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发展融资与大国博弈——中美在非洲的竞逐

时事 2025-01-13 02:45 津巴布韦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美两国在非洲的官方发展融资为案例，分析了大国博弈中的经济竞争动态。通过梳理中美对非融资的政策实践，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援助国利益和受援国诉求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四个假设，并通过计量实证加以检验。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对非融资策略存在显著差异：美国更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中国则侧重于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互补性。然而，随着两国在非洲投入的增加，竞争态势逐渐加剧，非洲正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场域。本文揭示了官方发展融资作为大国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和重塑地区秩序的重要工具，强调了经济实力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作用。同时，非洲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通过利用大国竞争在获取发展资金和维护自主权之间寻求平衡，展现了其在国际博弈中的能动性。本文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美非三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动非洲可持续发展、地区稳定与共同繁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关键词 大国竞争官方发展融资非洲发展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王淼，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助理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哈尔滨150001）。

在当今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中，大国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大国不断寻求扩展自身权力和影响力，以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优势地位。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大国间权力竞争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以确保自身安全与利益。传统上，大国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和政治结盟来争夺权力。然而，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大国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并重塑地区秩序。进入21世纪，发展融资成为大国竞争中的重要经济工具。通过提供优惠贷款和援助资金，大国不仅能够获得经济利益，还能在政治上施加影响，从而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外部环境。

非洲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逐渐成为全球大国在发展融资领域竞争的焦点，尤其是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日益显著。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非洲发展融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数据显示，2000—2021年，美国通过官方发展融资（Official Development Finance，ODF）向非洲提供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随着新兴大国崛起，非洲发展融资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2000—2020年，中国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向非洲提供了约1439亿美元的发展融资。中美两国在非洲的发展融资策略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倾向于采取发展导向策略，而美国则更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这种结构性差异导致中美两国在非洲发展融资领域形成错位竞争关系。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大国竞争的经济化和全球化趋势，也凸显了经济实力和制度话语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地位。

由此，本研究旨在系统考察中美两国在非洲发展融资领域的政策实践，探讨两国在这一领域竞争的动因和路径，分析两国战略动机异同及其对未来竞争态势的影响。通过深入分析中美在非洲发展融资领域的竞争态势，本文力图揭示大国如何运用经济工具重塑区域秩序的内在机制，以期为中美两国在非洲的良性互动以及非洲的自主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中美两国在非洲的竞争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从历史渊源、现实动因、竞争方式以及地区影响等多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一，从历史维度来看，中美在非洲的竞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非洲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对抗，双方通过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争取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例如，美国通过“和平队”等援助计划支持亲美政权，以遏制苏联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势力。而苏联则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在非洲培植政治盟友，力图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将“华盛顿共识”推广至非洲，强调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善治、人权、法治等附加条件。在这一时期，美国对非融资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在将非洲纳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融资方式因忽视非洲国家的发展诉求和实际情况而饱受批评，被认为加剧了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社会动荡和政治经济失衡。进入21世纪后，基于南南合作的理念，中国加大了对非援助力度，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和经济合作。这标志着中美在非洲的竞争逐渐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向发展道路和经济模式竞争。

第二，探讨中美在非洲竞争的现实动机。经济利益驱动是中美两国增加对非投入的关键因素。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前景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其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战略要地。美国将非洲视为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和反恐前沿，致力于通过加强美非伙伴关系来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强调互利共赢，将非洲视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舞台。中非合作建立在对全球化的共同认同之上，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2063年议程》的目标保持一致。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强调政治合作和共同发展。此外，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也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价值理念。美国推崇“民主”“善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试图将非洲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而中国则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第三，考察中美两国在非洲竞争的具体方式。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是中美两国在非洲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美国侧重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官方机构提供赠款和优惠贷款，重点支持善治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发展。中国则以国有银行和企业为主体，通过提供优惠和商业贷款等方式，为非洲提供大规模融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此外，中美两国还通过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作，提升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通过后勤保障基地、参与国际反海盗行动等方式，加强了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而美国则在“9·11”事件后开始重视非洲在反恐中的作用，加强在非洲的军事部署，如建立专门的区域作战指挥部，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帮助提升相关国家的安全能力。

第四，探讨中美竞争如何影响地区格局。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为非洲发展带来新机遇，两国增加对非投入为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事业注入新动力。非洲国家可以利用中美竞争所提供的机遇，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从而增强自身的议价能力和战略灵活性。另一方面，中美在非洲的角力也给非洲国家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非洲国家可能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其外交自主性将受到削弱。中美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竞争性投资，如果缺乏有效的统筹和协调，可能会加剧非洲的债务负担。此外，中美在非洲争夺资源和市场的做法，可能导致非洲国家间发展的不均衡。

总的来看，中美两国通过官方发展融资在非洲的竞争已成为全球发展治理和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议题。尽管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考察了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多数研究侧重于中美两国的视角，而对非洲国家的主体性关注不够。非洲国家并非仅仅是被动的“争夺对象”，它们也是积极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本文试图引入非洲视角，分析非洲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的能动性和利益诉求。其次，尽管当前研究关注中美在非洲竞争的历史演变，但对不同历史阶段中美对非洲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缺乏系统分析。本研究试图通过长期考察中美对非洲的发展融资政策，阐释两国在非洲战略的演变逻辑。再次，现有研究对中美在非洲竞争的理解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而对背后的发展理念差异及其影响的剖析不足。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入分析中美援助模式背后的发展理念差异及其影响。最后，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定量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运用计量实证方法，系统比较中美对非融资的动因和效应差异。

中美对非发展融资的动因与非洲需求

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主导地位相对下降，非洲已成为中美两国竞相提供官方发展融资的重要阵地。本文旨在梳理中美向非洲提供官方发展融资的现实动机，并提出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从援助国利益和受援国需求两个维度，系统分析中美两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差异性逻辑，并基于此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以期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一）霸权维系与发展导向：援助国利益的差异性诉求

一个国家对外提供发展援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本国战略利益。然而，由于各国实力地位和内在诉求不同，它们在援助动机和侧重点上存在显著差异。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行为体，美国和中国在对非洲官方发展融资政策中展现了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考量。

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而言，对外援助是一种关键的地缘政治工具，是维系其全球和地区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这一逻辑得到“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有赖于单一霸权国家的存在。通过提供公共产品，霸权国竭力维护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从而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对称利益。纵观战后美国对外援助发展历程，从马歇尔计划到联盟建设，再到冷战后的民主援助，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援助的力量”来巩固以其自身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遏制现实和潜在的挑战者，并将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推广至受援国。

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意识逐渐增强。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引起美国高度关切。因此，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重心逐渐从推动非洲发展转向遏制中国。在冷战思维驱动下，美国将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视为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认为中国正试图通过“债务陷阱”等手段增强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从而破坏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于霸权维系的利益诉求，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呈现出政治化和军事化倾向。在政治层面，美国强调将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作为对非援助的重要条件，试图通过“善治”来引导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这种动机深植于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和“例外论”意识形态，即美国自认为肩负帮助他国实现民主、自由和繁荣的使命。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强调市场化改革和善治是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关键。因此，美国官方发展融资往往附带推动私有化、放松管制、加强法治等条件。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实施的“千年挑战计划”（MCC）将善治作为融资的首要标准。美国还通过官方发展融资大力支持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粮食安全等民生领域，以增进非洲民众的福祉。例如，自2003年启动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已惠及撒哈拉以南非洲1460万人口。

在军事领域，美国越来越重视增强非洲国家的反恐能力，并将发展援助与安全援助相结合。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从遏制苏联转向防范“失败国家”引发的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9·11”事件后，美国更是将非洲视为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力图消除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因此，美国加大了对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融资力度，支持非盟等地区组织开展预防冲突与维持和平行动。同时，美国通过官方发展融资向非洲国家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帮助其提升维稳和反恐能力。2007年，美国成立非洲司令部，将发展融资纳入军事战略，以强化与非洲伙伴国的安全合作。2017年，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重申，将利用官方发展融资帮助非洲国家维护和平与安全，并表示将中止对腐败和冲突国家的资助。

此外，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也是近年来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动机之一。“9·11”事件以来，美国认识到非洲正逐渐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基地”组织在东非和西非设立分支，“青年党”“博科圣地”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及其活动此起彼伏，严重威胁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和本土安全。为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大幅增加了对非洲反恐的资金支持。据统计，2001—2020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反恐融资达60亿美元，并在非洲广泛开展军事训练、情报共享、执法能力建设等反恐项目，试图根除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此外，美国将反恐融资与发展融资相结合，推行“减贫+安全”的综合方略，以促进非洲地区稳定与发展。

相比之下，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更注重经济利益，致力于实现中非共同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对能源资源和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攀升。非洲凭借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已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领域，以满足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和推动产业升级的需要。例如，中国在安哥拉、苏丹等产油国的融资项目大多与石油产业相关联。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加大对非洲交通、电力、通信等领域的投融资力度，借助官方发展融资为中国企业拓展非洲市场提供便利。在中国对非经济战略中，官方发展融资扮演了“先行官”和“催化剂”的角色。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中国不仅帮助非洲克服发展障碍，也为中资企业参与非洲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中非合作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同时，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也是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日益重视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话语权。对非融资不仅事关中国能否承担与其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而且直接影响其国际声誉。为此，近年来中国大幅提升了官方发展融资的规模和质量，力求展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形象。例如，在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中国承诺未来五年内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融资；在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又追加600亿美元，充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高对非人道主义援助，从而树立了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总的来看，实现中非共同发展和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中国对非洲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核心诉求。

（二）发展资金需求与自主权维护：受援国诉求的双重性

在传统的援助研究中，受援国往往被视为援助的被动接受方，其能动性和主体诉求常被忽视。然而，从受援国视角审视中美在非洲的官方发展融资竞争时，需要充分认识非洲国家在援助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援助关系绝非简单的施舍与接受，而是援助国和受援国基于各自利益诉求展开的一场博弈。在援助谈判中，各方都试图最大化自身利益，但受制于自身议价能力和对他方底线的判断，通常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因此，理解援助政策的实际效果，关键在于观察受援国如何反应和利用对外援助政策。对广大非洲国家而言，如何在迫切需要外部发展资金和坚定维护国家自主权之间实现平衡，是把握中美两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得失的重要依据。

资金短缺是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据非洲开发银行估算，到2025年，非洲基础设施的实际融资缺口每年将高达17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生产和民生领域的资金需求。资金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迫使非洲国家寻求外部融资途径。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是非洲获取外部发展资金的重要渠道，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机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援助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等，为非洲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其中，以优惠贷款和出口信贷等方式提供的官方发展融资，因其附带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少，成为越来越多非洲国家的青睐对象。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中美两国无疑是其潜在的主要官方发展融资来源。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的版图中，非洲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地位。两国都怀有通过加大对非投入来增强地区影响力的强烈动机。近年来，美国和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加大官方发展融资投入，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例如，美国的“繁荣非洲”计划旨在支持非洲发展，重点投资于能源、基础设施和创业等领域。而中国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了“十大合作计划”，涵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纵观整个非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中美两国提供的发展资金支持。

在对外部发展资金的强烈需求驱动下，非洲国家在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竞争中展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和策略性。一方面，许多非洲国家利用自身在地缘政治和资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美争夺的焦点。它们往往对融资提供方提出更高的资金规模、优惠程度等要价，试图在竞标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一些实力较强的非洲国家则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以避免对单一援助国产生过度依赖。它们或是在不同时期有意调整融资“倾斜方”，或是努力拓宽融资来源渠道，以增强本国的议价筹码。例如，安哥拉作为非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凭借其资源优势和战略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两国援助的重点对象。安哥拉政府善于在中美两国之间周旋，既获得了大量优惠贷款，又成功避免了对任何一方的过度依赖。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国家对外部发展资金的渴求并非没有原则和底线。对广大非洲国家而言，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维护发展自主权始终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种强烈的自主意识根植于非洲国家曲折坎坷的独立斗争史。在漫长的殖民统治时期，外部势力无视非洲国家主权，控制其政治和经济命脉。即使在独立后，西方国家仍试图利用援助施加影响，左右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曾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肯尼亚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欢迎它们为肯尼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这种支持必须尊重我们的主权和发展优先事项。”非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利用中美竞争来获取更多发展资金的重要性，同时也在努力平衡外部资金需求和维护国家自主权之间的关系。学者尚塔尔·托马斯（Chantal Thomas）指出，当代西方援助虽然摒弃了粗暴干涉的做法，但是通过政策性贷款等附加条件，依然对受援国施加着或隐或现的压力。这些条件往往涉及受援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等敏感领域，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非洲国家自主权的挑战。

正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坚定捍卫，非洲国家对附加政治经济条件的外部官方发展融资持谨慎乃至抵触态度，集中体现在它们对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复杂心态上。一方面美国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技术对非洲国家颇具吸引力，另一方面美国援助背后的意识形态偏好和单边主义做法又引起非洲国家的警惕和不安。美国官方发展融资的宗旨是推广“自由市场”理念，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作为援助的重要条件。这种将发展议题政治化、将政治模式“他者化”的做法，无疑有悖于非洲国家的自主意愿。此外，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还时常表现出单边主义倾向，热衷于绕开多边机制，凭借自身实力对非洲事务进行干预。这不仅伤害了非洲国家的自尊心，也使其担心美方借助发展融资扩大对非洲事务的影响力，进而损害本国自主权。

相比之下，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理念和强调平等互利的务实做法，更加契合非洲国家的主权诉求。中国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南南合作，反对将援助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对非发展融资中，中国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利用资金的权利。中国投融资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不涉及受援国内政的敏感条件。同时，中国倡导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发展合作，努力为非洲发展事务营造平等包容的国际环境。这种尊重主权、讲求互利的理念，赢得广大非洲国家的认同。在非洲，中国日益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非洲国家对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积极评价也并非没有保留。随着中非发展融资规模快速增长，一些非洲国家开始担心过度依赖中国资金可能会带来新的援助依赖和债务风险。此外，中资项目在环保、劳工等方面的负面舆论也引发一些非洲国家的质疑。总体而言，相比于美国，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更能照顾到非洲国家的自主关切，也更符合非洲追求多元化发展路径的诉求。

（三）理论假设

综上所述，非洲国家在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竞争中展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它们在迫切需要外部发展资金与坚定维护国家自主权之间寻求平衡，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资金促进本国发展，同时尽量减少外部援助对本国自主权的影响。在这一两难困局中，尊重主权、追求互利共赢的中国理念和实践无疑更契合非洲国家的核心利益。然而，中美两国的官方发展融资政策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仍然取决于双方能否充分尊重和照顾非洲国家的双重诉求。

国家利益是中美两国实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根本动因，但两国的具体利益诉求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旨在巩固其全球及地区主导地位，特别强调“民主”“善治”等意识形态因素，这导致其在援助对象选择和援助领域设置上与常规的发展援助有所不同。中国官方发展融资则主要服务于深化中非经贸关系、打造“南南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需要，更加侧重工农业、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在援助对象选择上也更倾向于深化经贸合作与实现共同发展。同时，非洲国家对发展资金的迫切需求与对自主权的坚定维护，对中美两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非洲国家欢迎中美两国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力度，积极利用双方提供的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也对可能通过援助干预内政、损害主权的外部势力保持警惕，更倾向于接受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方式。

综合考虑援助国的利益诉求和受援国的双重需求，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官方发展融资在动机和投资方向上展现出显著差异。同时，非洲国家在平衡发展资金需求和维护自主权之间，对中美两国的官方发展融资形成制约和牵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一：如果美国官方发展融资的主要动机是维护霸权、推行“民主化”和保障国家安全，那么美国融资将集中于政治、安全和治理领域，优先支持治理绩效较好、冲突风险较低的非洲国家。

假设二：如果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主要动机是深化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并扩大政治影响，那么中国融资将集中于资源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优先支持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的非洲国家。

假设三：如果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动机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两国融资政策在对象选择、项目领域等方面将呈现互补性，客观上有利于拓宽非洲发展路径。

假设四：如果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动机存在战略竞争，那么两国融资政策在获取资源、争夺影响力等方面将呈现排斥性，加剧非洲地缘政治和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理论框架和假设尚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中美两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背后的动机错综复杂，本文的分析无法涵盖所有因素。比如，两国国内政治动态和对外战略变化都可能影响对非融资政策，本文未予考虑。其次，非洲国家对中美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反应也非常关键，不同国家可能根据自身需求做出不同选择，进而影响中美融资的实际效果。再次，中美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互补性和排斥性还可能因具体领域、议题和时空条件的差异而有所变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如此，通过梳理援助国的利益考量和受援国的双重诉求，有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对中美援助政策提供初步解释，并为深入理解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在非洲的竞争态势提供一个基本视角。

量化研究

本文基于先前提出的理论假设，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美两国在非洲实施的官方发展融资政策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并引入相关变量，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期检验理论假设的有效性，揭示两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的影响因素及其效果差异。

（一）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覆盖2000—202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48个国家。在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国家后，最终有43个非洲国家的数据被纳入分析，构成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关键变量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数据来自AidData的全球中国融资数据集（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版本3.0），该数据集追踪了2000—2021年中国提供的对外援助和其他官方流动。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数据则来自美国海外贷款与赠款（USAID Greenbook）数据库，详尽记录了美国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流动的各类数据，包括援助金额、受援国、援助类型等。其中，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流动的总和大致可以代表美国对外提供的官方发展融资总额。为确保数据可比性，我们在AidData中排除了其他官方流动部分，仅保留官方发展援助数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援助分类标准，我们将官方发展援助分为四个类别：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生产部门、多部门/跨领域。这种分类方法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分析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援助情况。

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主要源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以及非洲开发银行数据库，联合国投票数据则来自哈佛大学数据存储库（Harvard Dataverse）。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lnUSAid）：通过对美国每年对非洲各国的年度官方发展融资净额取对数，以反映美国官方发展融资的流量。

中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lnCNAid）：通过对中国每年对非洲各国的年度官方发展融资净额取对数，以反映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流量。

（2）解释变量：

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指数（DemInd）：由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反映非洲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取值1-7，数值越小代表民主水平越高。

综合治理指数（Gov）：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包括六个维度：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腐败控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这六个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治理指数。

自然资源租金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ResourceR）：反映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市场规模（lnGDP）：取对数的国内生产总值，反映非洲国家的市场潜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对美出口占比（TradeUSA）：非洲国家对美国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反映对美经贸依存度，数据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计算得出。

对中国出口占比（TradeCN）：非洲国家对中国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反映对华经贸依存度，数据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计算得出。

联合国投票一致性（UNVote）：非洲国家与美国/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相似度指数（United Nations Voting Similarity Index），取值0-1，数值越大代表立场越趋同。

（3）控制变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GDPpc）：取对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非洲国家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总人口（lnPop）：取对数的国家总人口数，反映国家规模，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内战（Civil）虚拟变量，如果该国当年发生内战则取1，否则取0，数据来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UCDP）。

3.模型设定

由于特定国家在不同年份的数据测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直接使用多元线性方法可能会导致估计偏误。为了提高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更高效的动态面板矩估计（GMM）方法进行估计。AR序列的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不存在二阶及以上高阶自相关，这满足了GMM回归的前提假设。此外，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支持“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表明模型通过了适用性检验。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与当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示因变量存在一定的“时间粘性”，而GMM方法能够有效应对此问题。针对假设1和假设2，以中国和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首先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USAid（i，t） = α0 + α1DemInd（i，t-1） + α2Gov（i，t-1） + α3ResourceR（i，t-1）+ β4lnGDP（i，t-1） + β5UNVote_US（i，t-1） + α6Control（i，t-1） + ε（i，t）

lnCNAid（i，t） = β0 + β1DemInd（i，t-1） + β2Gov（i，t-1） + β3ResourceR（i，t-1） + β4lnGDP（i，t-1） + β5UNVote_CN（i，t-1） + β6Control（i，t-1） + δ（i，t）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Control为控制变量向量，ε（i，t）和δ（i，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均值为0）。

针对假设3和假设4，分别考察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对非洲国家联合国投票行为、对华（美）出口依存度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UNVote_US（i，t） = φ0 + φ1lnUSAid（i，t-1） + φ2lnCNAid（i，t-1） + φ3Control（i，t-1） + ω（i，t）

UNVote_CN（i，t） = ρ0 + ρ1lnCNAid（i，t-1） + ρ2lnUSAid（i，t-1） + ρ3Control（i，t-1） + σ（i，t）

TradeUSA（i，t） = κ0 + κ1lnUSAid（i，t-1） + κ2lnCNAid（i，t-1） + κ3Control（i，t-1） + υ（i，t）

TradeCN（i，t） = χ0 + χ1lnCNAid（i，t-1） + χ2lnUSAid（i，t-1） + χ3Control（i，t-1） + o（i，t）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总体来看，美国对非洲官方发展融资规模略高于中国，但中国的融资波动性更大，其标准差为2.314，而美国为1.876。在民主发展方面，样本国家的平均得分为4.321，显示出非洲国家的民主水平参差不齐。治理水平指数均值为负，说明样本国家整体治理水平较低。此外，资源租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122和0.075，表明资源租金的波动性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而且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性。在对外经贸联系方面，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依存度。在外交立场上，非洲国家与中国在联合国投票中的一致性明显高于与美国的一致性。

2.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两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都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两国援助均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美国官方发展融资与受援国所谓“民主”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与治理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与所谓“民主”指数并无显著关系，与治理水平则呈弱正相关。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即美国倾向于为它所认为的民主程度较高、治理水平较好的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中国援助决策因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不以此为主要考量。同时，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与受援国的自然资源租金显著正相关，而美国则此则无显著关系。这支持了假设2，即中国更倾向于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援助。另外，两国都重视受援国的市场潜力和联合国投票立场，并且都倾向于援助较贫穷但人口较多的国家。美国官方发展融资与受援国的内战状况显著负相关，而中国对此则不显著，反映了两国对政治稳定性的不同态度。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对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中的立场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每提高1%，非洲国家与美国的联合国投票一致性指数平均提高0.32个百分点。而中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每提高1%，非洲国家与美国的投票一致性则平均有所下降。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3，即中美两国的官方发展融资都能增强受援国在联合国投票中与援助国的一致性。对于非洲国家与中国的投票一致性，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促进作用高于美国融资的负向影响，表明在争取非洲国家外交支持方面，中美两国通过援助施加影响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近年来中国的影响力有所上升。

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增加，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非洲国家对两国的经贸依存，这支持了假设4。但是，两者在作用强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每提高1%，非洲国家对华出口占比平均提高0.021个百分点，这一幅增高于美国融资提高1%带来0.019个百分点的提升。而美国官方发展融资对非洲国家对美出口依存度的改善作用也明显弱于中国官方发展融资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深化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方面，中国官方发展融资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形成挤出效应。

从表3和表4的实证结果来看，中美两国确实利用官方发展融资争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支持和经贸领域的倾斜。一方面，美国官方发展融资增加提升了非洲国家对美投票的一致性，但会降低对华投票的一致性，而中国融资则会削弱美国在外交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发展融资对深化非洲国家经贸依存度的作用明显强于美国，并且对美国官方发展融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这表明中美两国在获取资源和争夺影响力方面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非洲已成为两国博弈的重要阵地。随着中国对非影响力快速上升，美国的战略焦虑逐渐加剧，两国在对非融资和经贸领域的摩擦可能加剧非洲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

综上所述，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总体而言，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更侧重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致力于提升非洲国家的“民主治理”水平，同时兼顾其外交和安全利益。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更强调发展导向，目标在于深化经贸合作，并通过援助提升政治影响力。中美两国在官方发展融资的对象选择和外交诉求上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也呈现出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调整样本区间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2014年后中国官方发展融资数据的结构性变化，本文分别剔除了2008年后和2014年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表5和表6呈现了相应的回归结果，以考察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影响因素的稳健性。从结果来看，无论剔除2008年后还是2014年后的样本，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均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表明样本区间的调整并未显著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还针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中美官方发展融资与非洲国家特征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如较高的治理水平可能获得更多援助，而更多援助也可能反过来提升治理水平。为妥善应对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分析中美官方发展融资的效果。PSM通过将接受高强度援助（高于中位数）的非洲国家作为处理组，接受低强度援助的国家作为控制组，通过PSM方法匹配样本，以减少选择偏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使用Logit模型估算每个样本的倾向得分，并通过最近邻匹配法（NNM）选择与处理组倾向得分相近的控制组样本。

从表7的结果来看，接受高强度援助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治理水平、联合国投票一致性和贸易依存度等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接受低强度援助的国家。这表明，中美官方发展融资在多个维度上对非洲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调整样本区间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较为稳健，不受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转型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发现的可信度。当然，中美官方发展融资政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未来仍需持续跟踪两国援助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以更全面地理解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格局。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中美两国在非洲的竞争为例，探讨了发展融资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旨在揭示大国运用经济手段重塑地区秩序的内在逻辑，并为发展中国家理解大国博弈规律、争取战略自主性提供启示。

理论分析表明，中美对非洲的官方发展融资政策均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动因，但具体诉求存在差异。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服务于巩固其全球和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更加强调所谓“民主”“善治”等意识形态因素，在援助对象选择和援助领域设置上有别于一般发展援助。而中国官方发展融资主要服务于深化中非经贸关系、打造南南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需要，更加侧重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合作，在援助对象选择上也更强调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同时，非洲国家对发展资金的迫切需求与对自主权的坚定维护，对中美两国官方发展融资政策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非洲国家欢迎两国加大投入，积极利用双方提供的发展资金谋求经济腾飞；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也警惕外部势力会借援助干预内政、损害主权，更加青睐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方式。

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假设。总体而言，美国官方发展融资更侧重政治和意识形态，同时兼顾外交和安全利益。中国则更强调发展导向，以深化经贸合作和实现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并注重提升政治影响力和负责任大国形象。中美两国在对象选择、投资方向、外交诉求等方面既存在互补性，也呈现出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非洲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阵地。

本文研究发现对理解新时期大国关系演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第一，经济实力较量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因素。在全球化时代，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主导产业价值链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美加大对非投入，既是争夺资源和市场的需要，也是出于塑造地区秩序、提升全球影响力的战略考量。非洲因其发展潜力和地缘经济重要性，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第二，发展融资已成为大国推进全球经济治理、重塑国际规则的重要工具。传统上，军事力量和政治结盟是大国竞争的主要手段，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运用发展融资参与地区事务、塑造外部环境，已成为争夺国际话语权、主导经济规则制定权的新趋势。美国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疑具有以发展融资撬动地缘经济、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考量。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在传统援助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往往被动接受援助。但是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和南南合作兴起，发展中国家在援助规则和议题设置方面的话语权有所提升。非洲国家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中美之间追求利益平衡、争取发展主动权。同时，非洲国家对主权和自主性的坚定捍卫，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方式和强度。

总而言之，中美在非洲的官方发展融资竞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蕴藏合作机遇，也充满挑战风险。中美非三方唯有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加强对话协调，在竞争中把握合作契机，在合作中妥善管控分歧，才能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共同推进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贺杨）

(本文刊发于《中国非洲学刊》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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