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皋：父亲就是我的爱国榜样

口述/林皋

整理/人民政协报记者 王慧文

▲林皋展示母亲孙培仪的照片。

      1956年，父亲离开我时，我只有7岁，小时候对他的了解，很多都来自于母亲和三个哥哥的讲述——他是日据时期台湾一代爱国诗人、一代抗日志士，一直致力于保护和发扬中华文化。作为一名忠贞的爱国文人，父亲以他的文采和流风所及，像暮鼓晨钟般地提醒着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人，要心向祖国。他也是第一代来大陆投资实业的台商，一直活跃于文化和实业界，在两岸隔绝时期，父亲一直惦念生活在台湾的同胞，盼望他们能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属于父亲的身份很多，这也触动我去探寻更多关于他的过往。成年后，我翻阅了很多档案资料。也因此，父亲在我心中的轮廓也愈发立体与饱满，并深深影响着我这一生的处世之道。

      我的父亲林子瑾，字少英，1878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的名门，先祖父林染春是清朝的文秀才。父亲自幼研习汉语，功底深厚，他的思想新颖，一直走在时代前沿。

      年轻时，父亲曾考入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念书，毕业后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继续攻读法政。他精通德文和英语，曾经把德文法政方面的书籍翻译成中文。除了是一名出色的译者，父亲更善于作诗，是一位诗文并茂的才子，书法也在台湾文化界很有名。

      父亲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台湾，1911年，父亲加入抗日爱国诗社——栎社，写作中文诗，也是这一年，他在台中花园町建造了瑾园作为居所，此处后来成为抗日诗社的活动基地。

      那时的台湾，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被强行推行“皇民化”运动，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日本化”，禁止台胞使用中文，停开学校的中文课程，废止报刊中文版等，强迫台胞使用和学习日语，入日本籍，取日本名，妄图扼杀台湾的中华文化，泯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

      在此背景下，一些不愿意被同化的知识分子，就利用诗社作掩护，积极投身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及替台湾同胞向日本政府争取自由与民权的运动。栎社就是当时有名的抗日爱国诗社，父亲不仅是诗社的社员，更是几个理事之一。诗社多次召开会议都选在瑾园，所以父亲也是台湾民族运动非常活跃的领导人物之一。他的不少诗作都展现出浓厚的民主政治思想，著有《瑾园诗钞》，在《全台诗》第45册中收录其汉诗246首——

郑成功

  一线延明赐姓朱，台澎割据势终孤。

  千秋倘有英灵在，喜看孙黄覆曼殊。

  寄江西邓天民

  一片精诚动彼苍，手无寸铁亦何妨。

  匹夫有责澜能挽，众志成城势莫当。

  试看英雄能暗合，应知家国未沦亡。

  他时定有同舟日，珍重天涯各一方。

      父亲的诗尽显日据时代台湾抗日爱国文人的情怀，也因此被日本人盯上，不断受到恐吓和威胁，瑾园的墙壁上，至今还留有不少弹痕，但父亲从未因此妥协。

      1912年，他为尊重民俗民意，决定自己出地出资，建了一所城隍庙，并为其题诗写匾，这所庙目前仍在台中，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1918年，父亲和几位栎社社友发起创立台湾文社，又于次年元旦创刊《台湾文艺丛志》，以瑾园作为文社事务所，这里也成为了台中文人聚会的重要据点，在日本统治下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在父亲撰写的《台湾文社创立经过》一文中，这样写道：

      今更欲进一言，夫我东亚之有汉学，犹人之有精神。汉学沦亡，则我东亚人之精神尽失矣。近世一部分人士，醉心欧西文明，辄欲排斥汉学，吾因以为不可，请言其故。夫我东亚自伏羲画八卦、仓颉制文字，于是文学兴焉。上下数千年，中东数万里，皆沾被其恩泽。

     在父亲看来，振兴汉学意义非凡。成立栎社、文社，正是以“薪火相传”的意志，时时为唤醒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同胞，心向祖国，延续抗日意识。

     1921年，蒋渭水等人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父亲被推为大会议长，后担任评论员。直至1923年底，台湾发生“治警事件”，父亲不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于1924年避居北平（北京）。

      现如今，父亲旧居瑾园已被列为台中市历史建筑，那里承载着父亲往昔的峥嵘岁月，我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去到父亲的故居，看一看当初他奋斗的地方。

     父亲加入栎社时期，就经常往返于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始终关心台湾的前途，尤富民族气节。

     1912年，父亲在北平依照当时新颁布的中华民国《国籍法》恢复了中国国籍，并成为连雅堂、吴子瑜等人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保证人，当时的文件档案至今还保留着。

      在京台胞的复籍行动源自他们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无声反抗，更是对辛亥革命胜利后祖国走向兴旺发达的热切期盼。

      当时北平到长城外的客、货运输仍然要靠人力、马力，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在演说中提倡“修建道路”的号召，1924年父亲决定投入资金用于修路，率先选择修筑了北平通往承德的道路（北京至古北口的京古公路），共计约124公里长。

      修完该公路后，父亲又购买以内燃机为动力的客、货运输汽车各数辆，于1925年开办北京首家台资企业“北方长途汽车行”，开通了北京到古北口等地的汽车客、货运输。但后来因为军阀混战，车行的汽车被虎视眈眈亟待用车的军阀以征用的名义占为己有，故而只得停止运营。

      心怀实业救国理想的父亲还先后出资参与农业、制糖、制麻、旅社等多项实业。

      虽然人在北平，那些年父亲却一直惦念着故乡，经常帮助来京的台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10月台湾光复，那时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他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台湾革新同志会”，他任第一任会长，为当时在大陆身份未认证的台湾人争取权益和福利。

      当时的北平，有许多高校学生毕业后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去台湾教书。父亲就以“台湾革新同志会”的名义，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文化人员讲习班，油印讲义，主要介绍台湾的文化、风俗习惯和到台湾后的注意事项等，还替他们向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申请旅费，让这些学生能够去台湾推行教育，推广应用普通话。1946年，父亲带头让我哥林丘回到台湾，从事华语教学。

      1949年后，两岸隔绝，父亲也与台湾的家属再无音讯，这成了他心中最牵挂的事。

      1956年，父亲最终因病医治无效，怀揣着未能与台湾的家人团聚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

     在我心里，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热爱，不畏日军威胁，积极宣传弘扬中华文化。他曾说，“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这份坚定的文人风骨，让我深受触动。

     后来，台湾出版了《被遗忘的台湾人》《林子瑾诗文史料选集》等书籍，详细讲述了父亲的故事，探寻他的不凡事迹。

      时光流转，当我成年以后，越了解父亲，就越让我成为一个行事坚定的人。

      我母亲曾任协和医院的总护士长，与父亲相识于北平，1939年，父母在北平举办了婚礼。

      1949年，我于北京出生，上面还有三个哥哥。我们家在经历了军阀割据、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等时代变迁后，渐渐失去了富裕的经济能力。

      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供养我们兄弟四人，那时的她很忙，总是姥姥照顾我们。哥哥们成绩都很优秀，偏偏只有我这个小儿子最调皮，对学习总是提不起兴趣，也最让母亲操心。“没有组织纪律性”，是母亲对我的评价。

      刚上高一不久，“文革”便开始了，我没有经过母亲同意，就把家里户口本偷了出来，跑去派出所注销了户口。就这样，1968年，19岁的我踏上了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列车，开始了7年的知青生涯。

      直到1975年，回到北京，我先调去了北京无线电仪器三厂，后又去了清华大学校办实体企业华海公司，主要从事核子秤的生产和安装工作。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核子秤是一种工业动态计量设备，主要应用于水泥厂、化工厂、发电厂、酒厂和烟厂等，能够实现对散装物料的在线连续计量与监控。

      虽然我学历不高，比不上三位哥哥，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但我对仪表技术非常擅长，不仅负责核子秤的销售，还负责现场安装工作。因为核是具有放射性的物质，后来我还会上台授课，给职工讲述使用原理等。

      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如今，我这个在父母眼中最不乖的小儿子，也已75岁。回看与新中国共同走过这75载岁月，感慨万千，祖国如今的繁荣昌盛也正如父亲所愿景的那般。再回忆起父亲，是他斯文谦和的内在修养，是他厚重深邃的人文精神，也是他刚毅执着的精神力量激励我成长。

      我是个普通而平凡的人，但在我心里，始终把父亲作为我的爱国榜样，我也把这种爱国情怀始终融入在我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融入在我对促进两岸交流的行动上，作为台胞，最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