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了恰当地理解科学活动，我们对社会与境和技术内容两方面的察考都是必不可少的。拉图尔强调，科学只能通过其实践得到理解，因此必须对处于行动过程中的科学，而不只是科学的结果，即既成事实加以考察。如果说科学事实是一种黑箱，那么理解科学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打开黑箱。按照这种方法，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科学是在某种网络式的建构过程当中生存发展的，而这种网络，则要尽可能地囊括所有的社会资源和人类计谋，甚至要把科学的对象作为行动因素包含进来。这种研究路径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新鲜感和效力，却也同时引起了某些哲学上的困惑，比如自然的实在论地位问题，以及科学理论有效性的来源问题等。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事实的建构；黑箱；超对称
20 世纪70年代以后，在“科学的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与社会”(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简称STS) 研究领域中，一种新的态度，即科学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 占据了主导地位。一般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个大的框架里，先后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研究纲领，即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巴斯学派的“经验的相对主义纲领”和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于1980年代早期产生于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矿业学校的社会学与创新中心(Centre de la Sociologie de l’Innovation,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ines de Paris, CSI)，因此人们一般把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核心的研究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具有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背景，并深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库恩科学哲学的影响，巴黎学派则更多地致力于以人类学的方式从事具体的实验室研究，因而深具自涂尔干以来的法国特色。“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个词是由CSI成员、法国科学社会研究者米歇尔·卡龙提出的，它的主要理论家是卡龙、拉图尔和约翰·劳，其中尤以拉图尔的著述最多，影响最大。拉图尔早年接受的是哲学和圣经解释教育，后来去非洲服役，期间开始接触社会科学的研究，并通过田野调查接受了实际的人类学训练。1970年代，拉图尔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一间非常有名的研究所做了一项调查工作，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在此工作的科学家进行了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或曰田野式的研究，结果是他与斯蒂夫·伍尔加合著了一本书，叫《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这部著作奠定了拉图尔的研究方法和思想风格，并很快成为科学社会学领域的一部名著。它不仅是拉图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实验室研究领域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激起了后来一系列此类研究，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科学社会学的面貌，拉图尔本人也得以像巴斯学派的主要人物哈里·柯林斯一样，成为早期实验室研究的创制者。拉图尔是一位高产的作家，继《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之后，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例如《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法国的巴斯德化》《我们从未现代过》《阿拉米斯或技术之爱》和《潘多拉的希望》。在西方学术界，拉图尔被评论为是一位思想深刻的作者，多年来，他以其广泛的研究逐渐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作为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主要建筑师，拉图尔的工作也引起了来自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领域学者的广泛的批评性关注。他的著作和思想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赞同或争论，正如伊恩·哈金所评论的那样：“他使一些人感到愉快，同时激怒了另一些人。但是无论如何，在过去的一代人里，他是关于科学的最有才华、最具原创性的作者之一。”拉图尔的学术影响力，从下列事实中也可见一斑：他是1992年贝尔纳奖获得者，2013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获得者。根据汤森路透对科学引文数据的统计，2007年，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被引用次数最多（500次以上）的37位作者中，拉图尔位居第十（944次）。这份统计表中所列作者的观念和方法，大抵能被看作是他们各自领域的象征或符号。在这份名单中，除库恩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等领域的广泛影响以外，拉图尔是唯一一位STS领域的研究者。经过在非洲和美国所从事的田野式研究之后，拉图尔专门致力于对处于实际工作过程当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理论分析。他的方法是，把科学和技术置入它们所存在的社会与境当中，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实际行为进行详细的社会学分析，《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书就是最能体现这种研究思路的著作。有人甚至认为该书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等领域的影响，堪与库恩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相提并论。这本书确实是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主要思想的最好说明，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史上，其学术地位可与奠基该领域的另一部名著，大卫·布鲁尔的《科学的社会意象》等量齐观。它们分别是巴黎学派和爱丁堡学派最基本、最经典的理论表述，而在思想的锐利大胆、表述的生动有趣等方面，前者甚至超过了后者。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书中，拉图尔对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他们的实际工作方式进行了档案式的记录，并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所作观察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试图让人们了解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经过怎样的过程，一种观念从一个理论家的猜想转而变成了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拉图尔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则是：不要听信哲学家们关于世界说了些什么，不要听信社会学家们关于社会说了些什么，也不要听信科学家们关于自然说了些什么，而要代之以观察科学家们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需要找出的是他们所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话。这本书利用大量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学科的轶闻趣事、案例研究和事例，旨在说明什么样的方法规则是能够在跟随科学家们的实际活动过程中加以使用的。其主题是说，科学，包括社会学在内，是一种集体性活动，事实性则是这种集体性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他最基本的意图是解构传统的科学观，表明科学实际上并不能避免通常在社会当中发生作用的那些力量的影响。他以跨学科研究者的身份宣称: 科学和社会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在分析过程中，拉图尔借用了一个有趣的概念：黑箱。这个概念贯穿于全书始终（参见拉图尔，第 2、81-82、131、253页），是理解拉图尔研究思路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工程技术中，黑箱一般指系统中只需关心输入和输出、而无需关心其内部构造的任何固件、部件或仪器。比如，对于一名用户来说，一台电脑就是一个黑箱。拉图尔借用这个词，指的是已经被承认并接受为真实、准确和有用的科学理论、科学事实和科学仪器。但是，拉图尔更经常地用它来指那些被当作其他理论的基础加以使用的科学理论。比如说，我们现在把“DNA 是一个双螺旋”这种观念当作一个事实看待，对此，目前所有的生物学实验都必须认真对待。拉图尔则潜回到历史之中，考察了吉姆·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构造双螺旋形象的曲折过程，而在这个过程进行时，并没有任何人真正知道DNA究竟是如何构造的。拉图尔借此提醒我们说，“DNA 是一个双螺旋”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事实”。我们宣称沃森和克里克只是发现了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东西，拉图尔则指出，我们只是在若干相互竞争的科学家彼此重磅攻击了对手的理论之后，才最终同意究竟是什么东西存在于 “自然”之中。（参见拉图尔，导论）拉图尔关于黑箱的整个观念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它使我们联想到，为什么说科学中的公理之一是：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怀疑的。为了方便之故，我们总是把绝大多数经过良好检验的理论当作事实来看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够打开这些黑箱，看一看它们究竟是怎样构造的。而且，如果有更多的证据显露出来，我们甚至还可能对它们发起攻击。打开黑箱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当初被关进盒子里的各种机关和诡计一起一涌而出。这也许使人感到心烦意乱，但作为黑箱的事实，它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里面并非（如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只装着“理性”和秩序。但是，只有打开黑箱才能指出混乱，并使事情朝向另一种可能的秩序发展。科学史上的好结果往往是由打开黑箱造成的。作为例子，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其自传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他一直在跟一个他总也无法落实的理论较劲，因为他“知道”中子的β衰变是S和T。一天，一些实验人员告诉他，中子的β衰变很可能是V和A，他们于是为他打开了一个黑箱，而他的理论也立即得到了落实。我们当然不能在所有的时间里都对事物发出质疑，那样的话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做不成。因此，当理论到达某个特定的可接受点时，我们便开始把它当作真理对待；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黑箱，甚于把它当作一个理论。逐渐地，这些黑箱被如此广泛地接受，以至于它们变成了像空气一样的无形之物，变成了不言而喻的东西，简言之，变成了没有人会想到要去怀疑的确凿“事实”。只有当一个外行对它们提出疑问时，它们才突然再一次成为焦点。问题是，在试图对科学和技术进行条分缕析的尝试当中，拉图尔发现自己经常不得不与这些“黑箱”不期而遇。而在他看来，对于探寻科学的实际工作过程来说，这些黑箱无疑只是障碍。为了摆脱这些障碍，拉图尔相信我们应当观察“正在形成的科学”，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或者“既成科学”。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科学就是“已经形成的科学”，就是科学的结论，是成品；而在拉图尔看来，科学是一连串的行动，是形成科学、制造结论和物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 (暂时的) 终点，即科学的结果，或各种被接受了的“事实”，无非就是黑箱。也许你可以不假思索地对某个或某些黑箱加以使用（事实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但这无助于你对黑箱真正有所了解。你必须打开它，才可能了解它的真相。其实，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科学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因此，按照拉图尔的意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最有价值、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去观察科学的形成过程，跟随科学家的最佳时机，也在于当科学家们还是一些活生生的行动者的时候。这时你会发现，科学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决定何种理论和观测将变为真实、而何种理论和观测将遭到拒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争论 和修辞学出人意料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使得“盟友、资源和网络”这些在科学的通常意义上“非常规”的词语，进入到了对科学的分析之中。（同上，第49、100-101页）拉图尔的分析从技术性论文的写作开始，因为这些论文无疑耗费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对论文中由引证、引用和图形构成的密集的纠结进行分解，并解释这种层层纠结对于防御那些准备对论文发起攻击的人来说，具有怎样的必要性。通过引证和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仿佛调集了一支军队来对付那些准备攻击他的人：“啊哈!”科学家说，“想攻击我的论断？那你首先必须反驳所有这些其他的论断！”图形也服务于类似的目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把科学家跟实验室联系在了一起。反驳图形需要具备另一个与产生该图形的实验室具有相似装备的实验室，并在其中进行相似的实验。很大程度上以其对科学文献的检查为根据，拉图尔相信，在决定一个科学争端的后果方面，修辞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拉图尔所说的修辞学发生在科学论文对其他论文和实验结果的引证和引用中。这些引证、引用和图形被加以层层布防，从而形成了一个由支持者和盟友构成的强大阵营。每一个特定理论的拥护者，都努力获得他或她所能获得的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尽可能多的盟友，而这些支持和盟友的数量，在理论构造过程的每一个层次上都增生繁殖，因此，试图反对一篇被加以精心设计的论文，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到头来，每一项异议都会落入与一个几乎不可能与之争辩的黑箱相对的境地。而在科学文献层次上对盟友网络的使用，同样也被应用到了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当中，事实上，它被应用到了科学活动的全过程。一个理论越是把更黑的黑箱和更强大的盟友笼络在自己一边，这个理论就越是难以反对。如果一个理论具有足够的抵抗力，它自己就可能最终被转变成一个黑箱。作为说服的技巧，修辞学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知识(episteme)，在某种意义上，立足于“可能性”(probability，该词与法律诉讼有关)的修辞语言与逻辑语言的区别与对立，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之一。所以，科学/逻辑传统一定要多方打击修辞学传统，把它作为发现真理的反面。然而，科学的社会研究却否定了科学真理的特权，“揭发”了科学与修辞学的隐秘联系：修辞学不仅是形成科学论文的常规的、一般的手段，而且也是科学行动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不能一方面大肆使用修辞手段，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排斥和贬低修辞学，这是可笑的，仅仅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心理习惯。为了说明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拉图尔还进行了另一些令人惊讶的观察。他花时间研究了科学是如何获得投资的，并描绘了一张巨大的关联网，对于科学来说，如果它想真正发生的话，这张网就是它必须要掌握的。拉图尔对这张网的描述还包括指出科学家如何必须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的兴趣是与他本人的兴趣联成一体的：他必须说服公司相信，向他的研究项目投资将导致在他们的产品上获得切实的利益；他必须说服政府相信，他的研究能够制造出更好的武器，或者能更好地挽救生命，等等。足以构成讽刺的是，研究的主题越深奥，则越是必须产生更宽更大的网络，从而使得该研究能够实际上发生。因此，“最纯粹的”科学，比如粒子物理学，看上去好像离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相距最远，实际上却必须进行最大量的工作，从而说服人们相信进行这种研究是必要的。因此，在从事科学的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上，拉图尔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当想到科学家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一些孤独的研究者，独自呆在他们的工作台上，与社会的其余部分相隔绝。拉图尔说，这幅画面是不完整的。他形象地描绘了一位实验室主管的旅行路线: 他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与政府官员交谈，以争取更多的投资；与杂志编辑交谈，以说服他们开辟一个新专栏；与各种公司交谈，以使他们改进他们的仪器，从而使其实验室里所进行的研究更有效率。在“科学”的通常意义上，这位实验室主管是在从事科学吗？当然不是。但是，当实验室里的研究者们使用额外得来的资金，购买新的、已经改进了的仪器设备，从而产生一些为一篇将在某杂志的新栏目上发表的论文所必需的结果时，显而易见，这位主管此时对于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形下，究竟是谁在真正从事科学呢? 拉图尔说，因为科学必须谋取大量的社会因素从而实际地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对科学事实的制造有所贡献：政府通过它们的投资，公司通过它们的设备，如此等等。与之相对，拉图尔提到了一种极为典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进入社会的过程如下：一个天才科学家提出一个杰出的理论，该理论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穿越社会，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跟随它一起醒悟过来。拉图尔反对这种理论，他自己的理论认为，事实是，早在该理论获得存在以前，成千上万的人就已经通过该科学家所实施的各式各样的兴趣－利益结盟而被卷入其中了。由于人们早已具备了对随后产生的研究的兴趣，因此，一旦该研究产生了一个理论，它会如此迅速地横扫社会，就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这就是说，科学并非是一个纯然的理智过程，仿佛它面对的仅仅是自然本身，科学家只是把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事实”说出来而已。由于不认为科学是一个卷入社会的过程，不认为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性结果，传统科学观实际上把自然和社会进行了截然的两分：自然是被动的待发现者，它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行动能力。奇怪的是，自然却同时又是科学结论的裁判者，即一种科学上的论断是否是一个事实，最终是由自然来判断的。一种在拉图尔看来自然而然、但在其他人看来显得有些奇怪的做法是，为了把以往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分割重新联结起来，《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书给予了非人类因素以十分独特的地位。拉图尔的基本取向是，他认为科学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两者交互作用的场所（领域），在这个场所（领域）中，人类和非人类任何一方的因素，都并未被赋予特别的优先权，这可以看作是对称理论的一种非常激进的形式，它设定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对称，或者说超对称(supersymmetric)。（参见拉图尔，第240-241页）它允许，比如说，圣布吕尔克海湾的扇贝积极地与科学家们磋商他们的停泊地点。这里的论点是，科学是由这两类“施动者”（actant，任何具有行动能力的实体。同上，第139、169-170页）的交互作用共同产生的，它是这两种形式的行动相互依赖与磋商的产物，而不能被还原为其中的任何一种。拉图尔在一种明确的意义上，想要保留处于科学的传统观点，以及诸如柯林斯这样的作者的社会实在论两者背后的直觉的知识。他把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不赋予其中任何一个维度以优先权。关于科学的传统说法是：“它是自然所为”，那就是说，自然是具有自身的道路，并将其意志印刻在科学家（以及我们这些身处科学文化当中的人）的信念之上的因素。另一方面，大多数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则坚持“它是社会所为”，那就是说，社会、社会利益或者社会结构具有它们自己的道路，并把它们自己的意志印刻在科学家的信念之上。拉图尔想把这两类行动都保留下来，但只是从符号术语上加以考虑，而不必使其中任何一方拥有特权，或者被本体论地明确下来。自然行动和社会行动两者不断地变换着角色并进行着磋商，因此，科学最终从这两类行动的游戏场地中涌现出来。只不过当游戏正在进行时，每个队的成员身份不断地在场地上发生着转换。“强纲领”的核心信条，是用同种类型的（社会）原因来说明真假、合理与不合理、成功与失败的信念，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对称原理。拉图尔对这一原理提出了批评。（同上，第321-324页）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与物质都是网络的产物，要同时描述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并用同样的关系架构来处理它们。也就是说，人和非人都既是行动者(actor)、又是施动者(actant)，所以没有主动被动、主体客体之分。在英文里，actor这个词通常只用来指人，所以拉图尔用了另一个词actant指非人。但在拉图尔看来，人和非人都既可以是actor，也可以是actant，它们都被联结在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超对称理论。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异质建构论”，也就是说，它主张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建构不只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而是同时由人（社会）和非人（工具、物、被研究的对象）所构成的“异质网络”来决定。因此，主张某个理论、发明或技术的科学家、发明家或工程师，为他/她的理论、发明或技术所建立的网络（包括物质资源与社会人脉）越大，他/她和他/她的主张就越能生存下来。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一个科学家、发明家或工程师根据什么“策略”来扩大他/她的网络，以达到确立理论、巩固成果或维持仪器，也即建构事实的目的。这些策略构成所谓的转译或转换理论。这里的translation是一个来自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类比，在分子生物学等一些自然科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类比，比如说ＲNA把DNA的遗传密码“转译到”蛋白质和酶之中。拉图尔说：“我用转译表示的意思是，它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转译就是一个不断地转换他人兴趣的过程，最终使得事实建构者和被他/她所吸引的人在利益上达成一致。这一过程通常分四个阶段或策略：第一，问题化，即定义问题，而且使行动者接受定义；第二，利害关系化，即使其他行动者感到在此定义的问题中存在着切身利益；第三，招募，这是利害关系化的结果，即尽可能地把各方行动者纳入相关的网络；第四，动员，也即使自己的网络成为其他行动者的代言者。综上所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事实，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的黑箱，而科学则是一个把知识黑箱化的过程。因此，认识科学活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方设法地打开黑箱，也即观察知识究竟是如何被黑箱化的，这其实也就是观察科学的实际活动过程。通过对科学的实际活动过程的观察，人们能够发现科学事实的黑箱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资源，包括政治资源、市场资源和语言资源都被调动起来。越是抽象的理论，越需要卷入更多的资源，由此形成越来越广泛的网络，以便使其能够生存，并最终将其转变成事实。不仅如此，在事实的建构过程中，以往被当作被动的研究对象的非人（物质）因素，同样发挥着积极的施动作用，它们与人（社会）因素一起，被联结在一个密集的网络中，这其实是科学家为了扩大能够利用的网络资源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概括地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发展了一种建构主义路径，从而避免了对科学事件或技术革新进行本质主义的解释。比如，对于一个成功的理论，它要通过使其成功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来进行解释，而不是说它是“真的”，而其他理论则是 “假的”。由此我们看出，它分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观念。尽管如此，也许我们把行动者网络理论纳入范围更大的科学的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研究(STS)领域更为恰当，因为它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确实已经跟爱丁堡学派这样“纯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大一样了。简单地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把任何客体都看作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它最著名的论点，就是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系统或者网络来说，人和非人的行动能力或参与能力在本体论上没有区别。因此，关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过程，它几乎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事实上，在知识论传统中，建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除了反映论之外，各种关于知识的理论都倾向于认为，作为思维的产物，知识无疑都是以某种方式建构起来的。问题只在于它是理性的建构，还是社会的建构（是理性地建构起来的，还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经典哲学和前库恩科学哲学更相信前者，科学的社会研究通常则似乎更相信后者。在理性论和反映论者看来，知识的社会建构这种想法已经足够令人头疼，尽管它并不必然导致反理性或非理性，也不必然导致反实在论（例如，布鲁尔就认为他的主张与唯物主义并不冲突）。然而，拉图尔的网络建构理论，所强调的不是一般性的知识建构，而是科学活动中的事实建构，也即科学事实是如何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事实当然也是科学知识的一种，但它是一种强知识，是所有其他知识的基础和参照，是质疑难度最高的知识。一种被确认为事实的科学知识，仿佛具有自然属性，也即它之所以是事实，乃是得到了自然本身的保证。因此，在知识论传统中，知识可以建构，事实则只能“发现”。知识的问题是对或错，事实的问题则是有或无。网络建构理论则认为，科学事实和其他知识一样，也是社会性的建构物。它之所以被当作“自然之物”，乃是建构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它之所以是事实的原因。而且，在使自然成为“自然”的过程中，自然本身也发挥着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作用。拉图尔的这些理论，带来了方法论上极大的新鲜感和效力。它允许人们专心于科学技术的实际形成过程，而不必在抽象的世界观层面上耽于空想。然而，这种方法论上的长处，也引起了哲学上的困惑，它使得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处于极为模糊和晦涩的境地。比如，自然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在他的理论中被有意无意地搁置。传统知识论给予自然的实在性上的优先权，被拉图尔以人类学的态度取消，尽管他也没有给予人－社会以某种优先权。按照拉图尔，事实是通过由这两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网络加以建构的，那么这样的事实，也就只能在这样一个网络中权宜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科学理论的有效性，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按照拉图尔，我们也只能通过网络理解这个问题，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理解方式似乎有些反直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