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4日,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党70周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召开大会,数千名干部党员通过秘密投票, 在候选的19人中,选出第38届中委会成员,按照得票多少,有14人当选新一届的中委(其中两位是候补委员)。并且产生新一届领导人 ,现任总理黄循财成为人民行动党第四任秘书长。
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为一把手,党的主席不是一把手。前总理、秘书长,现年72岁的李显龙,当选为为副秘书长。这标志着新加坡执政党和政府的大权,已经从李显龙平稳过渡到黄循财。与一些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是先移交政府权力,后移交党权。李显龙表示:虽然不再担任秘书长,但会保留中委的职务。李显龙说:“和在内阁一样,我在中委将不会是发号施令的人,也不会是最后决定者。相反地,我将尽力支持新任秘书长,提供我的经验让他参考,帮助他加强党组织,并凝聚新加坡人的支持,共同应对未来的问题和挑战。”李资政指出,黄循财总理接下来会带领团队继续建设行动党、让线上和线下基层活动保持活跃、更多地接触非政党团体、为在明年底前举行的大选做准备。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成立于1954年11月21日, 70年来,党的秘书长经历了李光耀、吴作栋 、李显龙三任秘书长,黄循财接“第四棒”,成为第四任秘书长。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时任秘书长的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 (1959-1990年)。六十多年以来,新加坡已经过了第二任总理吴作栋 (1990-2004年),第三任总理李显龙(2004-2024年)。2024年5月15日 , 黄循财接 “第四棒”,出任第四任总理。 一个国家的政权交接是头等大事,许多国家为此都是“争吵不休”,有的国家竟然出现“军事政变”、领导人被刺杀等等的现象。而新加坡领导人更换了四次,都是政坛平稳破浪不惊,在全世界是一个“奇迹”。产生“奇迹”到底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新加坡产生领导的“三选制”,可能是原因之一。新加坡的“三选制”:一是“大选”;二是“小选”;三是“双选”。
长期以来,有些人误以为新加坡是“家天下”,故把新加坡调侃成“李加坡”。按照“家天下”的思维,一些人把李光耀看作新加坡的“皇帝”,李显龙之所以能够当总理,是李光耀“传”给他的。吴作栋是为李显龙“暖位”的、是“过渡性”的。对李显龙没有把“皇位”传给姓“李”的,有的人感到不理解。有些人还误解黄循财之所以能够担任总理,原因之一就是他曾经担任过李显龙的秘书,是李显龙“钦定”的等等。新加坡的官员是从议员中产生的,议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如果没有老百姓的“选票”,就当不上议员;当不上议员,就当不上 “官员”。李光耀虽然被新加坡人称之为“国父”,却没有任命一个“议员”的权力。议员由“大选”产生,每次大选各个政党都当作一次“大考”,考官就是“选民”,合格不合格,选民说了算,李光耀说了不算。“大选”一般5年一次,由得票多的政党进行组阁。当选为议员后,才能进入内阁成为政府的“官员”。虽然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是“一党独大”,但新加坡有约10家反对党,在反对党势力大的选区,人民行动党的议员落选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执政,也是在大选中击败其他政党才执政的。新加坡有影响的反对党如工人党、前进党等等,李光耀的二儿子李显扬,还是反对党--前进党的骨干。 这里的“反对” ,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因为没有制约的权力极容易产生腐败,靠自己的政党来监督,往往顾及面子下不了手。 在疫情高发时期,时任总理的李显龙,还批评反对党“躺平、不发声” 是不负责任的。每次大选,人民行动党的党员都会为人民行动党“站台、拉选票”,但是也会遇到选民不买账的情况。如人民行动党的得力干将、新加坡杰出领导者杨荣文,他曾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准将,后转战政坛。1988年大选为议员后从政,连续五届大选都被选为议员,曾经担任过新加坡政府多个部门的部长,影响比较大的是外交部长。但是,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杨荣文所在的阿裕尼集选区,人民行动党议员全部落选!议席落入工人党手中,议员落选后,其部长的职位也自动被免职了。当年,李光耀曾经不遗余力为杨荣文站台拉票,并且放出“狠话”说,如果选民不投人民行动党杨荣文等人的票,那么你们会后悔五年的!可惜的是,大部分选民,仍然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杨荣文落选,他接受了服务23年的阿裕尼集选区选民的决定,2011年,他在57岁时宣布淡出政坛。后有人曾建议杨荣文,参加新加坡总统的竞选,他也没有参加。新加坡的许多议员及政府官员,不少都来自基层的各个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或精英。 新加坡很多从政的官员原来是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等,他们在当官前的收入都很高,他们如果辞职,再回去干老本行后,收入增加的例子比比皆是。李光耀从政前也是著名律师,陈庆炎是新加坡华侨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收入都是很高的。所以他们“能上能下”,上能当政府官员--部长、政治家,下可以当公司董事长--企业家、专家。
作为议会制国家, 新加坡的政府总理,在获得议席最多的政党中产生,政府总理没有任期制。也就是说,在人民行动党在“大选” 获得胜利得到人民授权后,谁来当总理,就是人民行动党内部的事情了,一般都是由党的“一把手”或者一把手指定的人来担任总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一个领导班子里, “班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与一些执政党魁“指定”总理有所不同的是,李光耀对新加坡的总理人选, 一人选不如众人选,不搞“一票否决制”, 而是由内阁同僚小范围内选举产生总理。在《李光耀治国之论》一书中,李光耀说他早就想退位了。他说:我把目标定在1988年,届时满65岁了,我相信我越早退位,就越年轻,也越有能力来确保新团队的成功,我可以从旁协助他们。我越晚退位,年纪越大,行动也越迟缓,失败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我很早寻找合适的人选,花费很长的时间,设计一套可以遴选优秀团队的制度,至少在能力上不能逊于现在的团队。他们可能不能那么坚强果决,想象力和创造力可能也差一些,但是他们一定能够治理这个国家,于是我开展了“猎头行动”。当时的吴作栋和陈庆炎,都是李光耀在“猎头行动”中发现的。1973年,吴作栋原是海皇轮船公司董事经理,在“猎头行动”中被人民行动党发现,推荐他参选马林佰列选区国会议员并当选。1977年,吴作栋入选内阁,出任财政部部长,后来担任副总理,成为接班人选之一。1988年,李光耀曾经公开评论他心目中的总理最佳人选,虽然吴作栋是第一副总理,陈庆炎是第二副总理,但是李光耀把陈庆炎列为第一人选。(当时李显龙还是部长,不在总理推选范围,新加坡总理必须先经过副总理这个台阶)。 1984年大选后,李光耀就详细观察了吴作栋和陈庆炎两人的表现,观察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李光耀说,吴作栋比较柔和,他会设法讨好你,你看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在内阁讨论决定的事情,他的立场比较坚定,但是如果记者招待会上记者步步紧逼,说不定他就会让步,即使正确的东西,往往他还说不过记者,很难坚持下去。陈庆炎绝对不会这样做。李光耀说,我认为陈庆炎是最有决断能力的领袖,他说话言出必行。他这一点很像我,我对决定下来事情也是毫不动摇的,如在新加坡推广“讲华语(特指普通话)运动”,有很多人反对,我一直坚持不动摇。我甚至说出狠话,如果谁破坏新加坡的和平稳定发展,即使我死了,也会从棺材里面跳出来和他斗。 陈庆炎他一旦决定的事情,你再和他怎么说都不会改变的,你啰嗦好长时间,但是,只要他决定的就没有通融的余地。他会说,过一段时间后,你就会知道我是对的。李光耀说,我推荐的接班人是陈庆炎。但是大多数同僚不同意,如果我坚持任命陈庆炎,而其他人不同意,就可能不支持陈庆炎的工作,陈庆炎就会失败。 早在1988年李光耀65岁时就准备交班, 同时也同意吴作栋出任新加坡第二任总理。由于吴作栋信心不足,多次推迟接棒的时间,在李光耀多次催促后,吴作栋于1990年10月才接棒。李光耀说,吴作栋和他的团队如果失败,也是我的失败,这个团队是我组成的,如果他们成功,也是我的成功。维系一个好政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想我这步棋下得很聪明。李光耀对同僚们的推选接班人方法很满意,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满意的事情之一。他认为吴作栋和他的团队是成功的。“小选” 李光耀说了“不算”, 而且,他为自己说了“不算”而沾沾自喜,他说让同僚来推选接班人,是他下的一着“高手棋”。新加坡的“小选”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同僚推选接班人”已经成为新加坡的“惯例”,黄循财接班当总理就是由同僚推选出来的。黄循财接班当党的秘书长,也是由同党推选出来的。有人认为, 黄循财的接总理班是李显龙推荐的,人们纷纷传言黄循财曾经担任过李显龙的秘书,是不是和李显龙有什么“特殊关系”? 黄循财担任第四代接班人是一个“突发事件”,因为新加坡的第四代接班人早就定过了,是副总理王瑞杰,而且王瑞杰担任副总理多年,他的工作能力、群众口碑都很好,当时年龄也不大,在60岁左右。 王瑞杰突然提出不接班了,表面的理由是“年龄原因”。笔者猜想,与吴作栋推迟接班的想法可能差不多,就是“没有信心接棒,去应付新加坡最近的邻国”,没有信心来对付复杂的国际环境。王瑞杰部分辞职信🔺
笔者认为,王瑞杰提出不接班,可能还存在一些顺应民意的想法。新加坡基本国策是:一手抓安全;一手抓经济,虽然两手都要硬,但是抓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而王瑞杰多年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抓经济上是行家里手,但是在抓安全方面,还看不出来潜力。在上次大选中,他的民调有所下降。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主动提出“让贤”,提出不接班了。新加坡才不得已才临时另外挑选接班人,对此,吴作栋还催促过李显龙,要尽快挑选接班人。这也说明,当时李显龙心目中并没有定下来的总理人选。李显龙对什么人来接他的班是“回避”的,他委托一个团队来遴选接班人的,自己不参与任何意见。对好几个候选人,他没有说一个人,也没有说一个字。 结果,同僚们绝大部分都推选黄循财来接班,他得票之高,也出乎自己的意料。黄循财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总理”,“从政不是我的初衷”等等,大家都叫他来做,他只好来做了 。
在自然界,不同的分子排列,就会成为“有用”或者“无用”的东西;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安排使用,也会成为“有用”或者“无用”的人。选好班长后,就是在如何对学生排好座位,小个子坐前面:大个子坐后面。用牛耕田、用马跑路,而不能用马来耕田,用牛来跑路!新加坡人“三不愁”:不愁住房、不愁就业、不愁子女教育。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每一所学校都是好学校”,就是把不同成绩的学生,安排到不同的学校,而且每一个学生都安排合适的“ 座位”上。不但年轻人不愁就业,人们在新加坡,还经常看到一些退休的老人还在工作,如餐厅的服务员、开的士的人,以及一些清洁工等等,不少都是老人。因为只要把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连退休老人这个“社会包袱”,也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双选”就是新总理上任后都要重新组阁,吐故纳新,一般都是双向选择。“小选”是”部长选总理“,组阁是“总理选部长”,没有当选为议员的部长自动免职。谁不想和新总理共事也可以提出辞职。总理选部长是“伯乐相马”;留任或者是想进入内阁的是,“志同道合”。总理不但可以在内阁中调整,也可以在所有的议员中选部长,特别在新当选的议员中挑选新鲜血液。1990年,在吴作栋担任总理后,由吴作栋组阁,内阁中曾经赞成李光耀的建议、支持陈庆炎出任总理的人,如陈庆炎、李显龙等人,就表示要辞职。李显龙在李光耀的劝说下没有辞职,后来被任命为副总理。但陈庆炎还是辞职了,后来竞选为新加坡总统。 新加坡的“双选”都是在“不声不响”中进行的,如在确立黄循财接总理的班后,时任副总理的尚达曼,就辞去副总理的职务,参与总统的竞选,并成功当选为新加坡的总统。在新加坡民间,对尚达曼出任总理的呼声很高,但是由于民族政策等原因,尚达曼属于印度裔,在新加坡属于少数民族。李光耀曾经说过,新加坡的华人,还没有做好非华人出任总理的思想准备。所以尚达曼“不宜”出任总理。但新加坡的民族政策又规定:为了确保少数民族参与管理,规定总统在华人担任一段时期后,必须由少数民族人士来担任总统。而尚达曼当选为总统,不仅符合新加坡的民族政策,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领导才能”。他当选为新加坡的总统后,仍然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为新加坡服务。一些老人调整了岗位,一批新人又上来了。笔者所在的选区议员黄伟中,作为新鲜血液首次进入内阁,担任财政和教育部的高级政务部长,相当于副部长。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财政部长是内阁的“第一部长”,内阁成员在担任总理之前,都必须要有担任过财政部长的经历,现在财政部长仍然由总理黄循财兼任。教育部也是新加坡最为主要的一个部门,一段时间,李光耀曾经兼任教育部长,黄循财也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长。新加坡的“大选”是政府获得人民的授权 ,是 “精英政治”的基础。官员的权力是谁给的,官员就会听谁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就是来自“大选”—人民的授权 。 “小选”是人尽其才。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牛耕田、马拉车,用蔺相如做丞相,用廉颇做将军。 “双选”是领导层团结的基石。它能够确保政府内阁同僚之间的高度团结,领导层和谐主要来自于“双选”,双方自愿、志同道合、和衷共济 。同僚们都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形成领导班子高度的团结一致,
政坛上的超级稳定,互相补台、八方来财 。结果必然会实现“双赢”的局面。“大选”,首先确定了每一个官员,都必须先从老百姓手中得到“入场券”;“小选”对进入官场后的各个官员进行再考核, 把最优秀的人才安排到最合适的“座位”上;“双选”就是把具有合作共事能力的官员,建立一个“朋友圈”,共同打造一个“和谐内阁”。
本文作者:田柏强,原中国高级记者,退休后长期旅居新加坡。其相关作品有:《新加坡是家天下吗?》、《中国人对新加坡的N个不了解》、《李光耀下的一着高手棋:同僚推选接班人》、《为王瑞杰请辞点一个大大的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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