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28岁的陶斯克因肺部疾病和抑郁问题住进了柏林的一家疗养院。
疗养期间，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给陶斯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陶斯克迫不及待地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弗洛伊德的敬仰。
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表示感谢，并邀请陶斯克到维也纳学习精神分析。
1908年，陶斯克前往维也纳定居，开始学习精神分析理论。
在此期间，陶斯克从弗洛伊德和其他四名精神分析协会成员那里获得资助，维持着他在维也纳的医学学习和研究。
1909年10月12日，陶斯克加入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
1913年，陶斯克获得医学学位。此前1年，33岁的陶斯克与莎乐美初次相识，并陷入恋情。
1914年6月，陶斯克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并在1915年被派往卢布林工作。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整个欧洲的经济状况陷入严寒。
陶斯克悲伤的发现自己的生活如同贫困的学生一样难以为继，抑郁问题再次出现。
1918年11月4日夜，陶斯克返回维也纳，向弗洛伊德提出了进行精神分析的请求。
弗洛伊德拒绝了陶斯克，将其转介给了自己的学生。
八个月后， 1919年7月3日，陶斯克自杀身亡。
在公寓里，陶斯克用窗帘的吊绳自缢，同时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用一种惨烈而又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陶斯克死后，弗洛伊德发表了一份讣告，高度赞扬了陶斯克的天分和贡献，并宣称：
在精神分析史及其最早的斗争中，肯定有一段关于他的光荣回忆。
然而在私下的信件中，弗洛伊德对陶斯克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
弗洛伊德对费伦奇坦诚，虽然“我对他（陶斯克）的才华非常欣赏”，但对他的自杀“丝毫不感到同情”。
事实上，弗洛伊德过了一个月才告知莎乐美“可怜的陶斯克”的死亡。
1919年8月1日，弗洛伊德在给莎乐美的信中写道：
在他给我的信中，他发誓对精神分析的忠诚永不朽，并对我表示感谢等等。但隐藏在这封信背后的动机我们无从猜测。毕竟他一生都在和他父亲的幽灵对抗。我得承认，我并不想念他，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他做不出什么贡献了。事实上，他对未来发展是一种阻碍。我曾有机会大致浏览了他鼎盛时期的成果，如果不是您对他称赞有加，我早就放弃他了。
1919年8月25日，莎乐美在回信中则这样写道：
您在信中写道您“根本不会想念他”，我似乎不仅可以理解您的心情，而且也感觉到他会威胁到您和精神分析学的未来发展，虽然他一直是精神分析学热情诚恳的拥护者。他最后的一封信，我也像往常一样没有回复。一年前他曾在信中指责我：没有人想和一个抑郁的倒霉蛋做朋友—连您也不想。是的，我也不想。
正如《弗洛伊德传》作者盖伊评价的那样，面对陶斯克的死亡，弗洛伊德用一种临床的、例行事物般的超然态度看待着一切。在弗洛伊德和莎乐美的言语中，透露着一种“死不足惜”的味道。
与此相对的，在面对另一位好友的离世时，弗洛伊德的表现却大相径庭。
1920年1月，弗洛伊德的好友佛罗因德因癌症去世。
佛罗因德生前曾慷慨的资助精神分析运动，以及弗洛伊德的出版事业。
当佛罗因德患病卧床时，弗洛伊德每天都去看望他。
佛罗因德去世后，弗洛伊德写信给艾丁格：
他的死对我们的事业是个重大的损失，对我来说则是至亲的伤痛，我可以想象他在最后一个月有多痛苦。
对于陶斯克自杀的原因，许多研究者都将其指向了弗洛伊德对陶斯克的“拒绝”。
这种“拒绝”直接呈现在弗洛伊德与陶斯克的关系当中。
1918年，回到维也纳的陶斯克向弗洛伊德表达了想要接受他分析的愿望。
在那时，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被认为是新手精神分析师被最终认可的印章。
然而弗洛伊德拒绝了陶斯克的请求，并将他转介给自己年轻的学生海伦娜·多伊奇。
结果三人开始了一段复杂的三角关系。
陶斯克在多伊奇处接受分析（治疗），多伊奇则在弗洛伊德那里接受分析。
在接受多伊奇分析（治疗）的过程中，陶斯克无时无刻不在谈论弗洛伊德，发泄他对弗洛伊德的抱怨和不满。
而多伊奇在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时，则将陶斯克的抱怨和不满毫无保留的转达给了弗洛伊德。
随着问题的深入，多伊奇发觉对陶斯克的分析（治疗）已经影响到她和弗洛伊德的关系。
弗洛伊德以一种强硬的方式让多伊奇在自己和陶斯克之间作出选择。
如果多伊奇不停止对陶斯克的分析（治疗），弗洛伊德也将终止对她的分析
为避免沦为异端分子的命运，在分析（治疗）进行了三个月后，多伊奇停止了与陶斯克的工作。
由此，陶斯克不幸的接连遭遇了双重拒绝的打击。
陶斯克死后，弗洛伊德指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将与陶斯克有关的记录全部销毁，“拒绝”将其写入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
1969年，Roazen重新挖掘整理了这段故事，人们才得以窥见弗洛伊德与陶斯克关系的真实面貌，以及弗洛伊德“拒绝”陶斯克的真正原因。
而这本书，被Roazen命名为《Brother Animal》！
在此之前，包括Eissler（奥地利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的信徒）在内的众多精神分析人士认为，陶斯克的自杀绝不是弗洛伊德恶意态度的结果，他的死亡应归咎于其自身的病态心理。
一些人甚至将陶斯克描述为自私、冷酷、无能且抛妻弃子的剽窃者，并将其自杀归咎为性无能。
在Roazen的书中，则揭露了不为人知的陶斯克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深层次的竞争和冲突。
这些竞争和冲突，体现在诸多与思想剽窃和科学优先权有关的问题上。
那时，陶斯克急切的渴望得到弗洛伊德的认可，于是变得像奴隶般模仿弗洛伊德，并在每个公开场合竭尽所能的引用弗洛伊德的话。
弗洛伊德憎恨陶斯克的这种卑躬屈膝和极力恭维。
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自己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之前陶斯克就把他的想法发表出来并对其加以阐述的行为感到异常愤怒。
在弗洛伊德看来，陶斯克是在剽窃他的思想，并对他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这种真实的威胁，使得陶斯克不可能获得弗洛伊德的认同，并不是因为陶斯克缺乏能力。
而是因为他的天才特性，“可以抓住弗洛伊德的思想并在弗洛伊德完全完成它之前加以发展”。
例如，陶斯克在他的文章《论战争精神病症状的诊断学思考》中声称：
我找到了解决抑郁症低自尊问题的答案，弗洛伊德在一项观察研究中进行了证实。
对于陶斯克的宣称的这一发现，Eissler在一项基于书面材料的研究中证实了其重要性。
但是，Eissler认为这一成果应当归功于弗洛伊德。
实际上，鉴于弗洛伊德营造的团体氛围，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首先想到了这个或那个想法。
但在弗洛伊德及其门徒的眼中，陶斯克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无耻的剽窃。
弗洛伊德曾向多伊奇抱怨：陶斯克不仅传达了他的思想，而且相信这些思想是他自己的。
基于上述背景，弗洛伊德“拒绝”陶斯克的行为就能够得以理解。
对弗洛伊德而言，接受陶斯克分析的请求即意味着，如果到时陶斯克认为弗洛伊德从他身上偷走了观点，那么弗洛伊德将无法再发表与这些观点有关的任何内容。
于是这种“拒绝”，更像是一种防御。
许多年后，当研究者再次探究这段历史，尽管对弗洛伊德与陶斯克的关系存在分歧，但对于陶斯克的自杀，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将陶斯克的自杀视为一种惩罚。
不同之处在于，Roazen认为陶斯克的自杀是弗洛伊德蓄意惩罚性行为的一部分。
而Eissler等人则认为这种惩罚来源于陶斯克自己，是陶斯克内部病理过程的结果。
现实中，陶斯克并不是弗洛伊德描述的那般“毫无贡献”。
当时，陶斯克是除了弗洛伊德之外协会内唯一的定期演讲者。
他不间断的与协会同事分享自己在精神病学方面的经验和研究，直到1915年5月12日，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会议记录中仍有他的痕迹。
他也是第一位从事精神病治疗的精神分析学家，并提出了改进精神分析技术的想法。
他的论文《精神分裂症中的影响机器的起源》，是最早论述精神分裂患者常见妄想起源的文章之一。
“影响机器”概念也是陶斯克提出的最为著名的理论。
陶斯克也被视为将精神分析变为一种与自我整合相关的普通心理学的“首创者”。
他将自我同一性和自我边界等概念引入精神分析理论。
这些概念后来被科胡特等自体心理学家吸收借鉴，引领着精神分析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陶斯克和弗洛伊德的关系，Roazen在其著作中写道：
陶斯克在弗洛伊德周围盘旋，如同一只飞蛾围绕着火焰。
然而，弗洛伊德似乎即憎恶依赖他的人，又不能容忍门徒的独立思想，亦如阿德勒、荣格与弗洛伊德爆发的矛盾一般。
陶斯克也犹如垃圾一般被弗洛伊德丢进了精神分析运动史垃圾箱。
成为弗洛伊德早期那群才华横溢的追随者中，多位自杀者中的一员。
参考资料：
Victor Tausk, His “Influencing Machine,” and Wilhelm Reich.
Le suicide maniaque de Victor Tausk.
Victor Tausk (1879-1919) et la médecine militaire.
À propos du texte de Victor Tausk.
Viktor Tausk: The short-lived influence of the machine man.
Brother Animal, the Story of Freud and Tausk.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弗洛伊德传》
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
《弗洛伊德与莎乐美通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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