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钻进一个放棉被用的大木头箱子，把自己裹在软软的被子里，关上箱子，狭小的空间成为完全属于我的童话秘境。神奇秘境因为没有了光而变成恐怖黑暗的监狱，我发疯地用脚踹用手推，眼前还是一片黑暗。昏睡中，眼皮突然感受到强烈的光，妈妈打开箱子把我抱了出来：“走，我们去看老奶奶。”她喜欢回访病人，经常会会带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病人家里，有时还要走夜路。水缓缓地流，我们慢慢地走。走累了我们就停下来坐一会儿，以手做瓢舀水喝。那天去的是一个老太太家里。她住在一个旧旧的阴暗小平房里，小院只用一个竹篱笆围着。门都不用敲，一推就开。妈妈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说：“阿妈你怎么样？身体什么感觉？”小屋里点着一盏很暗的煤油灯，我几乎看不清老太太的脸。“对啊！你现在只是缺一种维生素。有了它就会很快好起来。”过一个星期，我跟我妈又去看她。那是另一个黄昏，夕阳正在落下。远远地看见老太太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睡着了。妈妈说：“你要坚持晒太阳啊，只要你每天晒，很快就会好了。”“没有多大帮助，只是让她觉得有一些希望。一个人最怕没有盼头，你只要给她希望，就好。”
那个慈祥的老奶奶总是给我吃特别好吃的樱桃，我很喜欢她。不过是半个月，老太太还没撑到我妈说的一个月，就去世了。妈妈的小诊所里有个简陋的产房，是用一道布帘隔出的小空间，镇上很多孩子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我总是偷偷掀着帘子张望。生孩子这件事，对于医生的孩子来说并不神秘和难以启齿。对于别人家的孩子，却是神秘无解的难题。五六七八岁的小孩子，热点话题里包括交换每个人的来历。“石头里蹦出来的”，“稻田里捡的”，“从厕所里捡的”，“天上掉下来的”，“我爸上山打柴时从狼嘴里给救下来的”，“一个外国人送给我爸妈的”……石头里蹦出来的，多少还能自我陶醉一番类似于孙猴子或哪吒的感觉。而厕所里捡来的，显然要比稻田里捡的孩子多一些委屈，最后几个答案显然更具有英雄主义浪漫色彩以及国际化的高端洋气。我用无情的现实主义表达洋洋得意地说：“你们都是你们的妈妈从两条腿中间的地方生的！”我大声说：“老师要生孩子啦！她会从肚子下面生一个孩子出来！”女老师哭着跑了出去。事后叫家长跟我爸妈说我“流氓”。妈妈说：“人和人的标准不一样，分寸不一样。有的事，你知道就好，不要觉得你很聪明，知道吗？”我曾因为穿了一双好看的新鞋，而被没有穿鞋的男同学群殴，他们把我推倒在地，脱掉我的鞋子扔出去很远，然后欢呼着跑开。我满身泥土地捡起污水浸透的鞋子哭着回家，妈妈说，你挨打是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有一次，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靠着学校传达室的窗台撕信封上的邮票，他告诉我说这叫集邮。回家问妈妈，哪里能找到不一样的邮票？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堆上学期间收到的信。那天下午我一刻不停地撕邮票，几百张文革期间的邮票，看得我目瞪口呆。妈妈告诉我邮票上某些大人物的来历和最后的结局，若有所思地说：“你要学会保护你自己，话不要说过，事不要做绝。”那时，文革刚结束五六年。妈妈的记忆还很清晰，也许是刻骨铭心的清晰。妈妈讲的睡前故事跟王子公主无关，而与现实社会有关。这个爱美的少年很沮丧，每次去妈妈的诊所换药都疼得哇哇叫。拆开纱布的断指露着骨头，用药水一遍遍冲洗，我在旁边看得心里害怕。“别怕，越疼越好，因为长肉的时候最疼，那说明你的手指正在长回来呢。” 男孩突然就笑了：“真的吗？那就疼一点好了！我盼着它早点长回来呢！”后来男孩常常很开心地向我妈妈汇报：“医生，昨天又很疼了，我的手指正在往外拱呢！” 他的伤口早已愈合，但还是少半截拇指。他举着拇指给我妈看：“冯医生，没有长出来。”“傻孩子，你要多动你其他四个手指，多用它们做事，你的大拇指才能长出来。你天天盯着它，它被你吓坏了，当然不长了。”“不能。如果他不早点锻炼没有大拇指的手，他将来干活会很吃力，那时候他会总是因为缺了拇指不开心。可是等他明白拇指不可能长回来的时候，他手的功能已经恢复好了，就不会那么不开心了。嗯。长大后我才知道，泰戈尔老人家说过，如果你因错过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说了一堆好好学习，多照顾自己之类的片汤话。然后颓然又艰难地说：“你妈确诊了，是癌症。”他从不低头服输，这么大的事，他一定是觉察到过征兆，独自扛了很久，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陪床的日子有一年多。那段漫长的日子里，妈妈日复一日地躺在病床上，无力而面色苍黄，沉重的呼吸一开始让人胆战心惊，后来变成司空见惯。仿佛一切都不会变化，好像妈妈整个后半生都会这样躺下去。谁都知道那一天终将会来，却又都盼望不要到来。等待的时间很长，于是感觉那一天似乎真的不会来。我对生活的期望简单地降低到极点，只要她不呻吟，我就觉得很幸福。某个课堂上，我突然心神不宁，像是心里炸开一颗雷，想到了妈妈，以为是心灵感应的征兆，请了假奔出教室骑上自行车一路狂滚着去医院。半路上下了一场雨，更以为这是天意，想到妈妈可能出事，不禁悲从中来。妈妈醒来后心疼地说：“以后上课时间不要来看我，累坏你。”我想做一个孝子，尽心陪护癌症晚期的妈妈，事实上乏味的陪伴让人抓狂，越来越深地加重我的孤独感和绝望。妈妈已经到了要打杜冷丁止痛的程度，每当她虚弱地说：“文仔，我疼。”我就习惯性地说：“打针吧，一会儿就好了。” 我止不住地想：这样无聊的日子真是烦透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妈妈做过医生，对自己的病情很了解，大家的安慰和避重就轻并不能真正让她高兴。我自告奋勇地假扮记者，找传说治好癌症病人的气功大师，以写专访的名义探取秘方，事实的结果是被大师治过的病人三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而且，让病人感觉好转的不是草药和所谓的气功，而是积极的心理暗示带给病人的信心。当我们每次学着大师的样子，在妈妈疼痛难忍时轻轻在她肚子上按摩也已经成为例行公事时，这种虚幻的希望也渐渐变得渺茫。冬天的医院格外冷，奶奶拿了一个烧炭的小炉子，外婆、堂姐、我，围着一起烤火。大年三十，晚上7点多，爸爸带了肉丸子和一锅白米饭过来，放在炉子上热。肉丸子和米饭都糊了，我不想吃，心情像烧糊的肉丸子，焦成一团。窗外远远的有过年的鞭炮声响起，我特别想出去烧一串鞭炮，但不敢说。苦涩的烟火气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在干冷的空气里，大家围坐炉边吃着，妈妈就在床上两眼无神地看着我们。病房的屋子里有两张小床，一张是妈妈的病床，另一张，我们几个人休息用。姐姐和外婆都半坐着，我的身体插在她们胳膊和腿之间的空隙里，蜷曲着，避让着，半梦半醒地睡。那天，凌晨5点，我突然醒了，发现大家都在围着妈妈。我跳起来扑过去，眼睁睁看着妈妈瞳孔慢慢扩散。妈妈闭上眼睛，大家的哭声像开闸的洪水暴发出来。医生也许是循着哭声过来的，非常平静地递上早就准备好的死亡通知单，让我们赶快处理事情。我呆呆地站在妈妈床前，没有眼泪，没有力气，没有任何想法。我认识一个病人，他住院是因为土枪走火打穿了自己的脚，陪妈妈期间我经常找他聊天。那天，家人围在刚刚去世的妈妈床前，我忍受不了压抑悲痛的氛围，又走到他病房里坐下来。当我再回到妈妈病房的时候，病房已经空了，一个人也没有，妈妈的床上也是空的。我仿佛从未经历过之前的一切，我怀疑这个医院里发生过的一切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还在发愣，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婶说：“快去太平间啊！”妈妈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她的离去让我一下子没办法了。妈妈追悼会上来了一大群人。远远近近的亲戚朋友，她的同事，一些被妈妈治过病的人。耳朵里轰鸣着干燥刺耳的哭声，真真假假的赞美和缅怀，还有真心实意的叹息和安慰。我呆呆地听着他们大同小异的安慰，内心里像个悲伤又孤独的旁观者。爸爸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不是很擅长迎来送往的他显然对这种场面力不从心。我上学的时候，你每个月的伙食费只有五块钱，你省出来一块钱给我，让我好好读书。兵营太远太苦，没人看我，就是你大老远的一趟一趟带着好吃的来看我。”我记得，妈妈一年四季都在织毛衣，她手里永远有一件毛衣正在织。那些毛衣不仅舅舅和舅舅的孩子们有份，叔叔伯伯和他们的孩子也有份。第二天下午，我的同学，一个平时总是和我玩闹的小混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拍拍我肩膀，默默地陪着我走过一条幽深漫长的胡同。他把自己脸上的墨镜摘下来，架在我耳朵上，眼睛被镜片遮住的瞬间，我的眼泪奔涌而出。那以后长达十多年，我一听到别人提起妈妈就会止不住痛哭，我总觉得内心愧疚，没有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最好的陪伴，没有在该珍惜的岁月里给予足够的回报，没有在来得及的时光里让她得到安慰。终于有一天，规劝别人节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这么多年的愧疚做一个了结。当年的我没有能力给予，没有能力付出我想要的分量，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过一个正常男孩想要挥霍的时光。妈妈对我的期望，并非成为大人物，而是活得明白和开心。长大的岁月里，每当我有困惑，就在心里回放妈妈说过的一切。越长大越觉得，所有的问题，在妈妈的声音和故事里都有答案。文仔，一切都会有办法，只要你清楚你的目的，只要你找到方式。你记得怎样迅速记住一个手机号码吗？像是脑子里有个录音机，迅速记下那串数字，再在脑子里回放，一遍不够就回放两遍，两遍不够就回放三遍。老天当然有瞎眼的时候，下一场雪，又盖上一层霜，但只要你熬得过去，当春天来的时候，雪会化成水，滋养你的土地。妈妈也不知道究竟哪句话会对我产生影响，她只是倾尽所能，用成年人的方式提前教我长大。妈妈让我明白，人不能认命，如果你觉得到此为止，你这辈子只能有一种模式。而拼命寻找方法的人，人生的道路，有组合模式。冥冥中似有指引，我走过泥泞，做了酒店经理，做了导游，读了电影学院，做了演员，又做了表演老师，换过太多频道，转过无数个弯。几千个格子里，住着几千个灵魂，牵系着几千个家庭的怀念和悲伤。我看着妈妈的照片，默默在心里给她讲我这一年的事情，好像又回到当年她给我讲她所见所闻的场景。我无法不思念，但我已不悲伤，我知道，只要我记得妈妈说的话，她就一直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