始遍布伦敦城。
同无数类似历史一样,疫情爆发之后,国王查尔斯二世及家人率先逃离伦敦前往牛津郡,留下一城老弱病残,在被木板钉死的房子里听天由命。
由于瘟疫蔓延的非常之快,不得不将患病者所住房子封死,门外漆上红十字,严禁出入。每天限定时间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
成千上万的病人,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凄惨死去,最多时一周死去的就不下万人。熙熙攘攘的伦敦城,竟然完全变成一座寂静的死城。London Black-death Plague,1665
丽塔·格利尔的「大瘟疫」,正描绘了「伦敦大瘟疫」期间的悲惨景象:
「所有店铺都关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尸。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哀婉的车铃声,令人毛骨悚然。」
The Great Plague,1665
记录显示伦敦的死亡人数从每周1000-2000人持续上升,至1665年9月,平均每周已经有7000人死亡。
幸运的是,在英伦半岛南北接壤处的亚姆村,为了切断瘟疫的传播,率领村民们自愿留下的威廉牧师,一起展开了与瘟疫殊死斗争。最终不幸的是牧师也死于这场瘟疫。这个300多人的小村庄最后只活下来33人,也正因为他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成功阻止了黑死病继续向北蔓延,为英伦留下了后花园。
这是伦敦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却也是道德力量得以显现的时刻。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信仰让人们空前团结和虔诚,不同教派的人们摒弃前嫌,在同一个教堂里听取布道,就连铁石心肠的杀人犯也开始忏悔。
灾难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大家虽然身处绝境,却依然在同情别然、互相帮助、奉献爱心,保持着理性、坚韧和忍耐。
Saint Macarius of Ghent Giving Aid to the Plague Victims
1666年9月2日伦敦遭遇大火,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著名建筑被付之一炬。但同时也烧毁了大部分遭到感染的房屋,瘟疫状况终于渐趋好转。
1665年「淋巴腺鼠疫」是英国本土最后一次广泛蔓延的鼠疫。之后,随着英国政府着手大力改善各地区卫生条件,瘟疫的威胁再也没有大规模出现过。
View of the course during the plague
1720年,法国城市马赛遭逢瘟疫侵袭,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也是18世纪初欧洲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这次爆发的「马赛大瘟疫」是典型的人祸。首例疫情出现在前往马赛的商船里,一名土耳其乘客突发疾病暴毙,紧接着主治医生及数名船员也随即染病身亡。
当这艘满载着病毒的「死亡之船」抵达马赛后,港口机关原本下令将其隔绝,但马赛的权势富商拒不从命,因为有大量进口货物积压船上,影响其经济利益。
于是愚蠢的富商向港口机关施加压力,强制取消这艘商船的隔绝措施。商船入境后,彻底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View of the Town Hall during the plague of 1720
几天后,瘟疫在市区大面积涌现,医院迅速爆满,城市充满了末世般的恐慌。他们无情地把病人驱赶到大街,任由成千上万的尸体在周围堆积成山。
经统计,马赛的九万居民中超过半数丧生 —— 这就是商人们为短视付出的代价。这幅作品真实的还原了瘟疫期间,市政人员在港口附近清理积尸的悲哀情景。
The Plague in Marseilles in 1721,Michel Serre
幸而得益于法国政府后续采取的强硬措施,这场瘟疫来得快,去得也快。
政府规定:若马赛市民与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来往沟通,将会被处以死刑。为加强隔离,还建立了一堵高2米,厚70厘米的瘟疫隔离墙,墙后有守卫把守,彻底与世隔绝,终于快速控制住疫情。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马赛很快从瘟疫中恢复。截至1765年,人口增长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正是得益于政府的有效措施,这场瘟疫不像14世纪黑死病那么大的破坏性。
Saint Augustine vanquishing the Plague of Locusts
还有一幅关于瘟疫的画作,就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委托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托万.让.格罗所做的《拿破仑视察雅法的黑死病军人》。
画作记录了当时的著名事件,拿破仑军队在雅法(以色列)遭遇黑死病的侵袭。当时流传谣言,说拿破仑将染病的士兵毒死并烧掉。于是恼怒的拿破仑于1799年3月11日亲临雅法,探望染病士兵。Bonaparte Visits the Plague Stricken in Jaffa
画面中拿破仑不惧被传染的危险,用手亲抚染病士兵的身体以示问候。远处依稀可见雅法古城城墙、法国国旗和炮火硝烟,周围到处是染病及垂死的士兵。拿破仑此举既鼓舞了士气,又一举粉碎了谣言,兵心大振。
可见无论在任何灾难面前,领袖的精神力量和气概,都如同强心剂,可以为散乱的人心注入勇气与信念,古今皆然。A monk visiting the victims of the great plague of Milan
灾难之于人类,就如同西西弗斯的巨石,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当瘟疫猝不及防来袭之时,熟悉的世界瞬间变得陌生,仿佛每个角落都潜伏着杀机。
The Tenth Plague of Egypt然而,瘟疫也是与文明的发展同行的。瘟疫使人类获得对新疾病的认知,发明对付疾病的新方法;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国家建立捍卫生命和维护健康的新机制,人类也更加懂得与自然界和动物相处的原则等。
法国作家加缪在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鼠疫》的末尾写到:人类终于「战胜」鼠疫,港口燃起久违的绚烂烟花。
清醒的人们知道,因着人的屡教不改,瘟疫不死不灭,或许将来某日还将选中另一座城市予以痛击,但加缪借由主角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痛苦置之度外的正义之士,一定会做些什么。因为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永远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Saint Ludwig Asks to Avert the Plague
保留灾难记忆,绝非为沉浸在过去的苦难痛苦之中,而是为避免悲剧重演,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的和解与进步。
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从过去的一场场灾难中不断学习,不断反省。真实的记忆,可以促成人们对历史过错的道歉。其目的不在于追溯施害者的罪责,而是为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不再重蹈覆辙。Saint Thecla Praying for the Plague-Stric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