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顺县现存旧志中，记载的知监、知州、知县等行政长官有二百多位，其中有十九人入选《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的“名宦”名单，而清代仅有钱绍隆一人入选。清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钱绍隆，字仲扶，浙江海盐人，康熙癸丑（1673）进士，十九年（1680）任（富顺知县）。时戎马倥偬，绍隆劳心保障，安戢残黎，掩遗骸，周贫乏，建修大成殿、明伦堂，规制俱伟。康熙二十五年（1686），补授刑科给事中，入名宦。”这段文字，是对钱绍隆在富顺为官六年的高度概括，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古代名宦的风采。
《四川通志·名宦》之钱绍隆
赴任之初目睹凋敝
明末清初的富顺县，可谓人祸与天灾交织。先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起义军张广才部进驻县城，后是清顺治二年（1645）南明将领马乾收复富顺，接着全县成为南明军队、地方武装及土匪军阀相互争夺地盘的战场，县境居民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县人为避乱大多举家逃往南部山区。除却兵害，清顺治五年（1648）又遇天旱，加之瘟疫肆虐，“人皆徙散，百里无烟”。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王朝统一四川时，全县已不足百户人家。这一年，已多年游离于中央朝廷管辖之外的富顺迎来了历史上首任清知县陈纯忠。而后经李友贤、杨重彩、李世奇、洪宪新、李茹芝、金肖孙、季友等数任知县治理，流民不断回归，并且有部分移民前来垦荒置业，全县的生产生活逐渐得以恢复。但好景不长，清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忽生，富顺瞬间又隶属于吴三桂的割据政权。清军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全县再一次陷入兵荒马乱。
在这样的时局下，浙江海盐人钱绍隆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富顺的第十任清知县。赴任路上，钱知县率领“羸卒百余”到富顺收复失地，所到之处“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豹虎之所游”，满目凄凉的场景让他触目惊心。他在向四川总督杨茂勋和四川巡抚杭爱呈送的《详总督杨抚院杭请禁兵害文》中这样写道：“职自（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十五日赴任，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爨火无烟，里甲胥吏俱潜逃不知去向。”接着用近一千字详述“荒邑惨苦之形，悍兵毒害之状”，把兵匪屠杀老百姓和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细节“历历具上”。如“相近内江一路，为白土坪、京家沟、林角塘、王家冲地方，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为长滩坝、怀德镇，兵丁驾船抢掠。有母子三人，逼赶投河而死者；有父被兵苦打，幼子往救，俱被伤而死者；有追赶古老，溪边溺水而死者；有年老抱疾，登山涉险，兵追坠崖而死者；有逼取财物，吊打拷掠而死、火燔而死者……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余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
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载
《详总督杨抚院杭请禁兵害文》
面对这样的惨状，钱绍隆没有退缩。他一面以区区七品之官冒越级之险向四川督抚呈报兵害之情，一面以堂堂地方主官之责向“蹊谷山泽之民”张贴安民告示，用一己之力尽力招抚惊魂未定的难民早日“复业”。与此同时，他还对兵害“严为查访”，以“绥靖地方，为民除害”。
六年任期积微成著
摆在钱绍隆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要复兴富顺这个曾经“文章炳蔚，俊乂书升，丘壑卉木，皆能著誉”的“名胜之区”和四川盐业重镇，亟需一位力挽狂澜之人。
钱绍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人口与生产。历经战乱和天灾瘟疫的富顺，早已城荒人散。钱绍隆虽贵为父母官却无民可治。因此，继续落实“移民实川”的中央政策成为钱绍隆的施政之先。这项于康熙初年就开始实施的人口迁移政策，因三藩之乱中断了一段时间。钱绍隆到任后，积极推动落实“开荒即有其田”“任民自由开凿”等政策，以土地和盐卤等生产资料招引人口向农业和盐业聚集。一时间，“鸿雁来归，士庶咸安恒业，非复从前好徙也。”另外，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的农民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也陆续来到富顺，开荒兴业，给伤痕累累的工农业生产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为富顺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钱绍隆着手修复教育教学设施。自北宋以来，富顺县城中的文庙一直是全县的文风所向，后因入学中举、中进士者众多，逐渐成为“才子之乡”的根脉所在。至明崇祯年间，大成殿、明伦堂、文昌阁、名宦祠、乡贤祠、奎星楼、射圃、鲤门、泮池、龙池等一应俱全。哪知经历战乱之后，文庙几乎被夷为平地，“富顺之学宫，其鞠为茂草者，盖数十年矣。”在钱绍隆到来之前的二十年间，清王朝先后任命过九任富顺知县，却未见有修复文庙的只言片语。钱绍隆认为：“自昔，三代之隆，其人材出而为国家之用者，无一不本于学……夫天道甚远，而人定可以胜天，则所以正人心而端学术者，固不可一日而不讲欤？”于是，待全县经济社会稍稍稳定之后，钱绍隆开始启动文庙的修复工作。康熙壬戌（1682）之夏，修复工程正式动工。经过三年，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大成殿、明伦堂“次第落成”，与此同时还恢复了对先贤的祭祀活动，百姓子弟终于得以重新入学接受礼乐教化之道。这一彪炳史册的政绩，被清康熙年间的尚书徐乾学誉为“弦歌之治”与“文翁之化”，意即赞扬钱绍隆秉承孔子思想，在地方的文治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钱绍隆对此不禁撰文感叹：“异日贤豪蔚起，当必有卓然树立者。庶无负国家建学之旨，而于古来教育人材之意有合也。是则（钱绍）隆之所厚望也。”
钱绍隆印章之名章“钱绍隆印”与字章“仲扶”
第三件值得称道的事就是致力于文化兴县。钱绍隆到富顺后，原本以为“礼仪之乡，本易治耳”，但盛衰的更替之后已今非昔比。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闻名胜之区，足以动人景羡者，非山川为之，而人为之也。”因此，以文化人之策始终贯穿于钱知县的六年任期之中，更被叙州知府何源濬誉为“文学之治”。康熙二十二年（1683），深谙为官之道的钱知县将康熙帝手书的“清慎勤”三字高悬于县衙大堂之上，把当朝皇帝的谕令奉为衙署公堂的工作作风和行为准则，时刻提醒大小官吏要清廉、谨慎、勤勉，坚决制止自私自利、不公不正、苟且偷安等不良行为。除了狠抓官德文化，钱绍隆还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教育县人，以弥补因战乱留下的伤痕。康熙二十五年（1686），已连续执政达五年之久的钱绍隆毅然开启续修县志这一大型文化工程。但面临的实际问题是，“邑有旧志，俱散失无所存，启祯（明天启、崇祯）年间事，传者更少”，修志体例已无从参照，续修旧志变为创修新志。困难面前，钱绍隆并没有迟疑，他迅速网罗县内的各种人才组成一个工作班子，其中包括儒学训导、典史、举人、贡生、生员等近二十人。编纂工作从最基础的口碑资料开始做起，“访诸耆艾之口，取最确者，始命书之”。通过近一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主持修纂的清代首部《富顺县志》经众手而成，为千年古县富顺留下一部赓续文脉的宝贵文献资料。付梓刊行之际，钱知县在该志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欣慰之情——“更承纂志之役，可求佚事以寿前贤，陈往迹以诏来哲，讵非甚乐者！”
一朝加官名留身后
从康熙十九年（1680）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钱绍隆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六年坚守，为战乱后富顺的稳定与建设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短时间内实现治一方水土、兴一方经济、安一方百姓的良好局面。钱绍隆的能力和功绩，不仅让老百姓佩服与敬仰，更得到大清王朝的充分肯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钱绍隆被朝廷补授为“刑科给事中”。同时，因其在大乱大治中的卓越表现，朝廷将其列为叙州府“名宦”，成为众多官吏学习的楷模。
清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目录》
此外，在叙州知府何源浚的眼里，钱绍隆还是一位优秀的下属。他在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的序言中将钱知县称作“善为政者”，并表扬其“有挽衰为兴之力”。稍早前，应约为文庙大成殿、明伦堂落成作记的尚书徐乾学也称赞钱知县“不以其地为岩险而鄙夷之，而且沐浴以诗书之泽焉”。当然，钱绍隆的后任者更没有忘记他。康熙四十八年（1709），与钱绍隆同为浙江籍的富顺知县钱经绅在重建文庙名宦祠后，将钱绍隆等自汉至清的36位名宦入祀其中，使其“乐利长留百世，遗爱永重千秋”。
钱绍隆已离开富顺三百多年，但他的善政与恩德仍广为传颂。尤其是他主持编修的清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历经岁月与坎坷得以流传至今，成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富顺县志》。因其稀缺性和罕见性，该县志已被列为“稀见中国地方志”，其孤本藏于日本，富顺县于1987年将其复印收藏。该志是清康熙《叙州府志》的十二种属志之一，全书共六卷，配有富顺县疆域图，分建置沿革、形胜、星野、山川、城池、学校、宫室、仓库、寺观、古迹、丘墓、风俗、户口、兵防、邮驿、盐法、官制、流寓、科第、隐逸、列女、仙释、灾祥、僭据、人物、艺文等26门，记述的全面性和完备性史无前例，蕴含的历史文化更无比宝贵，可谓富顺县清初及以前的地方之全史。
链接：钱绍隆古诗七首
来源丨自贡方志
往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