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败部复活赛

历史学系2024届博士研究生 冯昆键

作为双一流大学历史系的二“留”学生（即“留级生/高年级博士生”和“留学生”），我的博论能够在毕业之际获选为系优博，欣喜之余，亦感慨万千。很高兴获得与一众学弟妹分享研究历程的机会。有别于那些特别优秀的获奖者，我想我的经验多少对一些由于周边的人特别优秀而不断自我矮化的、面对挫折的、不得不选择结业的学弟妹来说，有些激励的作用。毕竟，我经历了论文选题不顺、调研困难，换题、结业等等一系列挫折，但最终获得了一个尚算圆满的结果。可以说，差点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败者”的我，最终打赢了一场复活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经验或许能有些帮助。

我的研究之路比较曲折。最初，在确定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时，导师鼓励我从生活经历和研究兴趣着手。于是，我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选择关注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中那些被消音的人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是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的产物，而紧急状态又是马来西亚史研究的显学，因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众多。要梳理这一段学术史，无疑需要耗费巨量的时间，而北大在这方面的馆藏相对较少。所以，在初步确定方向之后直至2019年正式开题期间，但凡寒暑假我都会前往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与图书馆。一是整理已有的学术成果，二是对档案进行摸排。最终，我决定以华人新村为研究对象，结合口述与档案材料，从华人新村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探索村民与政治精英的互动如何使“新村”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符号，探索新村在整合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方面扮演的积极作用，并且希望据此进一步探讨华人民族性对战后东南亚国族建构所带来的挑战。虽然，导师认为这个题目不够“ambitious”，但仍同意我先行开展研究工作。在他的帮助以及北大历史系的支持下，我获得了前往研究对象国调研的机会。可是，新冠疫情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口述工作越来越难推进。大约在2020年至2022年元旦以前，由于马来西亚的防疫措施，我多次被困在约6平米的出租房内。每当染疫人数下降，我都会觉得希望就在眼前：行管令很快就会放宽，届时我就可以继续推进研究工作。可是，正如同生活对人的戏耍一样，疫情数据总是会在关键时刻来个大u转，让人看看它俏皮的小尾巴。在最难受的时候，我甚至和一些朋友讨论起参加国家技职培训计划的可能，诸如水电工以及汽车维修工。当时想说既然没办法成为冯老师，那么至少考个证成为小冯师傅或者冯师傅，多少有个谋生的技能。

2022年年末改由徐冠勉老师指导我们学习，可是我内向的性格给徐老师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所幸，吴小安老师和徐冠勉老师都没有放弃我，百忙中多次与我跨洋联系。在两位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们调整了研究方向。在口述越来越不可行的环境中，我们决定把研究的时段从新村后史转换为新村前史，从而减少口述部分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挑战更“ambitious”的题目。对于当时临近毕业的我来说，换题当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研究是有意义的，那么为此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信念感的加持下，我们再次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重新摸排材料。最终，史学研究的“物质转向”趋势和新资本主义史对劳动形式的重新思考给我们带来了启发。我在博士第五年春至博士第六年春季学期之间确定了一个可行性很高并且深具研究意义的方向，所缺仅仅只是写作的时间。可是，我最缺的也是时间。毫不意外的，我提交的延期申请被拒，我只好在2023年7月办理结业。6年苦读换来的是一堆档案、一纸结业证书以及一次“结业后两年内可申请转毕业”的机会，心中的苦楚确实难以向外人言道。但我也是幸运的，有全力帮助我的两位导师，有一批团结友爱的同门，正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最终得以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写作，取得博士学位。

我在困境中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工作，当中固然离不开导师和同门的帮助，但多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希望对各位有些帮助。

首先，选题对于一篇论文来说无疑是最关键的部分。而要有一个较具学术意义的选题，离不开较宽广的学术视野。我们经常因为学术视野的限制，不自觉地忽视研究地区以外的那些意义非凡的研究成果。我的旧题目之所以被批评不够“ambitious”，恰恰是因为缺少了更宽广的学术视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研究，固然反思并超越了过去对华人新村所作的种种过于政治性的、精英的论述，可是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人类社会究竟有何帮助呢？而当我们摆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束缚，把阅读的旨趣拓展至周边国家，我们将直接受益于Ann Stoler对印尼苏门答腊种植园社会的研究，从而把马来（西）亚乃至于马来（西）亚新村放置在全球种植园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中思考。而在史学的物质转向和全球史研究的启发下，我们又进一步确定了以橡胶作为焦点的可行性，以此来关联地方上的人、物与帝国，最终提升了研究的价值。正如徐老师所倡导的，研究东南亚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东南亚，而是要以东南亚研究作为一种“方法”，从而思考全球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较宽广的学术视野有助于确立一个较有价值的题目。

其次，充分考虑史料的可及性。即便初步拟定了一个较具学术价值的题目，也不意味着就能一帆风顺地完成写作。史学研究是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这几乎是一种常识，可见材料的重要性。因此，在初步拟定题目以后，我们还需要确定档案和资料的馆藏分布，充分衡量获得材料的难易程度。历史系博士生换题并非一件新鲜事，但这并是因为他们的选题不好，而是人生总有意外。因此，请不要气馁。从个人的经验来说，我由于疫情的缘故换了题目，但祸兮福所倚，新的题目所涉及的材料虽然琐碎，但较集中地存放在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再加上过去数年除却封锁的日子以外，我几乎每周不间断地出现在相关的馆员面前，多少混了个脸熟，因此得到了他们较多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它让我可以在换题乃至于结业以后，迅速地推进研究工作。

第三，要批判性地阅读档案材料。正如Ann Stoler所强调的，档案不是存放真相的地方，而是制造真相的所在。试想想，档案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些以报告、书信形式留存至今的档案材料难免会受到“制作者”的背景所影响，从而存在某种程度的扭曲。可以这么理解，这些档案只是一面面透镜，让我们穿越时空看见彼时的人与物，当透镜变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人与物就会失真。批判性地阅读档案和材料则是我们发现“变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形变”的一种方式。日积月累之下，我们很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新问题，对研究主题的思考更深入，更有洞见，最终起到提升研究价值和意义的作用。

第四，要坚持写作。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虽然我们在开题时已经相对严谨地验证了研究的可行性，但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变数。无论如何，切忌一味地围着资料打转，如此容易淹没在材料与档案的海洋中。我曾经也是如此。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把研究落到笔头。无论阅读了多少档案，有了多少想法，一定要通过文字有机地把这些想法和史料串联起来。只有将想法转换为文字，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想法是否周全，才会发现那些论证薄弱之处，或寻找更多材料论证，或对文章作出调整。

第五，要制定短期的目标，并且勇敢曝露不足。如果身体没有不适，我一般会在每次组会时提交一篇文章，可以是很粗糙的一些想法，也可以是多次修改后的稿件。虽然经常性的遭到批评，但这种批评是有益的。我经常能够从这些交流、批评以及指导中发现不足，收获诸多有用的建议，及时调整论文的方向。请一定要相信导师，我们的不足只会让他们怀疑自己的教学能力。用一句网络流行用语来表达，那就是我们要以不惜摧毁导师“道心”的方式来让导师不得不与我们一起“砥砺前行”（蒙两位导师不弃，万分感谢）。也只有在我们充分展示自己的不足以后，他们才能够有所指正。请一定相信，反复修改博论是博士研究生的必经过程。

最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小技巧的话，那就是珍惜任何一个一闪而过的想法。我经常在特定的时刻和场合想通了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萌发了一些较具价值的想法。因此，请充分重视这些时刻，并以此为中心安排每日的工作。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形成一种独有的研究节奏，推进博论写作的进程。

以上是我打赢这场败部复活赛的一些经验，希望能有些帮助。

博士论文写完之时，正值研究生学习的第十个年头，心中百感交集。我并非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事实上我是从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是博论研究中的那些橡胶种植园贫苦华工的后代。求学的这些年多赖奖学金资助、两位导师的照顾以及家人和亲友们的支持。我也曾在无数个难眠的夜叩问自己是否值得。所幸，我完成了毕业论文，为马来西亚史、殖民史、国际共运史等领域做出了些许贡献。我的研究还洗刷了那些无辜遇难的华人先辈所遭受的不白之冤，实现了最初读博的抱负，即为历史中那些被消音的群体发声。希望在多年以后，当我回看此文，仍能无愧于心。最后，毕业论文有幸评为系优秀博士论文，虽然论文仍不完美，但总算没有辜负吴小安老师和徐冠勉老师的指导，没有辜负他们在生活和学习等方面给予我的所有支持。坦白说，如果没有他们费心指导，今天就不会有这一篇感想。在此特别感谢！师恩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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