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是漫长城市史的纪念碑。
天心阁下,是长沙老城区地面仅存的城墙。高13.4米,顶面宽6.1米,长251米,建于明代。
巍峨的墙体不仅仅是一面墙,它更是一种象征。它曾是人类踏入文明的标志,却在近代更大的文明跨越中成为远去的历史。
作为文明更迭标志物的城墙,是这座以烟火人间著称的城市庄严且诗意的另一面。
之所以如此小,和楚国时期长沙的地位直接相关,那时的长沙,是一座县邑级别的城池,而当时的湖南,也只是楚国边远的南土。
虽然这是一座和村落差不多大小的城,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确定了长沙城市的原点。此后两千多年,长沙的中心位置再也没有移动,历代的城邑都以此为中心不断拓展。
这是一个伟大的起点。
楚城之后,由于城市地位的飞速提升,长沙迎来了城市规模的扩张。汉代,湖南区域成为长沙国,长沙城则成为长沙国的国都——临湘。彼时的长沙城略成正方形,面积约1.5平方公里。汉临湘城比起楚城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确定了长沙历代古城的基本框架。
在长沙博物馆原馆长黄纲正所著《湘城沧桑之变》书中收录了一幅《长沙古代城域变化示意图》,这张图概括了长沙的历代城市范围变迁。
“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是长沙民间歌谣对城市的生动描述。即从长沙南门步行到北门只有3.5公里多。
总体上看,长沙古城自汉代到清代的城市疆界变化并不算大,东、西、南边界非常稳定。
西城墙在湘江边,不会继续向西扩张;历代的东城墙都在今天的芙蓉路以西,没有越过今天这条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也许因为古代长沙城的东部是起伏的丘陵,而其中又间杂着大量的古墓群(自1950年开始的长沙大规模考古活动中已被证实),古人既没有足够的工程能力去开发这些丘陵山地,也不愿去挖掘如此数量众多的古墓开拓城市空间。
城墙的“变形”与历史波动息息相关。
马楚,一个仅存53年,没有太多存在感的短命王朝,却将长沙城的规模扩张到了建成以来的最大状态。
那是长沙在历史上唯一一次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首都。政治地位达到巅峰。其北城墙直接扩展到了今天的开福寺路一线。这种“广阔”并未维持太久。马楚王朝之后的宋代,长沙城的规模便开始回撤。
在万达广场地下停车库里,有一段极为珍贵的宋长沙城墙。它是以砖包夯土的形式修建。
南宋的政治动荡,既让长沙成为南方重要的城市,也造成了长沙城市规划的剧烈变动。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李纲着手修复城垣,以长沙城太大,难于守备为由,奏请将城垣截去三分之一,即北城墙移建至今湘春路一线,长沙的城围便缩小到了“十四里有奇”。
静默于万达地下这仅存的一段城墙,见证过宋元更替时期的血与火之歌,也印证了长沙城墙随历史而变的客观规律。
明代对长沙城墙改进最大的是把之前的砖包夯土城墙改成了极为坚固的全砖墙,并且把长沙城墙建在了龙伏山脉主峰之上,长沙城市东南部向外扩张,面积扩大了二十余万平方米。这也是长沙城历经两千余年的变化之后,最终留给世人的面貌。
城市,以独特的秩序区分于广袤的乡野。
打开长沙老地图,逶迤的城墙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城门。它们是这个封闭城市的出入口。古代长沙人即使是想进出城,也不是一件很随意的事。长沙的围城时代,长达两千余年。伴随这个时代的是漫长的农耕文明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古时城墙内外,不仅仅是城乡之别,还是社会等级的差异。
封闭的城市代表了一种传统的权力秩序。它是一种“秩序的边界”。
古代社会以深居为尊,因此城市中,还有更封闭的城中城。它是一座城市最高等级的机构。譬如在明代的长沙,整个城市最为中心和精华的部分,在明代为藩王府所占据。皇族权力对于城市的影响,由此可见。然而这座曾经富丽无敌的王府,在张献忠攻打长沙时,化作了灰烬。
今天与蔡锷路交汇的藩后街,就是延续了藩王府时期的旧称。
公元1923年,是长沙城市规划走向开放的历史时间。传统统治秩序已然崩塌,现代社会与现代城市同步到来,长沙城也开始走向平民化。现代城市不需要城墙这种界限,主政湖南的谭延闿因此决定让城墙为现代交通规划让路,长沙城墙开始了大规模的拆除。站在今天保护历史文化的角度,这显然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事情。
时任市政公所总理的曹典球拼力保留下了251米左右的天心阁段城墙,“阁上九霄迎日月,城留一角看江山”,也为后世保留了一个感知漫长时代的空间标识。
传统与现代城市的分野以城墙为界限。从围城到无界,是城市进化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今天的社会,已不再有城墙这种区隔。无界的城市,已在湘江两岸铺陈。
在时间的洪流中,城墙见过最多的战火硝烟。
南宋灭亡之际,元将阿里海牙围困长沙,长沙城苦守三个月后城破,纷纷“荷戈登陴”,与攻入长沙元军在城墙上死战,“战死者,尸骨相枕藉”。
明末张献忠席卷长沙,长沙推官蔡道宪宁死不降,被残忍杀害。今天天心阁对面巷子里,仍存有蔡道宪墓的部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天心阁城墙成为长沙会战硝烟弥漫的主阵地。战后,天心阁公园也成为长沙会战的重要纪念地。
和平时期的城墙,则是古人登高远眺,吟咏江山的好地方。
今天的建湘路一线,曾是城市地势较高的东部城墙。沿着这段城墙,天心阁、凤凰台、定王台依次分布。这里高台耸立,是古代长沙重要的景观空间,也是历代文化精英来长沙时必打卡的地方,来此怀念屈原、贾谊者,络绎不绝。
思想家朱熹曾在这里写下“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的诗句,感叹汉长沙国的兴衰。清代,《四库全书》总阅官李汪度为长沙城墙上的天心阁写下雄文《重修天心阁记》,把长沙城墙的文化地位推向历史高地。
相比于城墙,城门的故事更为丰富。长沙历来有“老九门”之说,它指的其实是清代长沙的九座城门:长沙古城,在清代有小吴门、浏阳门、新开门、湘春门、通泰门、潮宗门、大西门、小西门、南门。
九座城门,连接的是城里城外的不同生活。四个西门都是向湘江码头而开,清末,西城墙又新增开了四个门。由此可见长沙的水运贸易在当时的繁荣景象。其中通泰门所对应的通泰街是当时著名的土特产集中地。经武门则是清末新军为训练方便自己在城墙上开的城门,取“整军经武”之意命名,今天芙蓉路上还有这一公交站名。
▲古浏阳门(重建后)
▲资料图:一眼望千年·古浏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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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一眼望千年·长沙千年古城更迭地图
老九门是长沙传统城市发展到成熟的极致状态。它们连接着水运和陆路驿站,让长沙成为四通八达的湖湘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
▲万达广场工地城墙清理。《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长沙最深邃的城市密码,仍有部分被封存在地下。沿着考古与文献中发现和记载的城墙位置,将极有可能埋藏城墙的区域预留下来,规划为开敞空间,也许能给未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探寻留下一份可能。
城墙是城市公园最好的载体。
一百年前,以天心阁城墙为基础长沙建成了第一座自己的城市公园。一百年后,畅想另一种可能——消逝的历史无法复原,但可以“重现”。城墙可以成为一座城市文明史的博物馆,一个历史与现实的接口。
这样的城墙城门遗址公园,在今天有许多成功案例。如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以及即将建成的开封城摞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它们同样面临着“城墙难觅、活力缺失、历史遗忘”等诸多问题,却用优秀的规划设计再现了历史的繁华与激荡。
原状保留、地面标识、场景复原、数字媒体展示都是有趣的尝试,以有限的城墙展现广阔的历史和文明,值得期待。在虚拟影像与现实景观的叠加里,城门遗址也可能以各种方式“重现”。
这是一座足以令人沉浸的幻城。
未来年轻的城市探索人游走在城墙遗址公园。
向上,可以看到虚拟现实的古城门,与岳麓山、天心阁连成壮丽视觉廊道。
向下,则踏入幽深的历史世界,在历史序列的剖面里,读懂一座城。
透过城墙上方的行道,现实的市井繁华与历史的沧桑融入同一个空间。
他们也可以沿着环古城墙历史步道,发现一条条漫游长沙的citywalk线路,在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场域里自由穿行,与千年时光对话。
城墙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基座
它围合的
是悠久的文明信息与精神魂魄
它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
也必将闪耀于当下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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