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行] 用“一支笔”献力“四化”

口述/曾润

整理/人民政协报记者 王慧文

▲伏案于工作台前正在画电路图的曾润 （受访者供图）

▲   正在调试控制柜的曾润 （受访者供图）

曾润，定居大陆台胞二代，1949年生于北京，1986年入党，1987年获北京自学成才标兵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从装配工到技术员，他用“一支笔”献力“四化”。

我父亲是台湾客家人，细数家族族谱，十几代人都生活在台湾。

从小在台湾接受日本教育的父亲，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在高中毕业后获得了免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自此踏上了远离故土的求学之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

大学毕业后，我父亲希望回祖国发展，通过熟人介绍辗转来到北京，先是在一所华侨补习学校教书，由于他德语和日语都不错，后又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从事翻译工作。这期间，父亲与母亲相识于中山会馆，两人相爱相知，走在了一起。

1949年1月，我出生了，也是这月31日，北京迎来解放。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小时候，父母亲总是很忙。我父亲，一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为人正直又乐于助人，常有人登门来拜访他，向父亲请教业务方面的难题，他都很欣然地与人交流，一聊起来就到了很晚。我妈妈是房管所的一名会计，总是早出晚归。所以自打我记事起，我们兄弟姐妹就是跟着姥姥长大的。每天晚上，6个孩子，被姥姥安排坐在6个小板凳上，中间摆着一个硕大的铁盆，围坐一圈一起泡脚，好不热闹，是童年留下的有趣一幕。

从北京梁家园小学到三十五中学，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读书期间，成绩一直不错，尤其是物理和化学，几乎总是排在班里前3名。

初一那年，我迷上了收音机，那时候需要自己动手组装并制作天线。我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零用钱，终于在器材商店买到了晶体管和绝缘板，又各处搜集了材料后开始自己琢磨，试来试去，终于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望着那台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在“滋啦滋啦”几声后，竟然播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别提多兴奋了。每天晚上，听上一会儿收音机，是我放学后最期待的事情，还热衷于跟同学交流组装和修理电路天线等。这份热爱，也为今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等我读到高一时，父亲因为“文革”被下放到河南汲县，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但父亲从不会在来信里诉说生活的苦楚，总是尽量让家里人安心。父亲是个不会发泄情绪的人，直至他在河南中风偏瘫后回到了北京。很多年后再见父亲，他已在家卧床。

1969年，在“上山下乡”潮中，我坐上了去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火车，那一年我20岁。黑龙江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黑龙江的夏天天亮得很早，有时候凌晨三点，天空就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四点多我就背上农具下地干活。到了秋天，草原上开始放马，每天早晚我赶着三四十匹马去吃草，还要从河里一桶一桶地挑水回马厩给马喂水，一桶水顺着坡道倒进水槽，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放马、放羊，还会去食堂做饭，干过盖房砌砖等活儿，后来还跟着木匠学习木工活，有时间就看着图纸学习锯、钻、刨。

在第二故乡的日子虽然苦点累点，但回忆当时，能想到的只有过好当下，有时候望着茫茫草原，感受更多的是一种茫然。

有天，一个爱听新闻的老乡听说我能修理收音机，拿着一台坏掉的收音机来找我，在拆开检查调试中，我又想起了我少年时组装的那台收音机，想起那时的那份快乐，也让我在茫然中找到了一份精神慰藉。

1977年底，我离开黑龙江回到北京。回来以后，我去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街道报到，街道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我家看我时，留意到我自己打的家具，于是问我：“街道组织了一个小厂子，你有这么好的木匠手艺，要不要去试试？”我欣然答应，那时候的我也没想到，我就此遇到了自己一生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一份事业。

新建的厂子叫北京椿树电子仪表厂，当时主要生产的是工厂用的电器柜和控制柜。一进厂，我从装配工开始干起，主要负责在底板上安装开关仪表、电源变压器等。

因为我喜欢修理收音机，对电路也不生疏，属于能干会干手也巧，大家就觉得我脑瓜灵，反应也快，装配工干了一年多，就被调去了检验科，不久又去了技术科，成为一名技术员。厂里是项目负责人制，自己设计的图纸要自己签名，合格不合格都是自己的事儿。

小企业为了发展，就得找师傅“拜师学艺”，这期间我拜中国科学院高工为师，学习日本开关电源技术。那时候师傅每天来给我讲一堂课，知道了原理，我就琢磨怎么调一调改一改，观察都有哪些变化，第二天师傅来了说我加的这个电容器好，让产品稳定性更强了，就这么边学边试，过了大概3个月，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产品——稳压电源，也因此获得了一张厂子给颁发的奖状。

之后，我开始设计生产自己的控制柜。拜了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高工谢鸿为师，谢师傅是个“技术大拿”，还会给我们讲计算机原理，通过学习国产工业控制器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技术，我成功生产了自己的控制柜，不仅功率大，还弥补了进口机的不足，提高了实用性。

有一天，我正在车间干活，谢师傅带着一群上海人来厂里看控制柜。谢师傅本就是上海人，大家说的都是上海话，因为我下乡时和上海知青待过8年，上海话也听得懂，才知道来的人都是核工业部728设计院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选应用于秦山核电站温控系统的控制柜，这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

当时和728设计院的人探讨了关于控制柜的想法和要求，因为核电站有辐射，需要无人值守，所以这个设备必须保证不能出故障。但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质量再好，怎么能保证不出故障呢？

事情就卡在这，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中午，我碰到设计院编程序的一个小伙子，我问他这个项目能定下来吗？他说对无人值守还不出故障这个要求达不到，所以还没谈成。听了他的话，我说我倒是有个想法，于是跟他讲了我的建议：两台无人值守的机器干一样的活，出了故障不易察觉，但是假如一台是主机，负责温控系统，另一台就负责监控主机，一旦主机出现错误，另一台立马替换主机的功能继续运行，主机就可以停机检验检修，按这样的功能来编程。他听完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把这个想法报上去，设计院通过了。

几天后，一天晚上10点，我骑车过去看看这个小伙子编程编得怎么样了。恰巧碰到他正愁PLC梯形图走到某一步卡住了，我帮他琢磨了一下，发现编程是对的，梯形图也是对的，但是线路接得不对，两个口接反了，改一下就好了。这个小伙子拍了拍另一个同事高兴地说，“多亏了曾师傅，咱们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没多久，设备生产完成，但还要在北京进行三个月的高温老化实验——第一个星期在屋里边关上门加热，电炉子加热到40度，设备不出故障才认为是过关了，然后再把这套设备拆模打板再定制一套，继续进行高温老化实验。那个阶段，一天24小时，我都要去现场盯着，最后顺利通过实验，可以签合同了。

1989年，我终于作为技术代表在技术协议书上签字，并带领一行技术人员在秦山核电站安装调试了3个月，直至检验成功。

  此后，我们设计的PLC工业控制机还应用于太钢、攀钢、鞍钢、江西新余钢铁厂以及内蒙古乌达矿务局洗煤厂等生产线等，我都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为生产线自动化、工业自动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20世纪90年代初，我所在的工厂开始扩大生产，我也随之转向模拟屏的设计与生产。

模拟屏是一种应用于配电室、变电所和变电站中的电力设备。电力误操作是威胁电网安全运行的频发性事故，可能导致大面积停电，电气设备毁坏，电网震荡瓦解等，而模拟屏是防止电力误操作的有力措施之一。

当时，应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变电站的要求，我厂要制造显示该变电站工作状态的模拟屏。我拿着供电图，去该变电站现场勘查，对照着配电柜，一条条线路认真看完后，回来开始设计图纸。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一定压力，毕竟项目负责人制意味着我设计的图纸，到最后通电调试都是我，不允许出错。

可能是源于年少对无线电钻研的那份热爱，我对线路有天然的熟悉感，这是一个“较劲”的细活，那时候没有电脑，就凭着一支笔来画。

手画，就需要放大两倍，图纸长度比人还高，又宽得像个大案板，但上面勾勒的却都是差不多两毫米一条的线。

后来，人民大会堂北变电站模拟屏生产制造完成，我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实现了电路能模拟操作及各种故障报警，保障了人民大会堂的用电安全。这块模拟屏一直使用了8年，之后人民大会堂又和厂里定制了第二套供电系统模拟屏。

那一时期，我还参与制造了中央其他一些重要机构大楼供电系统、酒厂污水处理生产线、切诺基汽车生产线等的模拟屏。慢慢的，我对电路图也越画越熟，刚开始有电脑的时候，我一人画图顶两个电脑那么快，那时候设计一个这样的电路图我只需要一天时间。

我右手握笔的三根手指，也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画弯了，被“塑形”在不一个平面里，但这也是我光荣的“勋章”。

1985年12月，在“北京市统战系统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我受到了表彰；1987年，在厂里的推荐下，我获得了北京自学成才标兵称号，之后又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这些是荣誉，也是责任。

此后，工厂也从最初30余人发展到后来150多人、4个车间，从刚进厂当木工到60岁退休，我一直择一事爱一事。人生际遇总是和大时代息息相关，我见证了祖国的飞速发展，亲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国是制造大国，作为一名技术员，能在国家腾飞之际为国家工业现代化发展“打底儿”，是与祖国共同成长75载岁月的深刻印记，也让我看到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成长道路。成长不一定要等待机遇，而在于不断探索与追求，希望年轻一代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抓住生命中每一件让自己感觉闪着光的事情，因为人生不止一面，生命宽度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