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电影制片人、《里斯本丸沉没》制片人兼导演。

2024年度导演

他是电影圈内活跃多年的制片人，发掘与支持的作品多种多样，既强调个性又充满人文关怀。这一次他转身做起导演，打捞沉没的历史，记录即将消逝的声音，呈现时间深处的血与泪，也证明着人性中共通的温暖与道义。多年来，他对电影倾注着不变的激情与挚爱。 

一切都是为了电影《里斯本丸沉没》。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纪录片，他找到了这艘二战沉船，又制作成电影，历时八年，自己投资，自己研究，自己拍摄，又自己宣传。

寻找里斯本丸沉船，动用的是方励自己公司的装备。作为科技公司老总的方励找到了沉船，作为电影导演的方励将这艘船的故事拍成了电影。“我活了两条命。”他常常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9月上映之初，在一个冷淡的档期，《里斯本丸沉没》以每天30万元左右的票房吊着一口气。但10天之后，极高的口碑突然爆发，一路将其“抬出了ICU”，最终收获超过4000万元票房。豆瓣9.3分的评分，是十年以来国产影片最高分，该片同时收获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

伴随电影“起死回生”神奇轨迹的，是方励自始至终的高强度曝光。他在无数媒体和直播间里，永不疲倦地讲述关于这部电影的一切。从他旺盛的精神状态中，很难想到他已经71岁。电影上映后几天，他在路演途中突然腰疾发作，当时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从电影公司临时转移到他的住所。“今晚就去找我的中医大夫，帮我推拿一下，明天就没事儿了。”他坐在椅子里扶着腰说，兴奋不减。

但两个月后，他终于还是累了。

“打捞”里斯本丸号

12月初，方励从美国归来。他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辗转多座城市，依然是为《里斯本丸沉没》。年底，这部电影在美国部分影院上映，方励赶去与当地的观众交流。

几年前，方励在美国寻找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军机械师的后人。这位机械师名叫加菲尔德，在1942年10月1日早晨，他在中国东海的潜艇中发射了一枚鱼雷，击中了一艘日军船只，名叫里斯本丸号。此后，这枚鱼雷在加菲尔德的一生中挥之不去，先是荣耀，后是震惊，最后，是无穷的愧疚。

2014年，韩寒在浙江舟山东极岛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后会无期》，作为制片人的方励也在剧组里。拍摄之余，他们与当地村民聊天时，村民说了一个发生在东极岛上的传奇故事。抗日战争期间，曾有一艘日本船在东极岛附近沉没，船上装满盟军战俘，在船只中弹和战俘逃亡过程中，日军不断开枪扫射战俘，东极岛渔民不顾生命危险，救起了几百名外国战俘，将他们安置在岛上。几天后，日本军人又上岛带走了他们，最终投入日本本土的战俘营。

这个故事让方励难以释怀。“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惨案，也是一场非常壮烈的救援，我们不去打捞，就没人知道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后来《后会无期》主题曲的那一句“当一艘船沉入海底”，指的其实就是里斯本丸号。

方励对战争历史很感兴趣，主业也是一位地球物理专家和地球物理技术公司的创始人。这段历史牵涉四个国家、一千多名士兵，以及他们身后的一千多个家庭，在二战史上却少为人知。而最后一个健在的东极岛渔民亲历者，记忆正在衰退。方励想打捞这段历史，找到这艘船。

从此，他穿梭在历史和当下两个平行世界中。

2016年，他带着自己公司的设备和团队来到东极岛，依靠声呐、无人探测等设备，果然在十几海里之外定位到一艘沉船。次年他们再度返回，利用超低空磁探机器人确认海底是一艘7000吨的金属船只残骸。吨位、形状、方位等各种信息互相印证，他确认，这就是里斯本丸号。

方励用摄影机全程记录下寻找的过程，他想拍一部纪录片。最初预计投入不会很多，但随后的寻访过程和难度远远超出预期。几年里，他不断往返中国和英国，寻访到100多个里斯本丸号盟军战俘家庭。又前往日本和美国，寻访里斯本丸号上的日本人的后代，以及击沉里斯本丸号的美军舰艇上的海军后人。他聘请动画团队，以动画还原了里斯本丸号内部构造，以及惨剧发生的全过程。不知不觉间，成本已经攀升到预期的十倍。

在方励进入这段历史之前，鲜少有对里斯本丸号事件的专门研究，身在香港的历史学者托尼·班纳姆，是极少研究过里斯本丸号的学者，他的专著让方励省却了很多研究和调查。根据班纳姆的研究，里斯本丸号事件起源于1941年12月日军对香港的占领，次年9月底，日军借用改造过的货船里斯本丸号，将1816名盟军俘虏押往日本，同行的还有800余名日军和日本平民。

10月1日，里斯本丸号经过浙江东部海域时，美国潜艇鲈鱼号发现了架着炮筒的里斯本丸号，发射鱼雷击中船尾，将引擎舱轰出一个直径2.5米的大洞。船舱内的盟军战俘接力用消防泵向外泵水，延缓了下沉，而日军和日本平民登上前来救援的船只，抛下了战俘。留下的少量日本守卫还用木板封死各个舱口，再钉上帆布，彻底密封，以防战俘逃跑。当战俘冲破封板，冲上甲板，抱着木头跳海逃生时，还遭受了日军的射杀。

94岁的东极岛渔民林阿根是唯一健在的中国救援者，他向方励回忆，那天东极岛的渔民看到很多物资漂到岸边，准备去捡物资，然后发现了漂在海里的外国士兵。接着全村出动，划着舢板下海救人。有时舢板上已经坐满了，还有盟军战俘精疲力竭地趴到船舷上，渔民摇摇手，再装就要翻了，士兵立刻就松开手，让出求生机会。

渔民亲手救起384人，一共有988人最终从船上死里逃生。后来，97岁的盟军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在伦敦对方励说，中国渔民挽救的不止300多人，因为当他们划着舢板出现时，日本兵停止了开枪，他们忌惮屠杀行为被目击。否则，那些漂浮在海面的盟军战俘会更多地命丧枪下。

上场的机会

当方励寻访到与里斯本丸号相关的幸存者和后代，更沉重的时刻才真正到来。

历史是粗线条的，但个人记忆里则布满了细节和感情。寻访过程中，他一次次受到心灵震撼，这也是电影最触动人心的部分。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妇人怀抱一只女童玩偶，那是70多年前父亲从香港寄给她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她一生小心翼翼保护这只玩偶，至今完好如初。面对镜头，她哭到颤抖。

一对兄弟向方励展示了一封信，那是他们牺牲的伯父理查德写给他们父亲的，当时他们的父亲才5岁。年长17岁的哥哥在短短几行的信里，将母亲托付给5岁的弟弟。弟弟长大成人后，母亲才把信交给他，他把信放在钱包里，放了40多年。“那简直就是一封遗书，太让人痛了。”方励实在抑制不住情绪，离开摄像机，冲出屋外抽烟，“我也有弟弟，我理解那种感受。”

还有一位盟军士兵约翰在香港与一位中国女孩结了婚，他的家书留下了这段动人的爱情。约翰牺牲后，女孩放弃了申领抚恤金，将抚恤金留给了约翰的家人。多年以后，约翰的妹妹曾经到香港寻找过女孩，却没有下落。

故事在80多年后发出了回响。电影上映后，这个女孩的后代在电影中发现了祖母的照片。祖母名叫梁秀金，后来移居厦门再婚。在方励的牵线和见证下，梁秀金的后代与约翰家族的后人通过网络见了面，那一天，是2024年中秋节。

“我并不仅仅是打捞一段历史，呈现出这些打动我的故事和情感，是最重要的目的。”方励说。他的本意不仅在于历史，而且关乎人性。

拍摄《里斯本丸沉没》的过程，是一个被强烈意志力驱动的过程。电影是一个集体工程，但很多时候，这部题材冷门的纪录片的拍摄，更是一个孤军奋战的过程。

问方励为何有如此动力和意志力做完这部电影，他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有意义”。

在网络上，方励以活得通透著称。他最早走入公众视野，是因为在“一席”上的一场演讲。那是2013年，他已经有了几部作为制片人的电影，其中《后会无期》成为年度爆款。

那场演讲名为《感谢你给我机会上场》。这句话起因于一次电影之外的经历。1992年，方励在美国硅谷创立劳雷工业，专注于地球物理仪器的研发制造，成为世界知名的地球科学和海洋科学技术公司。2002年5月7日，一架飞机在大连海域失事，他与海事部门联系，带着声呐信标定位仪前往大连，用了三天三夜时间，成功定位到失事飞机的黑匣子。

这件事吸引他的一点出自专业的兴趣，他很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完成这件高难度的事情。但当时方励的公司是一个系统之外的存在，能够参与其中，依赖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所以他感慨地说了一句：“感谢你给我机会上场。”

这句话代表了方励的人生态度：只要给他机会，他就会抓住，使劲折腾一番。“你让我去理个发我没时间，让我去吃顿饭我没时间。但你跟我讲你遇到一个问题，海洋探测，你有一条船沉了找不着，那我兴趣来了。”他说。

两次毁灭之间

在网络中检索方励，能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以劳雷工业董事长的身份，他出席全球地理信息科技峰会，与院士探讨前沿海洋装备发展，跟地方政府洽谈产业合作。以劳雷影业总裁和电影制片人的身份，他出席星光熠熠的电影节，关心艺术电影的未来。不变的是永远的蓝色夹克、深色T恤和牛仔裤。

地球物理是他的爱好，电影也是。20多年来，方励过着“白天干科技，晚上搞电影”的生活，精力充沛，睡眠极少，穿梭在数字与光影、科技与人文、实业与艺术的平行世界中。

方励在2000年一脚踏入电影圈，那一年导演王超为电影《安阳婴儿》找投资，有人介绍方励给他认识。《安阳婴儿》并没有为方励带来收益。随后20多年，他陆续参与了《二次曝光》《后会无期》《兔子暴力》《断·桥》等项目，担任出品人、制片人等角色，有时也做编剧。

他的两项事业常常交叉。他收购了比利时FLYING-CAM无人机公司，将生产线引进上海，FLYING-CAM的无人机曾经拿下2014年奥斯卡科学技术奖，为《阿凡达》《地心引力》《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好莱坞顶尖特效大片执行过航拍任务。被方励收购之后，FLYING-CAM又研发出航拍基础上应用VR实时合成的技术，在《权力的游戏》第七季、《007之黑日危机》、李玉执导的《阳光劫匪》等影视作品中得到应用。

这么多年，方励的电影投资回报并不多。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项目，当数《后会无期》，赚了3000万元，转头就拿来装修劳雷影业的三层办公楼，花完了。他选择的项目首先考虑艺术性，而非商业性。对于《里斯本丸沉没》，他更是抱着必亏的打算。最终4000多万元票房，已经大大超出预期，但尚未达到总投入，最终分账到制片公司的票房更是距离收回投资甚远。

“我用科技公司挣的钱来养电影，电影对我来说就是花钱的东西，而不是挣钱的手段。”方励说。作为一个因为热爱而入局的电影人，他始终希望拍出真正的好电影，而不是商品。

方励1953年出生于成都的一个铁路工程师之家，从小擅长数学，自己动手做无线电。后来的岁月无书可念，十几岁就在炸药厂、修桥队干活，19岁进厂当钳工。恢复高考后，他在25岁那年考入华东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后来进外企，再出国留学。在一汽集团亚洲市场销售经理岗位上做得风生水起时，他突然辞职创业，回到自己喜欢的地球物理专业，将近50岁时，才邂逅电影行业。

网上流传的视频里，他在台下跟观众聊天，年轻人问他如何过得洒脱自在，他长达数分钟的即兴回答不啻为一场精彩演讲：“钱多了我们打大麻将，钱少了我们打小麻将，一样是打麻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体验的，不是做给谁看，是做给自己看。这样你就自由了。”

度过无法选择的青少年时期，往后的人生，他完全随性而活。他始终热爱地球物理，常常从宇宙的视角回望人的存在：地球从一团气体变成今天的样子，花了46亿年，上一次人类的毁灭是在6500万年前。

“我每时每刻都会记得这一点，”他说，“我们整个人类的存在，仅仅是两次毁灭之间的一个过程。”

发于2025.1.6总第117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方励：我活了两条命

运营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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