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三线岁月

每个曾在湖北远安066基地（现航天科工九院）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曾经的欢笑与骄傲、曾经艰辛创业的历程、曾经的汗水和泪水……尽管岁月已经远去，于我们而言却依然那么清晰。

066基地开建之初，山区县城一下涌入了数千名基地职工和几万名建设者，大家面临着一无住房、二无后勤、三无基建的困难局面。“忧居”难题困扰着三线职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家以居为安，有房才有家”，实现“蜗居梦”是每个三线建设者最基本的诉求和最朴素的梦想。

我家刚到远安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住房问题。基地正处于初建阶段，指挥部机关院内的每一处空地都建成了芦席棚作为过渡性住房。大院内招待所、芦席棚人满为患。我记得当时父母下班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处找房，终于有一天，父亲在火柴厂西门外沮河边的林业车队找到了一间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芦席棚汽车库房。

然而，我们搬家时却发现另外一家人也在往这间房里搬东西。原来，县林业车队书记和队长没有通气，分别答应了我们两家找房者，造成“一女嫁二夫”的局面。一个中年男子过来商量：“现在找房难，干脆我找徒弟们把中间隔开，我们两户都搬进去，空间虽然小，但能将就住。”我父亲马上就答应了。

中年男子黄叔叔是四川人，走路一瘸一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多次立功的复员军人。他为人正直豁达、豪爽大方，深受年轻人的尊敬和爱戴。他叫上几个学徒工，找了些原材料，没用多大功夫就把一间房改造成了两间房。虽然是“蜗居”，但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能遮风避雨的“窝”。

刚搬进去的时候，我们跟黄叔叔一家只是点头之交。时间长了，两家就经常串门。慢慢地，他们家做了好吃的会给我们端来，邻里之间你家有事我帮忙，我家有事你关照，彼此多了一份友谊和默契。从此，我们关上门是两家，打开门就是一家。

1971年年底，父亲因工伤左眼失明，母亲带父亲去北京的医院检查治疗，我和弟弟就被托付给黄叔叔一家照顾。他们非常热情，从没有拒绝过我们。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猪肉等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黄叔叔有革命伤残军人优待证，购买猪肉和紧俏食品不用排队。于是，他每次买肉和副食品都会给我家也捎带上一些；他们家人多，粮食定量不够吃，我们偶尔就把多余的粮票送给他家。好邻居胜过远方的亲人。

此外，三线建设者与当地群众和谐相处，结下了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这里纯朴的人民用大山一样的胸襟支持我们。下雨时，邻居帮忙将别人家晾在外的衣服、被褥收起来；北方人炖肉包饺子，也都会招呼邻居来一起吃；谁要是临时有急事出门，就把孩子送到邻居家帮忙照看。

1975年，我们终于搬进了宽敞舒适的楼房。人虽然散了，但邻里情散不了，大家逢年过节还会你来我往、频繁互动。基地搬迁至孝感市之后，大家偶尔也会探访彼此。

因为相聚，我们感到幸福；因为分离，我们感到惋惜。50年后，我们已经老去，但内心永远铭记着邻里之间的情谊。

（范卫东）

1979年12月，我们一行12人从湘西雪峰山脚的洞口县出发，前往位于湖南邵阳的068基地7804厂（后并入航天科工湖南航天7801所）。大家风尘仆仆、满腔热血来到大山深处。车子行驶30多公里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厂区，正式开启了三线生涯。

7804厂坐落在雪峰山脚下，此山也是雪峰山会战的所在地，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见证地。犹记得厂办公室在三号沟，车间分布在一、二、三号沟之间。这里规划得井然有序，生活区里有幼儿园、学校、医务室、小商店、邮局等，山沟里树木成林，空气清新，隐蔽性很好。

20世纪70年代后期，068基地被列为停缓建单位。为了自谋生路，各厂开始找米下锅，尝试加工民品。7804厂开始加工组装洗衣机电机，装配汽车电机、计算器，并研制电动自行车等。后面，厂里又重新调整组建了各种车间，如工具、冲压、压铸、电机装配、计算器装配、模样等车间，形成了一条完整齐全的生产线。

在接受了一个月的教育培训后，我被分配到了位于一号沟的机加车间。那时，工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起床、上下班时间都会听到军号声响起。

我的师父叫易德兴，当时是一位40来岁、技能水平很高的车工。他在工作上对我要求严格，生活上也对我很是关心。师父从最基础的车床功能、参数及操作和各种类型的刀具、钻头的刃磨角度讲起，手把手地教我操作，使我的技能水平突飞猛进。

学徒期虽为3年，但我在3个月内就能独立上岗操作各种车床，并能加工出公差精度0.02毫米以内、中等操作难度的零件。后来，我随师父被分配到模具车间，开始围绕电机的各类冷冲模、压铸模具等车加工零件进行加工。为了抢任务、赶进度，当时，厂里的职工都抱着“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经常加班加点，晚上就在车间值班，困了就趴在桌子上小憩一会儿。

厂里的袁师傅经常请他的爱人做好可口的饭菜送到车间给我们吃。在三线时，厂里物资缺乏，职工家属生活艰苦，很多人都是自己种菜养鸡。山沟里不好买雏鸡，周末回家，我便从县城养鸡场帮同事带物资。

再后来，我担任了车工班组长。那时，在任务不饱满的情况下，我经常跟随车间领导及设计员奔波在外寻找任务。我们去过当地的煤机厂、卷烟厂等，签订了一批批设备改造、研制和维修等任务订单，保证了员工的基本生活，而我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厂、基地的先进工作者，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20世纪80年代末，068基地努力搭上了三线调迁政策的末班车，以谋求长远发展。基地主要靠自筹经费搬到了长沙郊区，并在艰难中开启一条新生之路，大家也坚信生活会越过越好。

1989年，我刚来长沙，便立即投入到厂房的建设中，每天在厂房水泥地板上给设备打地脚螺栓固定孔，还给搬迁来的职工卸车搬家、栽植树苗等，虽然辛苦，但日子过得很充实，心情舒畅。

2000年，因政策调整，7804厂部分资产、人员及业务并入湖南航天7801所，而我也在这里继续履行“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的使命，一直到退休。

我的岳父同样是20世纪60年代末三线建设初期的亲历者。可以说，三线建设汇集了两代人的心血。对于我们而言，工厂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根就扎在068基地的家属院里。

如今，当我再回到雪峰山脚下的三线旧址，穿梭在一间间房屋内，依稀感觉泛黄的墙壁上留下的文字仍在诉说当年的那场奔赴。

（陆晓军）

我对家乡的思考始于刚上大学那会儿。新生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都很兴奋，说到自己从何而来，家乡便是个热门话题。对此，我十分茫然，因为从地图上看，我的家乡居然是没有出处的。

当然，位于鄂西山区的066基地（现航天科工九院）是算家乡的，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三线调迁之后的江汉平原也算，那里是我茁壮成长的沃土；远在东北的祖籍更得算。

“十一”放假回家，我就此话题跟爷爷、爸爸讨论了一番。爷爷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村子，叫七孔屯。”爸爸说：“我的家乡是几个数字，叫066。”最后我们达成一致，航天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家乡。

但很快，同学们又用特别的方言和习俗展示了他们的地域文化。平日里交流顺畅的同学，只要与老乡在一起或是给家里打电话，说话的腔调便五花八门，虽然讲的都是汉语，我却不太听得懂。整个校园仿佛唯我一人，既无家乡的具体方位，也无乡音的特殊语调。

当然，爷爷奶奶是说家乡话的，但是在单位，他们却坚持说普通话。爷爷的家乡是有具体地理坐标的，他生命的起源、成长的经历和毕生的思念全部聚集在那个点上。

1970年2月，爷爷奶奶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爸爸和姑姑离开故土，怀揣报国热情，来到鄂西山区投身三线建设。爷爷说，贪恋乡音乡情，当不了航天人。他们到066基地那年，我爸爸才6岁，在子弟学校读了小学、中学、技校，最终也成为一名航天人。

上大学的时候，说起家乡，我脑海里便浮现出高大宽敞的厂房、矗立在厂区的科研大楼以及家属区；我的乡亲们就是那些忙碌在厂房和科研楼里的航天人，我的乡音便是人人都听得懂的普通话。

家乡如此独特，同学们也很好奇，我当然愿意跟他们科普航天知识、讲家乡故事。我说，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就独自上学、放学，遇到突然下雨的时候还会去厂里的大门口给父母送伞……没想到他们竟然集体质疑，说我在吹牛。

说实话，我们可“吹”的故事多着呢！有一年，爸爸被派往外地工作，妈妈也接到通知赴外地出差，他们匆忙找了个只大我8岁的保姆照看我，我们度过了两个月欢快的时光；雯雯的爸爸曾为了攻关专项任务，在车间20多天没回家……可以说，我们是一群被“放养”的孩子。对于我们的教育，父母们有一个愧疚而无奈的词叫“望天收”。

令父母欣慰的是，我们这些“望天收”的小苗大多数可望可收、天天向上。或许是受父辈、祖辈影响，我们思想纯、三观正。大学毕业后，有不少人回到家乡，成为航天事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如今，家乡依然蓬勃发展。虽然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具体点位，但她却依然在履行自己最神圣的使命。

（口述:杭闪戴、整理：邓春阳）

在我记忆的深处，有一座座绵延不绝的青山和山沟里的大河、小溪。春天的梯田里有大片耀眼的油菜花和零星点缀的映山花，夏日的小溪里有小鱼、小虾、小螃蟹……那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位于四川大巴山的062基地（现航天科技集团七院）。它的历史变迁是我国三线建设的缩影。

062基地是我父母为航天事业奋斗过的地方。当年，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放弃了大城市的繁华，打起背包、拖家带口，投身到了三线建设的洪流中。

在祖国大西南的深山里，这些人既是厂区的建设者，又是科研成果的缔造者。他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相继建成了厂房、办公楼和配套家属楼等。后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改进科研环境，依靠聪明才智和辛勤的汗水结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操场上劳动的画面：他们从卡车里卸下并堆放木头和水泥管。当年年幼的我只是为多了一处可以攀爬玩耍的地方而高兴。现在想起来，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不但要绞尽脑汁贡献知识成果，还要挥洒汗水，从无到有，建设规模宏大的厂区。

印象里，基地是个被大山包围的热闹繁华“小社会”，厂区内有幼儿园和子弟小学，有医院、商店、操场甚至露天游泳池。每天早上，当嘹亮的军号声响起，大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大人奔向厂区，孩子被送去学校。厂区需要职工持证进入，那里是社会人员和孩子们不得靠近的地方，给童年的我留下了神圣和威严的记忆。

有时候，从事科研工作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厂区里待上几天几夜都不回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在进行试验。而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母亲总是异常忙碌，有时候半夜有人敲门求助，她就会匆匆赶过去，后来我才得知，那是有人难产，急需救助。

逢年过节，来自北京的慰问物资就如约而至。我虽然不知道父母亲究竟从事着何种工作，但隐约感觉他们都好厉害，我为之感到自豪。

时光飞逝，在经历几十年扎根深山、奉献航天的峥嵘岁月之后，这批三线建设者纷纷举家搬迁，但他们为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山间的沟壑里依然保留了当年建筑群的旧址，它们像是一座座丰碑，默默诉说着老一辈航天人的奋斗历程。虽然当年的厂区已经荒废、当年的建设者也有许多不在人世了，但是历史不会忘却，祖国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壮举、他们的贡献。向当年的三线建设者致敬。

（刘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