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悲痛之亱，又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者辞世。长亱难眠，浮想联翩。
我认识欧老师（我们家上下都叫他欧老师）是远在文革之前。世界本来就很小，而我们两家又都挤一个叫做东山的小小的地方。由于住得比较近，过年过节父亲会带着我们去拜年。那时住在那一带的还有也是在中医学院工作的王士洁阿姨，麦冠民老师和李云鸾医生。欧老师应该是住在新河浦一带，具体地址就记不得了，只记得住处有个小小的院子。
那时，我是十多岁的小孩，大人说话时，我是不吭声的，这是家里教的礼貌。然而小孩毕竟是小孩，话虽不说，眼睛就不会那么老实，东张西望。他大概也看出我的无聊，主动和我攀谈。因此我二年级起便参加了东山区少年之家无线电小组，及中学时因此得了个＂电子＂的外号他都知道。
文革期间，父亲去了干校，先是去三水南边，而后去南雄。1970年，中医学院重新招生，欧老师极力要求将来我父亲从干校调回广州并推荐我父亲到中山医学院工作一年。
1974年，我招工回到广州，在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当时家里地方不够住，又是欧老师送我们一批木料，用以＂搭阁仔＂。我在这个＂阁仔＂住到三姐出嫁。
周恩来总理逝世的第二天，他来我们家。他掏出一个装着几张周总理的照片的信封，告诉我们，省委不少人都想要这些照片，但于当时的形势，是绝不能跑到照相铺去翻拍。＂这些照片被人知道或许有麻烦，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父亲二话没说，把照片接过来。那时，我父亲已经退休了。我们父子俩花了一个晚上，翻拍，冲片，放大。全部做好了以后，把底片销毁了。第二天把照片包好，送到他家。现在回忆起来，那一切有点像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者在活动。
1977年，我弟弟考进了大学，欧老师很高兴，并跟我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去（读大学）＂1978年，我考上了广州中医学院，在报到之后，我在路上碰到欧老师，我満心高只地叫了他一声，他望着我半开玩笑地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你都不是学医的。＂也许在他心目中，我最合适的应是工科。这在后来我毕业后，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应该在能用得上其他技能的地方。事实也证明他目光的敏锐，1986年我出国读研究生，当时的技术设备还未到计算器化，而我实验中收集的信号杂音很大，根本无法阅读，我是用我的电学知识设计了一个过滤器，使信号能清楚地表达出来。
1989年，他主编了《中英常用中药手册》出版，他通过我父亲，给遥远的我送了一本。
1996年我父亲中风，我专程回穂照顾父亲，在学院内碰到欧老师。他当时从学院正门向饭堂方向走，看到了我他停下来叫了我一声＂阿聪，你回来了。哎，你爸爸得了这个病，真是⋯⋯哎，要不然，他现在就去探探你们两兄弟了。然后他问及我在澳洲的情况，并提及他最近去了一趟美国，谈到见到张士衡等叔叔阿姨。最后谈到麦冠民，李云鸾夫妇的情况。麦，李两夫妇，现在中医学院似乎很少提及。文革中两人受的冲击很大，两人均在干校不许回家探望（当时罗元恺也是不许回家的）两个儿子都下了乡，后来偷渡到香港，后去了美国。麦冠民夫妇80年以去香港探亲为名不辞而别。在美国出差而去探望他们夫妇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
父亲去世后我曾不止一次想同他联系，当时素荷还在世，我向她打听却不得所以，只知他身体情况不佳，须坐轮椅，听力视力都有问题。后来碰到黄景泉老师，才得知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他的保姆。他的保姆问了我一大通，最后我表示我是他的学生，就住在学校内，她才让他接电话。电话中他声音模糊，看样子也听不清我说什么，旁边不断地有保姆大声的询斥。我们没能有有效的交谈，挂电话我呆了很久。多么聪睿的一个人，到晚年竟被人如此欺负。
去年校庆 我们去了花都，从那儿回来后，听我母亲说她见到了欧老师，他是被保姆推出来晒晒太阳的。当时保姆的语言行为对他是极为不敬，她的行为触怒了我母亲，走过去制止她。我妈妈年近90，行走不便，按她自己自嘲，是三条腿走路。她指责保姆不应这样对待他，她对保姆说：＂你知道他救了多少人的命吗？说不定你的亲戚朋友里面就有人的命是他救的。＂然后她问他：＂还认识我吗？＂他摇摇头。我妈妈又问：＂你还记得阿聪吗？彭展聪，你的学生。＂他的嘴似笑非笑地动了一下，点点头简单地说了一句＂记得。＂我听了心里一热，他还记得我！
欧老师，相识几十年了！儿時您是我的典范，长大了您是我的老师。您魂归天國，请接受弟子远在天涯，在南半球的澳洲，默默地献上的一线心香！
转自公众号“AAGU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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