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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认为，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成功地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1848年宪法，并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不代表任何阶级，他才能成为所有阶级幻想的承载者。当时，法国的社会矛盾尖锐且分裂，而他则巧妙地操纵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欲望和恐惧：资产阶级惧怕民众觉醒，于是放弃民主而选择了专制；另一方面，通过把自己打造成“人民总统”的形象，他满足了小农阶级对领袖的渴望，获得了他们的政治支持。在小农阶级的支持下，波拿巴削弱了来自城市无产阶级的威胁，为他的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同样的事情似乎在本次美国大选中上演。硅谷精英和工人阶级，这两个在政治光谱上处于两极的群体，竟同时成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即美国社会的割裂程度已经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以至于只有像特朗普这种具有特殊性格、且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反传统人物，才有能力整合更广泛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情绪表达。事实上，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企业界已出现明显的政治转向。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科技领袖们，包括前民主党捐助者艾莉森·黄（Allison Huynh）、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等等，都已经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
“插手”本次美国大选最高调的大佬，莫过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截至10月底，马斯克已向自创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捐赠逾1.18亿美元用于支持特朗普，预计金额还将增加。该机构近期更是“放大招”，每天随机赠送100万美元给“摇摆州”的注册选民，前提是他们签署一项请愿书。在获得来自硅谷精英支持的同时，特朗普还把自己打造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10月20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票期间，特意来到了一家麦当劳餐厅“打工”，穿上了麦当劳员工的围裙，把薯条倒入油锅中烹炸，并把做好的快餐递给顾客。显然，特朗普希望博得更多工人阶级的好感。尽管特朗普本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翁，但在他的“努力”下，共和党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特朗普的副手是詹姆斯·万斯，著有《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该书讲述了美国工业衰落背景下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特朗普选择年轻的万斯作为副手，最大原因就是希望进一步推动共和党从“大老党”（Grand Old Party）向工人政党转变，这是在该党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离经叛道”之举。不过，一些共和党人似乎已欣然接受了这一事实，例如密苏里州参议员艾瑞克·施密特就直言“‘大老党’通过特朗普的努力已经转变为一个囊括多族裔的工人政党”。特朗普看似历史性地将硅谷精英和工人阶级两个群体，整合到了共和党的政治阵营之下，然而这一现象不仅耐人寻味，甚至略显荒诞，有着内在的矛盾与张力。
第一，硅谷精英和工人阶级这两个群体，在美国政治光谱上素来是对立的。前者主要聚集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而后者主要在美国中部地区；前者平均学历较高且多有移民背景（马斯克就是南非移民），普遍是全球主义者，后者视自己为美国本土居民，对移民态度负面甚至敌视。特朗普大多的工人支持者，最反对的恰恰就是硅谷精英代表的全球主义者，如今却因特朗普而团结在一起，十分吊诡。第二，在身份认同上，特朗普本人与这两个群体的差异，其实非常显著。一方面，特朗普从来都不是美国工会的支持者，反而曾公开声称美国工人的工资“太高”，认为美国必须“把工人工资压低才能与其他国家竞争”。他拥有多家高档餐厅、酒店，却从来没有真正在快餐店的后厨工作过，这从他炸薯条时候笨拙的手法中也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与硅谷精英们也大相径庭。虽然得到马斯克的支持，但特朗普显然对电动车不屑一顾，曾声称电动车的支持者“应该烂在地狱里”、帮扶电动车产业是“疯狂之举”等等，如今依然没有改口。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到，虽然他接受了马斯克的支持，但“依然反对每个人拥有电动车”，而被问及是否会支持美国电动车产业时，他的回答是：“我别无选择，因为马斯克给了我很多支持。”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美国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已无法整合社会各阶层，以至于硅谷精英和白人工人阶级都只能在特朗普这样的反传统、反体制政治家身上投射政治诉求、寻找情绪出口。我们可以姑且称这种现象为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化”。具体而言，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化”体现为三个趋势。第一，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旨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凝聚美国民心的作用。美国在1960年代开始主导超级全球化进程后，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开始宣扬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可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等“普世价值”，也被认为是美国“软实力”的核心部分。在多元文化主义护持下，美国经济也走向了全球化，美国企业和高校吸收了全球最优质的人才和资本。但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掩盖了美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美国的精英阶层通过全球贸易和资本运作赚得巨额收入，而如果考虑通胀因素，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自20世纪70年代起几乎没有涨过。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持续萎缩，从1975年的61%下降到了2023年的51%。美国的年轻人大多都比他们的父母贫困，毕业后很难找到收入体面的工作，但却不得不偿还高昂的学费贷款。第二，美国传统的政党政治已愈发难以整合割裂的社会群体和激化的社会矛盾。美国两党传统的政治主张对许多美国民众而言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可以通过反传统、反体制叙事得势的原因。在特朗普出现以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大多在一些身份政治和价值观问题上相互对立，如种族平等问题、同性恋权益、女性堕胎权和持枪权等。在触及到经济结构的问题上，两党并没有根本分歧，选民在两党之间选择，就像在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间选择一样：有区别，但不多。特朗普打破了这一僵局。特朗普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他最吸引选民的地方恰恰在于“政治不正确”，即他有能力和意愿担当美国边缘群体的“嘴替”，把他们的不满说出来。特朗普的崛起也反映了美国两党的代表性危机，那就是两党传统政策主张与美国民众真实关切之间的差距都在持续拉大。第三，美国当前的政治光谱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左”或“右”来进行划分，更恰当的区分方式是“加速党”和“减速党”。二者其实都认为美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变革，但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希望加速变革进程，并期待美国在灰烬中涅槃重生；另一个则认为，现有体制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仍应尝试寻找渐进改良方案，避免激进改革。事实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对现行政治安排不满的“加速党”。第一，硅谷精英们认为，美国当前的上层建筑正在阻碍生产力发展；他们相信，只要政府不“过度监管”，人工智能、商业火箭、加密货币和基因工程等新兴科技会在企业家的掌控下撑起人类下一个乌托邦；他们大多是技术至上主义的信奉者，包括马斯克在内的很多技术精英，都是“有效加速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即相信“不计一切代价推动技术革新是唯一在伦理上正当的行为，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只有不断加速进步的技术发展中才得到解决”这一观点。第二，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也对现有的体制不满。这首先体现在经济上，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自视为全球化的受害者，认为离岸外包和开放的移民政策使他们丧失了工作机会；同时也体现在情绪上，他们把焦虑和恐慌投射到了移民身上，甚至相信所谓“大替代”理论，即认为有色人种移民有朝一日会在数量上超过白人，取代白人在美国的主体种族地位。不难看出，这两大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不满已无法通过传统的政治安排得到表达。传统的民主党人很难接受过于激进、缺乏监管的科技政策。举例来说，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的“科技重镇”，但也是监管体系最严格的州，也正因如此，马斯克才决定把SpaceX和X的总部都迁到得克萨斯州。而传统的共和党人需要考虑美国跨国资本和华尔街的利益，自然也很难把美国工人阶级的诉求放在第一位。总而言之，2024年美国大选下的特朗普恰似1848年的路易·波拿巴：特朗普似乎不代表任何固定阶层的利益，但又代表了许多不同阶层的利益；中下层工人把他看作工人领袖，福音派教徒视其为“天选之人”，硅谷精英把推动“有效加速主义”的期望投注在了他身上，就连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对特朗普也予以了超出预期的支持。尽管没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但似乎所有人都肯定：现有的政治安排必须被推翻。恰恰是特朗普，承载了所有人的共同期望。“黑格尔在某处说过：‘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似乎都出现两次。’他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在此想表达的是，历史会以荒诞的方式重演，特朗普如若真正实现“二进宫”，恐怕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相反，他的崛起昭示着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革命性的新时刻：传统的两党政治正在经历代表性危机，民主党、共和党都必须调整自身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才能重新恢复整合美国社会的功能。**本文作者郭海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