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比我更怕死，我却不相信有比我再怕看死人的了。走在街上，我从没有胆子向寿衣铺里望望。夜半，即便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僧器或诵经声，也必害得我用棉被厚厚包起头来，直像那是什么符咒一样。
我曾见过三位死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将是我永不会忘记的。而且，我还该陈说我都例外地不曾害怕过：一个黄昏，我的母亲死在我的怀抱里；小学时代，曾排着队去中央公园社稷堂瞻仰过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最近，在鲁迅先生灵前，我守了两天灵。扶着那绛色帏幔，职务使我看见了数千张陌生的但是诚笃的脸，一个个脚跟都像坠了铅球，那么轻又那么沉重地向灵堂踱。低垂的头，低垂的手，低垂的眉眼和心。待踱到灵堂中央，冥冥中似有什么使他们肃然驻足了。敬慕和哀悼如一双按住的手，他们的身子皆极自然地屈下了。然后噙了一汪眼泪，用手巾堵着嘴，仓皇地奔了出来。最感人的莫如一群小学生的吊唁。在那近三十位小吊客中间，我特别留意一个衣服褴褛、腿下微跛的，他肋下夹着的画册和石板说明了是刚刚放学，如今正是回家或在街头玩耍的时候，然而他却结伴迢迢跑到了这里。那个微跛的孩子，一拐一拐地，一直来到灵前，两只颇清秀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鲁迅先生的遗体，然后，又放下肋下的画册，深深地鞠躬。我不信做了那么些纪念周，他还不知道“三鞠躬”的礼数，然而，当我数到第三次以后，他仍向下屈着小小腰身，他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涨着脸，也红涨着眼睛，走出灵堂。如果稍换一个情况，我将忍不住笑出来的，然而，我那时是用极大的崇敬心情替他掀开帏幔，一直目送他走下殡仪馆的台阶。那个背影唤起我一点回忆。十多年前一个傍晚，如一切贪爱窗外景色的孩子一样，四点钟以后的时间对我变了滋味，换成鲜艳颜色。然而我放下了玩具，和同伴沿着朱色皇城走好长好长一段路去瞻仰一位“民国缔造者”的遗体。空着的肚皮充满着的一半是对“尸骸”的恐惧，一半是对“伟大”的钦仰。我们跨进那座御花园的大门时，紫禁城角的太阳已向下沉落了。我端着气向陌生的大人打听路线，好容易才攀了一道高大石阶，在花圈花篮的簇拥中，我看到安息着的孙中山先生。——我记得，当时我的心一点也没有跳！抬头，紫禁城角的太阳已经沉落下去了。我似乎打了一个冷颤，然而，除了模糊的“伟大”，我并没有摸清死的是什么人。只是冥冥中，一种超乎孩子胸膛容量的衰威或尊敬感塞在我喉咙间，我赶不掉它。归途，我们放洋画的袋子里，每人都塞了一条传单：有工人发的，大学生发的，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说明孙先生的生平和抱负(这些我曾保留到六年前，直到一个朋友将我寄存的最珍贵的东西，如小学生时代的作文本，全当作烂纸卖掉了)。当时我们其实一点也不懂，但是当孙传芳乱批三民主义，张作霖满街捉革命党时，我却私下藏了一本《孙中山传》。伟大的人格也许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力量在茫然无知的孩子心灵上时常比成人更深刻，更恒久。我不知道如果鲁迅先生这时醒转过来，他将会怎样热烈地抱起那个微跛的孩子。
摘自丨《文苑》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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