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岐：国家二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研究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原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楷书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法院院士。文鼎书画学会名誉院长。
于彼高岗
－胡宝岐的书法
作者：张渝
“凤凰鸣矣，与彼高岗”，是《诗经·大雅·卷阿》中的名句。当我选择“于彼高岗”四个字来谈论胡宝岐的书法时，并不是想说诗中的“高岗”就是宝岐的故乡——岐山之类无关痛痒的话，而是想借用“高岗”二字来谈论一种文化精神的高度。
作为中国诗学开山总纲领，《诗经》一直维系着中国诗学的一种高度－质朴自然、不求华美。如果不是从这一高度切入有关《诗经》的书法创作，宝岐有关《诗经》文字的书写，便可能仅仅流于形式。这和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某个老农民用毛笔抄写《道德经》或《红楼梦》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宝岐作为书法家的意义在于他的书写是以意味的渗透、扩散为特点。而不是如某个老农某个退休工人那样去做工般的做一件事情或者做一条新闻。
在意味的扩散中，宝岐的书法作品又从书法书写的角度理解《诗经》中多变的句式和重叠复沓的章法。宝岐的理解是通过线条、墨色、字体大小、章法的变化来完成的。在他完成的动作里，我看到了文本的再造，意味的生成以及书法作为艺术的意义。如果说，宝岐有关《诗经》的书法首先区别了艺术与工匠的道、技之分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个贡献便是深入到《诗经》的文本节奏中，探索书法艺术的形式表达。
第三，胡宝岐选择《诗经》作为书法文本的切入，除了沉思的意义之外，还暗含着一种反抗的姿态。
反抗？反抗什么？
作为书法家，胡宝岐首先反对的是书法创作中的惯性思维。在被大家写的因滥而俗的唐诗宋词的书法习惯中，《诗经》因为“陌生”而更易引人思考。我们知道，形式主义文论有关艺术创作的一大原则便是“陌生化”原则。他在标举“陌生化”原则的同时，反对“自动化”原则。基于此，胡宝岐有关《诗经》书法的创作，也隐含了对于当下书坛大量的、几乎自动化式的抄写唐诗、宋词行为的反抗与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胡宝岐反抗的不是唐诗、宋词及其达到的艺术高度，而是对于唐诗、宋词抄写中的习惯性动作，是寓含于这一动作之中的惯性思维。在反抗之中，胡宝岐有了前所未有的清醒：书法“必须像鲜血从血管里流出，泪水从眼眶里流出一样真实。”林贤治说，“必要时，写作将成为一种抵抗，它是压迫的产物，正如鼻孔和嘴巴被蒙住时所作出粗重短促的呼吸，它的急迫性，相当于一次自我拯救的行动。”写作如此，书法也如此。
反抗不论是作为一种姿态，还是作为一个动作，都容易失之粗糙。《诗经》的朴实、自然之风，如果学的不好，也容易失之粗糙。如何反抗这种来自反抗本身的粗糙？
胡宝岐选择了经典。选择经典便意味着选择一种高度。宝岐从魏晋入手，碑、帖兼修，以文气注之，激浊扬清。明代美学家袁宏道说：“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宝岐寄之以技的同时，之所以没有形而下，而是瞩目高远，就是因为他选择了经典以及经典所代表的艺术高度。在此高度的标识中，宝岐的作品清正、雅厚。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伴侣的意思。宝岐的书法创作中，以《诗经》为“逑”，得君子之风。诗曰：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喜悦之中，写下“于彼高岗”四个字，写下有关胡宝岐《诗经》书法创作的一点儿议论。前人说，登高赋新诗。但愿我在《诗经》的“高岗”上，说了一些有新意的话。
（张渝：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