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GF观点 | 王遥、任玉洁:绿色金融牵引产业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

绿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我国绿色产业化体系加快布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统计，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新培育国家绿色数据中心50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平均值超过50%。新接绿色船舶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达75.9%。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约17亿吨，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超过94%。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国家级绿色工厂5095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已超过18%，2024年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将达到万亿元水平。绿色产业化体系的建立正在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专章部署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分别提出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数字化协同转型发展等要求，其中蕴含着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未来机遇。

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动质效提升。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行业通常被认为是传统行业、高碳行业，在“双碳”目标下以“降碳”为目标的发展主线清晰明确，但转型升级带来的长期发展机会时常被忽视。事实上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效益不仅是对环境的有益性，也蕴含着经济增长的新潜能，比如，可以通过开发高技术、高端化产品实现传统产业跃升。以钢铁产业为例，“手撕钢”（钢材厚度控制在0.025毫米以下，直接用手就能轻易撕开）是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的缩影。基于我国钢铁企业“手撕钢”创新研发团队的不断研发，当前不仅刷新了“手撕钢”的世界纪录，满足了折叠屏手机的生产需求，还成为国防科技、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通过从传统行业转向为高技术行业，产业发展能力得以深度提升，产业附加值也显著增加。

另一方面，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及带动的衍生业态也将拉动经济增长。比如，不少绿色产业尚处于布局初期，其背后蕴含着的是一个新的全产业生态的建立，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区域布局等都将拉动新的经济增长。以零排放货车为例，作为交通绿色化改造的重要抓手，零排放货车的市场销量正从1%、2%的销量占比上涨到目前的10%，同时随着市场增量的不断扩大，也涌现出了类似于纯电动重卡、换电重卡或者其他电池回收业务等新兴的商业模式。在产业生态建立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主机厂自身的生产性投资，也包括上游的汽车零配件、三电系统、补能基础设施，或者下游的汽车租赁，以及售后回租等业务，都可能形成新的发展机遇。

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作用，目前绿色金融也正在通过上述机制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一是绿色金融通过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引导、筹集资金流向绿色领域，在为绿色产业提供融资支持的同时，也在通过资本流向的结构性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以下简称《目录》），作为引导金融资本资金投向的重要文件，正在被银行、券商等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引用。《目录》明确了节能低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七大领域，基本囊括了产业绿色转型的重点方向。

从市场的反馈来看，近年来投向上述重点领域的资金持续增长，尤以绿色信贷最为典型。截至2024年上半年，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4.76万亿元，同比增长28.5%。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的贷款余额分别为15万亿元、9.04万亿元和4.91万亿元。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的绿色贷款余额为8.12万亿元，同比增长26.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行业的绿色贷款余额为5.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7%。

二是绿色金融通过发挥市场定价的作用，以差别化的利率和碳市场机制等，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合理的价格参考。在实践中，除通过碳市场形成对碳配额的定价外，绿色金融还通过将项目的环境、社会、治理风险纳入金融授信管理流程、将项目低碳水平与企业融资利率挂钩等方式，来反映绿色转型的市场价格。

2022年6月，原银保监会印发了《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引》中明确提出“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制定针对客户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评估标准，对客户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与动态评估。银行机构应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客户评级、信贷准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据，并在贷款三查、贷款定价和经济资本分配等方面采取差别化的风险管理措施”“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加强信贷和投资资金拨付管理，将客户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管理状况作为信贷和投资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等具体要求，其本质即是将企业的绿色发展能力转变为融资能力，以差异化的融资定价引导企业重视环境、社会、治理风险的管理，通过金融手段为企业绿色发展能力定价。目前不少地方或金融机构开展了相关实践，其将企业的环境、社会、治理风险水平进行评价，并区分为“深绿”“中绿”“浅绿”等不同风险等级，并基于此给予不同程度的贷款利率优惠，采取差别化的风险缓释措施，企业绿色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授信额度越高，以此助力绿色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绿色企业贷款便利性和可获得性。

三是绿色金融通过发挥风险管理的功能，引导、推动企业提升绿色化改造的意识与能力，增强产业应对气候风险等的能力。绿色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是指通过绿色保险或金融衍生品助力绿色产业规避风险，或者通过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绿色和棕色资产风险权重调整等工具，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以绿色保险体系为例，当前我国绿色保险体系正处于建设阶段，多市场主体正在围绕提升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高企业环境污染防治水平、推进城乡建设节能降碳增效、助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等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如，部分保险公司推出针对建筑节能量的保证保险，该项保险保障节能设备运营期间的节能效益，节能服务公司与保险公司签署合同，用能单位为受益人，保险公司在项目运营期间，定期评估节能效益，核实项目是否达到预期节能目标，如果尚未达到预期效益，则由保险公司将相应差额赔偿给用能单位，此类保险形成了对绿色转型过程中风险的共同分担。

当前，无论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还是绿色金融的市场活力，都显现出了积极的发展态势与成效，绿色金融的支持作用、推动作用、牵引作用逐步增强，积极促进了绿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但是，绿色金融在支持产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产融衔接的常见问题，比如，资金周期难以匹配转型长期性的问题、金融的逐利性与转型或创新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绿色金融对中小企业覆盖不足的困境等，部分困境是产业绿色转型中的阵痛，部分困境则有待于不断完善的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建设。当前，我国金融管理部门也正在着力从多方面增强绿色金融对产业的牵引与推动作用。

一是以“碳”要素为核心增强产融联动。以“碳”要素为核心，是指未来企业的“碳”表现将成为金融定价的重要依据，由此影响着企业的融资利率等现实利益。当前，在金融体系内，不少金融机构开始建立投融资相关业务碳排放数据管理和统计体系。在地方层面，不乏地方通过“碳账户”等形式对企业碳排放数据进行搜集，并向金融机构推送，引导金融机构构建基于碳排放的“碳授信”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以绿色债券为例，正在加快引导绿色债券发行人核算并披露募集资金所支持项目的碳减排量和碳排放量，以期构建可衡量碳减排效果的绿色金融统计体系。目前，虽然由于碳信息的可得性仍然有限，但在绿色金融体系中，将碳要素引入金融授信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未来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碳要素将成为产融联动的重要桥梁，通过碳信息开展对话，将进一步缓解当前绿色金融在支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中面临的评估信息不足的难点。

二是以“信息披露”为抓手增强产融对话。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是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支柱，是降低“洗绿”“漂绿”风险、防止资金套利的重要抓手。当前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既包括自身环境相关政策、组织、产品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涉及对投融资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等方面的信息披露，未来还将加快健全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披露自身高碳资产敞口和建立气候相关风险突发事件应急披露机制。在健全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也势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全面性、及时性、精准性等提出更高要求，当前部门间联动推动银企信息披露的实践已在循序渐进地开展，未来企业环境相关的信息披露既是企业获得绿色融资支持的重要手段，也可能成为不得不做的自身义务。

三是以“多层次市场建设”为依托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在当前我国以信贷融资为主的市场结构中，绿色信贷发挥了重要的牵引与支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其他领域的资金使用仍有很大空间，尤其是未来多样化的资金结构，对于应对绿色转型的长期性、高风险性将有更好的适配性。当前，推动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的建设趋势也在进一步显现，以绿色标准体系、绿色统计体系、绿色激励机制、完善制度建设等为抓手，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保险和服务、吸引养老保险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投资绿色金融产品等。在我国“自上而下”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政策驱动将加快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的建设，将不断增强服务不同类型绿色产业及产业转型需求的能力。

四是以“风险管理”为要求筑牢风险底线。风险是金融体系的永恒话题，牢筑风险底线也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基础。如上文中对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作用的分析，有别于传统金融，绿色金融的风险管理内涵也进一步丰富，而强化相关风险能力的建设，既是绿色金融的要求，也将是由此推动的产业风险能力建设的重要窗口。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风险治理体系，并通过专门的方法学评估项目的气候风险后，也将推动企业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与自身实际经营活动相融合，更加注重增强产业发展的长期韧性。

总体而言，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产业能力的有效路径，其本身就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设计推动金融业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大力的改革创新对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挥更大的推动与牵引作用。基于绿色金融牵引产业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未来企业也需注重自身碳数据价值的发现与能力的提升、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广度与深度、对接多样化资本的能力以及自身气候风险应对能力的建设，供需双方的协同发力将更好、更快地解决融资中的困境，也将带来更显著的发展效益。

本文原刊登于《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