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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思想中的“黔学印记”
王 进
提要：凯里孙应鳌、思南李渭和王阳明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一起，共同滋养了于成龙的高尚德性。内圣外王，正是在高贵性情的基础上，于成龙才成就了他留名青史的丰功伟业。于成龙（1617—1684）是清朝著名的廉吏，曾被康熙皇帝誉为“清官第一”“天下廉吏第一”，去世后谥“清端”。于成龙是明末清初山西永宁人，一生先后在广西、四川、湖北、福建、江苏等地任职，从未在贵州担任过任何职务。要说他的廉洁以及事业与贵州紧密相连，这又从何说起？认真考察他的一生及其后人，会发现这绝非虚言。通过考察于成龙与贵州的关系，可以丰富我们对贵州文化的认识。自朱子《大学章句》将“三纲八目”中个人内部的德性修养与外在建功立业一体贯通以后，儒家思想就强调性情与事功不可分离，认为一个人只有首先具备圣人的德性，然后才能成就王者的功业。此即所谓“内圣外王”。其中“内圣”说的就是高贵德性，“外王”则是伟大事业。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足见“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于成龙是一位儒家知识分子，熟谙儒家文化，也以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所遵循的方法、途径正是“内圣外王之道”。这可从他所编的两部书看出。于成龙生前编有两部书：《正修录》和《齐治录》。“以切身心之言名《正修》，因以切家国之言名《齐治》”。（于准《先儒正修录齐治录序》）《正修录》书名来源于《大学》“欲修其身，先正其心”，重点在内在德性的修养，“似于身心，稍有裨益，因而取名《正修录》”。《齐治录》书名源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对天下国家的治理整顿。这两部书分别指向“身心”和“家国”，正可对应“内圣”与“外王”。儒家士人深知，无论是德性修养还是建功立业，都必须以史为鉴，泛观博览，充分学习、借鉴往圣先贤的经验。于成龙也不例外，所以广泛收集了古往今来相关资料汇编成册。在这两部书中，关于修身的《正修录》收录了两位贵州学者的文章，从而使于成龙这位“廉吏天下第一”得以与贵州联系起来。《正修录》分为前帙、中帙和后帙3个部分，一共收录172篇文章。在前帙中，先后收录了凯里孙应鳌和思南李渭两位贵州学者的文章。在文章的前面，有作者简介，我们也以此来了解这两位贵州学者。首先是孙应鳌（1527—1586），“先生名应鳌，字山甫，如皋籍，贵州清平卫人。嘉靖癸丑进士。仕至大司空。卒，谥文恭。”（于准《先儒正修录》）这个介绍较为简略，我们不妨稍作补充。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明朝贵州清平卫（今贵州凯里市炉山镇）人。孙应鳌历官较多，最后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未赴任）。万历十二年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文恭。这个介绍很难看出孙应鳌在贵州的重要性。对此，我们不妨看看被誉为“西南巨儒”的晚清著名学者莫友芝的评价。在莫友芝看来，孙应鳌“以儒术经世”，堪称“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莫友芝《黔诗纪略》）。这个评价可谓极高。须知，贵州自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至莫友芝生活的清朝道光时期，已经400余年。400年间，贵州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何况莫友芝自己和郑珍就被称为“西南巨儒”，要在其中判别高下，区分等第，何其艰难。但在莫友芝看来，孙应鳌仍然是400余年间贵州最为杰出的人物。其次是李渭（1514—1588），“先生名渭，字湜之，贵州思南人。嘉靖甲午举人，官至云南参政，与罗近滨同官，相从讲学。”（于准《先儒正修录》）李渭不仅是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一位卓越非凡的官员。后面这一点与于成龙非常相似。在明清时期，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中，等级最高的为“卓异”，获得后还要进京接受皇帝召见甚至宴请，从而被视为地方官的最大荣誉，极为难得，以至于李渭在为兴修思南府学所作《修思南府学碑记》署名时，都不忘提及这一点（“守韶卓异、宴赐衣纱”）。李渭和于成龙及其孙子于准在从政生涯中，都获评过这个崇高的荣誉，不同的是于成龙3次获得，而李渭和于准只有一次。李渭去世6年后，时任贵州巡按的薛继茂提议兴建李渭祠，不但获得神宗皇帝的批准，而且在祠建好后，神宗皇帝还专门赐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可见李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王进《明万历年间李渭祠兴建缘由及其意义》）。从于成龙收录李渭文章来看，李渭的思想及事功对之一定有影响。孙应鳌的是《易谈》（《正修录》题名《孙淮海先生〈易谈〉》）。在十三经中，《易》为群经之首，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孙应鳌也治《易》，“‘六经’之中，孙氏最擅长者为《易》，所著《淮海易谈》一书，凡四卷”，《千顷堂书目》《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文献巨著均有著录。于成龙《正修录》摘取了其中部分篇章，篇首即强调“《易》理”之重要，“真知《易》理，然后信得万物备我之义；真体《易》理，然后有得反身而诚之乐；真学《易》理，然后行得强恕求仁之事”。在孙应鳌看来，王阳明所提示的“良知”“即是《易》理”。这也折射出孙应鳌研究《易》的视角和方法与众不同，“实际即立足于心学立场以解《易》，以为心之理与《易》之理表面一内一外，但却全然相通相融而一体通贯，故发明《易》之理即是发明人心之理，发明人心之理亦为发明《易》之理，天地万物之理必透过人心之妙用才能客观如实地开显”（张新民《孙应鳌及其传世著述考论》）。孙应鳌完全从心学角度讲《易》，从而遭到四库馆臣的微词，所以《淮海易谈》（《四库全书总目》题为《淮海易谭》）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被视为“另类”，列入“易类”之“存目”一类。尽管如此，于成龙还是以他宽广的胸怀和锐利的眼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之纳入自己修身的资源。对于李渭，则收录了《自纪》一文（《正修录》题为《李湜之先生〈自纪〉》）。从文献的角度看，我们首先要深切感谢于成龙。因为各种原因，李渭的著作散佚非常严重，所以尽管李渭非常著名，但今天对之的研究首先就面临文献匮乏的严重问题。所以于成龙收录的这篇李渭自述弥足珍贵，让我们得以管窥李渭的思想。儒家的修身不仅只是单纯的读书学习，而且讲究具体的“功夫”修炼。这个修炼过程和方法非常重要。在这篇自述中，李渭娓娓道来自己修身养性的曲折、艰难，使我们在倍感亲切之时，也得知一位著名思想家和卓越官员是如何养成的过程。李渭是著名的心学家。心学强调基于纯粹的“本心”为人做事，但是如何探求“本心”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李渭在自述中生动地讲述了自己早年专求“本心”的过程，“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如何？’”（于准《先儒正修录》）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修身养性的经历对于成龙一定有巨大的启发、借鉴作用。在明朝万历年间担任过贵州巡抚、亲身参与平播之战的郭子章看来，李渭和孙应鳌均是王阳明在贵州的“私淑”弟子。在郭子章所撰的《黔记》中，共列《乡贤列传》六卷，第二卷为“理学”，共列3位理学家：工部尚书孙应鳌、参政李渭和内江知县马廷锡。在对他们分别进行介绍后，郭子章在总论中说：蠙衣生曰：王文成谪龙场，黔士大夫始兴起于学。当时龙场生问答，莫著其姓名，闻而私淑者，则有马内江、孙淮海、李同野三公云。（郭子章《黔记》）众所周知，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如果我们也把王阳明算为与贵州有关的学者的话，那么王阳明对于成龙也有影响。在《正修录》中，收录了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在《齐治录》中，则收入了王阳明的5篇文章：《训蒙教约》《庐陵政书》《谕俗四条》《十家牌谕》《敕行乡约法》。由此看出，相对于李渭和孙应鳌，王阳明对于成龙事功方面的影响更为巨大。总的来看，孙应鳌、李渭和王阳明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一起，共同滋养了于成龙的高尚德性。“内圣外王”，正是在高贵性情的基础上，于成龙才成就了他留名青史的丰功伟业。于成龙仕途的起点在广西，继而调任四川、湖北，均在贵州周边地区。我们无从得知，当他俯首展读李渭、孙应鳌和王阳明写下的文字时，是否想象过身边贵州这片土地？掩卷而起时，是否眺望过贵州这片高原？但无论如何，贵州一定会给他留下印象。历史充满了偶然，可能连于成龙自己都没想到，在他去世20年后，他的孙子于准居然来到了贵州，并且出任贵州最高官职——贵州巡抚。于成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20年后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5月，他的孙子于准被任命为贵州巡抚。两年以后（康熙四十五年），于准离开贵州，调任江苏巡抚，在贵州工作不到两年时间。于准其人及其在贵州的主要政绩，《清史稿》有简要的介绍：孙准，字子绳。自荫生授山东临清知州，有清操。举卓异，入为刑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出为江南驿盐道，再迁浙江按察使，居成龙丧归，起四川布政使。康熙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饬州县立义学，令土司子弟及苗民俊秀者悉入肄业，送督学考试。调江苏，岁饥，请发帑赈济上元等十五县及太仓、镇海二卫。滨江海田亩被潮汐冲击，多坍没，疏请豁免钱粮，诏允行。以布政使宜思恭为总督噶礼所劾，准坐失察，罢归。雍正三年，复职衔。寻卒。（《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列传六十四《于成龙孙准 彭鹏 陈瑸 陈鹏年 施世纶》）于准身为贵州最高官员，职责之重大、事务之繁杂、贡献之多面，不言而喻，而《清史稿》只是强调其中兴起义学一点。“义学”又名“义塾”，指“旧时免费的私塾”（《辞源》）或“旧时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的学校”（《现代汉语词典》）。也许在朝廷、中央的眼中，这是于准在贵州的主要政绩或者突出贡献。《清史稿》属于国史，体现的是国家的眼光；《贵州通志》属于地方志，反映的是地方视角。乾隆《贵州通志》是贵州唯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省志，我们就看看该志是如何评价于准在贵州义学发展中的角色和贡献：黔省义学，始于国朝康熙四十四年，巡抚于准题请各府州县置立，俾土苗子弟儒学肄业，奉旨俞允，钦颁“文教遐宣”匾额于各学舍。雍正八年，总督鄂尔泰、巡抚张广泗、学政晏斯盛，题请设古州等处义学，化导苗民子弟，其课读塾师，准于附近州县选择老成、谨慎，文品兼优之生员前往教导，俟六年之后，如果训迪有方，文学日盛，该生准作贡生。苗人子弟果能通晓文义，督抚具题，送学政衙门考试，酌取入学名额，至修脯之费，该地方官赴布政司请领转给。（鄂尔泰等：《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九《学校·义学》）该志在“义学”序言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贵州义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具体措施。序言开篇就表明贵州义学开始于康熙四十四年。之所以于是年开始，是于准于上一年年到任贵州巡抚，“巡抚于准题请各府州县置立”。换言之，康熙四十三年，于准到任贵州巡抚，次年贵州义学即开启历程。这充分说明，在贵州义学的发展历程中，于准有开创之功。乾隆《贵州通志》为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主纂，对于准不吝溢美之辞，更可见其巨大贡献。从文中提到的“题请”“奉旨”等语来看，于准此举不但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同意，而且后者还为此颁赐“文教遐宣”匾额于各学舍，显示高度赞同之意。查乾隆《贵州通志》，可以看到于准给康熙皇帝的这份奏疏——《苗民久入版图请开上进之途疏》。在奏疏中，于准基于“六合苍生，尽属赤子，何分苗汉”，“教化无不可施之地，风俗无不可移之乡”等原则，主张对苗汉各族人民一视同仁，“一体科举，一体禀贡”，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机会。进而提出具体措施，“令各府州县，置立宽厂公所一处，以为义学”，使“土司承袭子弟”“其余族属人等并苗民之俊秀子弟愿入学者”等“令入义学肄业”（参见《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九《学校》）。在于准开创贵州义学之后，后来的督抚鄂尔泰、张广泗等高级官员继续重视，终于使贵州义学从无到有，蓬勃发展，蔚为大观，不仅改变了贵州特别是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的面貌，而且整体推动了贵州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面的发展。康熙皇帝曾以“理学真伪论”试词臣。在看完词臣的答卷后，康熙感慨地说：“理学无取空言。若于成龙不言理学，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学之真者也。”据于准所言，于成龙“平生从不讲学，而所行未尝不合于道”“平生也无他著述，其大端见于政书”。但是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廉吏到底是如何修养而成？众人不得而知。后来于准才从曾经长期伺服于成龙的蔡息关那里得知于成龙生前曾经汇集儒家往圣先贤的文章语录，“簿有著录，尚未成书”。于成龙在生前曾经嘱咐蔡息关“为我排缵之”。至此于准方知于成龙道德文章的来源，也即《正修录》和《齐治录》初稿。于准在此基础上加以纂集，最终形成《先儒正修录》和《先儒齐治录》两书。（于准《先儒正修录齐治录序》）简而言之，两书材料的初步编选工作，应当是于成龙进行的，最终由于准编纂成书。（参见常珮雨 金小娟《明清儒家修身教化的小百科——于准及其〈先儒正修录〉》）于成龙、于准祖孙二人均为一代名臣，但名臣的养成绝非偶然，而是长期修养的自然结果。其中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者，则为《正修录》和《齐治录》及其所承载的精神气质。于成龙开其源，于准承其流，源流相继，成为一道精神的长河，共同涵养培育了祖孙二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于成龙广泛汲取往圣先贤的思想精华，成就了自己高尚的人格和恢弘的事业，其中贵州学者李渭、孙应鳌及王阳明的的具体影响，我们无从得知。但毫无疑问，它们与其他思想一起，共同滋养、造就了于成龙和于准。于准又前来贵州工作，泽被贵州且深且远。“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这也提示我们，在贯彻落实“第二个结合”，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不妨就地取材，由近及远，循序渐进，首先了解李渭和孙应鳌这两位贵州人以及王阳明的思想，再由此上达，深入学习经典大书，内外兼修，成己成人，在提升自身修养之时，也成就事业的发展。［作者王进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第六轮重点学科建设“黔学（ZDXK202404）”阶段性成果］
来源：《当代贵州》2024年43期
作者：王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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