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二十四届约瑟夫·桑德拉精神分析研究大会在上海成功举行。本次大会由IPA研究委员会、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学院主办，大会主题是“精神分析治疗的科学基础：临床实践、理论和研究”。
本届约瑟夫·桑德拉精神分析研究大会首次踏出欧美地区。美国、瑞典、德国、奥地利、巴西、澳大利亚、日本等15个国家的人员参会。
约瑟夫·桑德拉精神分析研究大会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研究委员会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有着悠久的传统。会议名称亦是纪念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前主席约瑟夫·桑德拉（Joseph Sandler），他以非凡的不懈努力，将临床技能和研究结合起来，开放务实，推动不同的理论派别间的积极对话，努力使精神分析的理论更为客观严谨，在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之间建立了一座双向的桥梁。
1902年，弗洛伊德邀请了四位学者每周与他见面讨论工作，成立了著名的“星期三心理研究小组”。
1908年该小组改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
1907年，在E.琼斯和卡尔·荣格的倡议下，首届弗洛伊德式心理学大会在萨尔兹堡举行，建立国际协会的想法也在此次会议中被讨论并达成协议。
1910年3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正式成立。
在弗洛伊德的极力坚持下，被弗洛伊德视为精神继承人的荣格被推选为第一任IPA主席。此后，因与弗洛伊德存在的观点上的冲突，荣格、阿德勒等相继离开IPA。
在成立之初，IPA的目标是形成不同国家的精神分析师间的纽带，促进精神分析的传播与发展。
1924年，第八届IPA会议提出精神分析师的培训不应交给个体推动，应由不同的国家成立培训机构，这些机构培训的规章制度应由IPA官方制定。这些培训应包括“教学性的分析”和在督导下对病人的分析。任何希望从事精神分析的人都必须在成为IPA成员前完成他的培训。
这一原则也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此时，在关于精神分析师的学历背景上，美国和欧洲出现严重的分歧。
弗洛伊德和费伦奇认为申请人不应被鼓励接受医学教育，而美国一方则坚持申请人必须具有医学学位。
于是协会采取折中办法——医学训练应被鼓励但不被强调。
目前，成为IPA协会成员需经过IPA认可的三种培训模式之中任意一种的培训。这三种模式分别是：艾丁格模式、法国模式、乌拉圭模式。三种模式均基于分析、督导、理论学习建构。
2010年国际精神分析会议首次在中国举行，会上探索了精神分析在亚洲环境下的发展与变化，由此开启了IPA精神分析师在国内的发展历程。
2021年7月“IPA中国学组”正式成立。目前中国大陆的IPA认证精神分析师共有20人，候选分析师42人。
IPA中国成员人数的增加，以及约瑟夫·桑德拉精神分析研究大会的举行，显然是精神分析运动进一步“向东”发展的有力证明，对推动中国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久以来，在心理咨询（治疗）师群体内部似乎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精神分析已经是一种落后的技术。
就像欧文亚隆曾说过的：自弗洛伊德时代起批判精神分析即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从业者经常会看到深刻批判精神分析的文章，说精神分析已经是明日黄花，就像其发生发展时所处的文化一样。精神分析被认为是在一种过时的科学范式上发展的伪科学，在神经生物学对梦的研究以及遗传学对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研究的对照下，已经黯然失色。而且，批评家声称，精神的分析作为一种男性主导的对人类发展的幻想，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精神分析建立在扭曲了的个案史和不准确的、甚至有些时候是想象出来的观察基础之上。
确实，由于过于冗长的治疗周期，使得精神分析面临着诸多短平快疗法的挑战。在美国，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师的数量远低于其他流派。而医疗保险制度上的制约，使得精神分析在美国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各种的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似乎预示着精神分析没落和衰退的必然。
然而，2016年英国《卫报》发表一篇题为《弗洛伊德的复仇：精神分析与认知行为的世纪之争》的文章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回顾了心理治疗中精神分析的衰落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崛起史，并援引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伴随着更多的争论与评估，以便宜有效著称、并在业界具有显赫地位的CBT正在受到精神分析的挑战，而后者当年正是被CBT打压的。
国内精神分析火热的行情其实也印证了这点。
2016年，简单心理与北京大学联合发布的《2016心理健康认知度与心理咨询行业调查报告》，调查显示80%的咨询师为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取向。这一数字直观的反映了精神分析理论在国内心理咨询师群体和国人心中受追捧的程度。一些精神分析的词汇和术语日益被大众所熟识，不断影响着他们的“关系”与生活。
2022年2月，《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为什么弗洛伊德在现代社会受欢迎？》的文章，分析了精神分析曾在美国受欢迎的原因：美国接受弗医生那套说辞，正好跟美国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家庭转变紧密相关。出生率下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增大，界限更明确，性别角色加强，情感纽带加强，中产阶级家庭抚养儿子的希望是他们能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父子之间的竞争在结构上植根于中产阶级家庭。精神分析话语首先是一套家庭叙事，弗医生的影响在美国之所以迅速放大，正是因为家庭的结构和矛盾变化了，美国人正需要这么一套弗医生唠的嗑儿。
同样的故事，正在中国上演，弗洛伊德建构的精神分析理论，已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焕发生机。
基于精神分析在国内的发展现状，我们大概能得出这样一个判断。
精神分析在中国咨询师群体中的热衷程度以及在解决国人心理问题上的有效性，充分说明这种心理治疗的方法在中国恰当其时。
或者更明确一点。
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中国。
国外众多成名多年的精神分析师不断涌入中国开班授课，都在证明着这点。
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见证中国本土精神分析大师的诞生。
届时，中国将取代欧美成为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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