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2日，我出生在湘阴县显庆乡（现为东塘乡）葛家村的一个小学教师家里，取名鹤鸣。我排行老大，下面有5个妹妹，其中3个给人家做童养媳。我是家里的唯一男孩，父母把光耀门庭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在上学时就改名光前。我五、六岁就跟父、亲读四书、五经和初小。1941年插班考入显庆乡中心学校五年二期，到1942年7月高小毕业。当时正是湘阴县立中学复办，我幸运地考上县中初中班。先是在一个祠堂（中塅焦家祠堂）里开学，第二年才迁至湘阴县城南的南泉寺。当时的校长是郑泽先生。他和蔼可亲，但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勤俭办学的风气盛行，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课外，各班还分配了菜地要种，以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就读在这样从严教学、而环境优雅的南泉古刹中，是我少年时代的荣幸。正当我们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发奋读书时，日本军队侵入湘北。1944年5月湘阴沦陷，学校疏散，我停学在家种田和自学，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复学湘阴县中，于1946年冬季毕业。
当时的湘阴县中没有高中部，只能到长沙去念书。我于1947年春考入长沙自强中学高中二班。这时正是全面内战之际，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长沙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自强中学高中部的学生走在罢课、游行的前列。我也曾两次上街游行，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由于该校高中部因闹学潮而停办，我就转学到长沙东乡高仓中学。在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我思想觉悟逐步提高，更加关心国家的时局和前途。我先后与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友文学术研究社"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墙报、传单、小刊物等形式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和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我担任过"友文社"的副社长和"显庆学联"的理事，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活动。
1949年7月25日湘阴解放，青年学生革命热情进一步高涨，不少人参加革命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公粮以及接管学校等工作。在上级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努力下，战胜了各种困难，显庆乡中心学校于9月份按时开学，我曾任该校教员以及第二保校校长。"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此起彼伏，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学校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我们教学热情高，师生关系好。我教算术和自然也特别卖力，五、六级的学生都爱听我的课。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上自然常识课讲到无轨电车时，一个学生发问，无轨电车到底怎么走的？由于我自己也没有见过这种车，无论怎样按教科书的内容划图和讲解，也讲不太清楚。这件事使我初次感受到当教师不容易，必须不断充实自己，不断吸收知识，不断开拓视野，仅仅靠教科书照本宣科是教不好学生的。因此，我便蒙发了升大学的学习念头。
1950年7月东北老区几所高等院校来湖南招生，我经过城北区人民政府的批准和推荐，并经县教育科的同意，考入东北商专，先在长春市，后并入沈阳的东北财经学院。在长春学习期间，是朝鲜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抗美援朝，大家用各种行动支援前线。我自愿参加输血总队为队员，准备随时以自己的鲜血献给我们的伤病员，这是执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的具体行动。在这种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下，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进步，更加努力学习，多次被评为学习模范，并于1953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毕业的时候，国家高教部要求全国各高校选拔一批优秀毕业生到大学任教，就这样我被派遣到中南矿冶学院（现改为中南工业大学）做政治经济学助教，从此我就当上大学教师了。不久，学校又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即在职研究生），于1956年7月毕业，获得了"优等生”称号，又返回中南矿冶学院继续教学。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于1979年8月调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改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教学和党政工作。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人文科学系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教授、校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社会兼职先后任有色金属干部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国际商务学院学术委员、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等。我虽然长时期担任一些党政工作，但始终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我觉得教书是教师的本行，同时只有不离开课堂，才能做好学校中的教学行政工作和党务工作。我担任教师工作已40多年了，1998年年逾古稀时才离休。在一辈子的教学生涯中，我既当过小学教师，也当过大学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既教过小学生，也教过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班的学员；既教过中国学生，也教过外国留学生，真可以说是桃李遍天下。不管是哪个层次的教学，我都认真备课，精心讲解。我深深体会到讲好每一堂课，是教师应尽的天职。
为了扩大视眼和学习外国好的经验，我获得一次出国访问的机会。1985年春节期间，我同一位副校长和一位外事办副主任一起出访美国，在短短20天时间里，我们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波士顿、费城、匹茨堡、芝加哥、肯特、旧金山等地的110所高等院校，分别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听了两次课。他们的办学管理原则和案例、启发式教学方法，对于我们的教学改革有所裨益。
本着科研促进教学的思想，我在担任教学任务的同时，还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多年来，我主编和参编了上10本教材，撰写发表了34篇文章，对如何科学有效地向学生进行教学和学术探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我主编的教材《政治经济学》,1992年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第二届优秀教材奖，《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效应》的文章，1993年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在平凡而伟大的教师岗位上，我辛苦耕耘了一辈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又红又专的年轻的一代，献出了自己毕生的年华和心血。几十年雨雪风霜，始终如一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这个职业。组织上曾给予我多次奖励，早在教小学时，1950年上学期曾被湘阴县城北区人民政府评为甲等模范教师；在中南矿冶学院教学时，1962年被评为学校先进工作者；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时，曾先后被评为优秀党员、北京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经贸院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获得了"丹柯"铜像奖并晋升一级工资。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表彰我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对我自己来说总觉得是做得很不够的。我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教师，只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园丁。我没有辉煌的业绩，只是尽了党员应尽的一点义务和教师的一份职责。（摘编自《天南海北湘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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