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行] 一生为记录“两岸一家亲”而来

口述/金建国

整理/人民政协报记者 修菁

▲1987年首次跟拍海内外台胞青年夏令营，金建国作出一个大胆的创新，在闭营式上送给营员们一盘录影带，记录他们在大陆参访的瞬间。图为白天跟拍活动，晚上忙着剪片的金建国。

▲1984年10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首届台籍班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晚会演出，图为演出前全班同学合影。受访者供图

作为出生在祖国大陆的二代台胞，我与共和国同龄，人生成长的几个关键节点都得益于祖国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台胞群体的特别关爱。我被同龄人羡慕，在34岁时有机会上大学，之后又有机会拿起我心爱的相机、摄像机，从事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相关工作，不仅让我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难得舞台，也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至今我还热情不减地参与两岸文化交流的相关活动。

如果没有台胞身份，我想我可能没有机会圆上大学的梦。

家里出一个大学生，是母亲一直的心愿，我的学习成绩从小学到中学一直也很好，初中毕业填写志愿，我是班上50多名同学中唯一报考高中的，报这个志愿，就是为了以后能有机会考大学。1965年我上高中，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停滞，各大学不能正常招生。1968年，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运输公司当了一名工人。

1977年国家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政策时，我也曾心动，但考虑到当时我已经28岁，已成家立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可能放弃一切，从零开始，去参加高考。但令全家都欣喜意外的是，1981年9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简称38号文件），这是首份由中共中央下发，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份文件，其中明确肯定：“台湾同胞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和统一作出了卓越贡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文件中对在大陆常住的台胞及其子女在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具体的政策规定。为落实好这份文件的精神，1983年，全国台联与教育部等部门决定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面向在大陆常住台胞的大专班，计划办5届，每届学制2年，学员通过全国高考招生，考生年龄放宽到35岁以下即可，而且是带职带薪去读书！

“好好复习，我们家要出大学生了！”至今我仍清晰记得，闻知这条喜讯，母亲激动的神情。

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大龄考生备考，北京市台联还专门组织了辅导班，请来各科的优秀中学老师为我们讲课。在备考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母亲专门将家中的饭厅腾出来，我带着几位备考同学成立了学习小组，每周大家挤出时间，来到我们家一起复习。

1983年7月7日清晨，走出家门，迈进北京八中考场的一幕幕，至今历历在目。最初走进考场，我有些不好意思抬头，因为环顾周围，坐着的都是年轻人，就我一个成年人。第一门考语文，我由于没有做题经验，在前面填空和选择题部分花了大量时间，眼看离收卷就剩下20分钟，监考老师走到我身边，指了指后面的作文题，当时我还一字未写。我想，她当时的意思是，50分啊！还不抓紧写！别再抠只有几分的填空题了！现在想来，我十分感激这位老师的善意提醒。正因为我及时放弃了当时怎么也想不起来的一道填空题：《堂吉诃德》的作者是谁，到交卷铃响前一分钟写完了作文，才顺利通过那年的录取考试，记得我在被录取的全班70名同学中，排名第11位。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那天，母亲拿着那张纸看了好久好久……

同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为我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开班仪式，时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林丽韫以及北京市委统战部领导、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领导都出席开班仪式，我们作为改革开放后大陆首次面向台湾同胞招生的学历班学生走进北京师范大学这所大陆知名高等学府。在此后的两年学习生活中，我也收获颇丰。

我们这届学生共70名，来自大陆10余个省市，大家在两年的学习生活中互帮互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这个班还有些特点，就是大家大多已经工作，所以能够成为同代人的幸运儿，有机会来到高等学府读书，大家都深感机会难得，两年中，我们不仅班级上课氛围很好，而且同学们参加学校各类活动，十分积极踊跃。

我因为从小有文艺特长，会吹奏长笛，还擅长唱歌，所以就积极参加北师大当时的各类文艺活动，还当上了年级的文艺部部长。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 10月1日，我有幸随北师大学生交响乐团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联欢晚会；同年我还参加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现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几所在京高校联合发起的学生联合文艺演出队，为丰富当时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到这几所大学巡回文艺演出。我参加了台籍班的小乐队，演奏长笛，和小乐队其他成员及两位唱歌很好的同学组成演出队，代表北师大参加此次巡回演出，受到了各校师生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这5所大学组成的演出队，还为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校党委书记与宣传部长会议的专场演出，得到与会者的好评。

两年美好的大学生活过得十分充实，1985年结束在北师大的两年学习，我回到原单位，因为有了大学学历，又因为我在大学培养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回到单位不久，就由组织考核批准，有幸由工人身份转为干部，成为北京运输公司的一名工会干部。

我的台胞身份，其实是随着大陆各级政府、部门对我的不断关心，才让我慢慢感知，也推着我从不自觉到自觉，投入到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事业中。

1986年12月，我从北师大毕业回到原单位工作了一年多，就收到调令，我由北京市运输公司调到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工作，让人惊喜的是，就在同一日，我还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的调令，文件中写道，考虑到我的文艺特长，接收我到师大从事宣传工作，后来考虑到我的台胞身份，最终原单位同意我调到全国台联工作。

来到全国台联宣传部工作后不久，就迎来了两岸关系冰封数十年后的正常往来开启。由于我被安排在宣传部影像室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多位从岛内和海外来到大陆寻访、交流的颇有影响力的台胞。

1987年元月，旅日台胞、日本大阪华侨总会原会长颜栖先生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治病，不久后不幸离世，其亲属希望全国台联能帮助制作一个用于遗体告别仪式和家族纪念的颜先生生平影像的短片，全国台联领导安排我来完成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接到任务后，我立即着手策划拍摄。

为了真实记录颜先生在大陆就医期间的生活，我拍摄了彼时北京的街景，包括灵车经过长安街时拍摄的场景，插入到影片中。没想到，这部影像短片被颜先生的儿子带回台湾，在岛内引发不小的轰动。据他所说，这部片子先是在家族内引发波澜，后来经朋友圈口口相传。

彼时两岸关系冰封数十年还未解封，岛内民众几乎没有渠道能够看到有关大陆的真实影像，对大陆的了解也寥寥无几，很多民众还认为当时的大陆很穷，一家几个人只有1条裤子，谁外出，谁才能穿这条裤子；大陆的房屋当时也很破旧，不可能有高楼大厦，所以，看到这部影像短片的岛内民众惊讶坏了，“原来大陆的街道如此宽阔，特别是长安街比台北的马路整洁宽阔很多。”颜先生的儿子说，我的这部影片让岛内民众意识到，原来大陆完全不像台湾地区媒体宣传的那样落后破旧，而且大陆对台湾同胞也十分尊重和友善，“我没想到大陆能为父亲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办一场如此高规格又体面的遗体告别仪式。”他后来告诉我。

这部影像片后来被外交部相关部门领导关注到，特别约请时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郭平坦到外交部交流，除了书面就此事给了全国台联表彰书，还给予全国台联一项专项资金，用于购买专业的音像设备，为了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作为项目申报人，按照当时全国台联的影像录制工作需求，提交了一份价值5万多美元的音像设备免税购置清单，最终获批准。

此后，我又参加了全国台联每年组织的规模不等的海内外台胞联谊交流活动，如每年一届的台胞青年夏令营等，负责影像记录工作。在1987年第二届海内外台胞青年夏令营中，我又作出创新，在闭营式上我给有需要的营员一盘记录他们在大陆旅游及开展交流活动的录像带，当时收到这份礼物的营员都十分感动，因为这些瞬间对于个人都是珍贵而难忘的，尤其在彼时那个影像资料珍贵的年代。我做这项工作的初衷，是把他们每个人都看作是两岸交流的一粒种子，希望借由他们的眼睛，把真实大陆的样貌传播到全世界。许是这项工作为联结海内外更广范围的台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报名参加全国台联海外台胞夏令营的人数逐年增多。随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联结更广泛的两岸同胞，讲好大陆故事的意识在内心增强，我还在海峡两岸图书展览上，用一盘《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录像带，交换回一套岛内影视工作者拍摄的《一同走过从前》，此片后来在大陆多种场合播放，对进一步了解台湾，更好开展海峡两岸的交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今年我75岁，作为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台籍祖国儿女，我十分感恩于祖国对我的培养，让我在人生精力最丰沛的年龄，有机会投入到两岸交流的事业中，把过去的所有人生积淀转化为做好这项工作的力量和基础，也让自己的人生进而变得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