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张希清：再论澶渊之盟

摘要：北宋景德元年，辽承天太后与圣宗率大军20万南下攻宋，同时命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表示“愿修旧好”。辽军围攻瀛州失败后，绕过大名府，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皆呼万岁，气势百倍。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军攻澶州北城，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大挫。宋辽和议使节经过多次往返，终于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宋朝岁遗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对宋辽双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中州学刊，2024(01)，2024.01.12

朱凤瀚：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摘要：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7（01），2024.01.15

荣新江：海外回归的两件粟特彩绘浮雕石床前档图像

摘要：本文对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办公室返还中国的两座石棺床底座的前档图像做了详细介绍，并联系其他相同类型的石棺床或石椁图像，如2000年西安北郊（北周长安城东郊）发现的北周同州萨保安伽石屏、2003年在安伽墓附近发现的北周凉州萨保史君石椁、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隋虞弘石椁、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美秀美术馆购藏的北朝后期石床围屏、20世纪初河南安阳一座北齐墓出土而流散海外的石床围屏上面的图像，指出两个石床前档的中心构图是人面鹰足的祆神斯洛沙（Srō?）护持着神圣的火坛，证明这两件前档图像的祆教文化属性，并参考安伽、史君、虞弘的族属，推测拥有这两座石床的墓主人应当是信奉祆教的入华粟特人，很可能是北齐都城邺城或附近的胡人聚落首领——萨甫。

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1）, 2024.01.19

陆扬：《修禅道场碑》与唐代天台宗复兴运动新解

摘要：天台佛教于八九世纪之交出现一场影响深远的复兴运动，在其核心人物荆溪湛然努力下，天台宗再度成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佛教宗派。湛然的复兴努力早为学界所注意，但以他为核心的天台宗门派的诸多细节却仍然较为模糊，其历史信息的保存往往依赖于唐宋之际日本求法僧的记录。通过对仅存于天台山的碑铭——梁肃《修禅道场碑》作深入考察，尤其通过发现并释读此碑碑侧与碑阴的重要题刻，可以清楚地看到湛然及其弟子所建立的宗教网络和以佛陇为中心的寺院建设。此研究也有助于重新评估日本佛教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的价值，为理解唐后期天台宗的发展以及对日本天台宗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概观。同时将《修禅道场碑》的立碑放置于9世纪前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可见这一碑铭的成立过程与唐后期政治变化之间的可能关联。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02），2024.03.20

朱玉麒：相逢在科学的春天——李征致袁复礼书信疏证

摘要：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珍藏的袁复礼文献中，保存有李征借调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期间于1983年给袁复礼的一封书信。其中叙及共同关注的新疆地图、高程测量、古今地名等问题，从中可以了解到李征在文博考古之外对于新疆地质、地理方面的熟悉程度，以及袁复礼晚年依旧关注新疆地学问题、培养学术人才的壮心。这是李征在与黄文弼接触之外的另一段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联的事迹，书信的内容也客观体现了1980年代初期科学受到重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得到正名的时代转机。

吐鲁番学研究，2024（01），2024.03.20

叶炜：从表、状分化看唐人文集中“状”文体的生成

摘要：通过唐人撰写的唐集集序，可以了解唐人文集编撰时作品数量、分类、次序等原始信息。从唐人文集的编纂与唐人文集的原貌入手，从表、状分化与文体生成及其稳定的角度，可进一步思考“状”的成立问题。在唐代公文体系中，“状”至迟在开元年间已经独立，但“状”在文集中作为文体类别的明确出现，还要在七八十年之后。在此期间，文集中表、状混淆的现象较为明显。这一过程，也是“状”与“表”分离并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过程。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03），2024.05.20

张希清：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破裂

摘要：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或由于党争，而是由于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破裂。具体表现在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中原文化研究，2024(03)，2024.05.30

02.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李伯重：作为伟大发明的纸币：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早熟而又不成熟”(之二)

摘要：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人发明的纸币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明。不过中国的传统纸币，无论是两宋官方发行的交子、会子，以及元明时期发行的宝钞，还是民间发行的银票、钱票，均未发展成为现代货币。因此，中国纸币的发展特点可称为“早熟而又不成熟”。虽然中国纸币存在“不成熟”的一面，但其兴起和流通却对西亚和欧洲纸币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具备了世界影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0（03），2024.03.12 

03.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欧阳哲生：严复的文明互鉴之道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文明互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严复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要从学习西语入手，这是因为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是以西语书写，要了解世界形势就必须直接阅读西文报刊。科学是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粹，严复主张取法西方近代政治制度，要从掌握构建西方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入手。战争则是近代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严复对西方列强“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文明与野蛮两面性并存始终抱以清醒的认识，主张文明对话，在重估中西文明价值中谋求新的平衡与综合。

东南学术，2024（01），2024.01.01

尚小明：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摘要：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史学集刊，2024（01）2024.01.01

张海荣：李宝嘉、吴沃尧被保“经济特科”疑案补说

摘要：近百年来，围绕李宝嘉、吴沃尧被保经济特科一事，中国学界长期认识混乱。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对此展开猛烈批评，并通过搜集已刊史料和借鉴史学成果，将相关研究推进一大步。然而若从严格的史学眼光来看，樽本的研究仍是不无纰漏。相较之下，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相关档案，不但给出有关问题的一手记录，也再度提示了发掘原始档案和开展文史交叉研究，对于深化晚清小说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文史杂志，2024（01），2024.01.05

黄道炫：死——近人日记中的死亡经验

摘要：因了死亡予人类的深刻刺激，近人日记中留下大量关于死亡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死亡的永恒性，死亡的痛苦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恐惧超越时间和历史存在。同时，这些记载也显示时代特征，近代的战乱和动荡让死亡变得更为密集，而主义、理念的输入及政治组织的予以强化，又形成关于死亡的意义讲述，并造就批量化生产的死士。当然，死亡本质上仍然是个体的，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独特经验。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9（01），2024.01.15

尚小明：辛亥南北议和演进与清帝退位诏书拟定及颁布

摘要：清帝退位诏书拟定是贯穿辛亥南北议和各阶段的大事，而非清帝退位前夕才提上议事日程。当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双方就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基本达成一致后，南方即率先提出优待皇室条件，并请张謇代拟诏书，力促清帝早日逊位，但因袁氏谋求“虚君共和”,南方的计划未能实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袁内阁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也拟定诏书，试图推动清廷降旨宣布共和并授权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但因遭到满蒙亲贵王公及南方两面反对，其目的也未能达到。迨段祺瑞等联名电请朝廷宣布共和及宗社党领袖良弼被炸死，清廷终于授权袁氏与南方协商优待条件。最终，双方以张謇所拟诏书为基础，吸收袁内阁所拟诏书措辞，商定了最后的诏书。但在诏书颁布前，袁氏又擅自添入由其“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内容，并单方面提前公布，导致南京临时政府措手不及，为南北纷争埋下祸根。

史林，2024（01），2024.02.01

黄道炫：燕巢危幕——蔡迈轮日记中的陕县岁月(1947—1948)

摘要：1947年，中共反攻揭开序幕，蔡迈轮随大军加入豫西反攻，并率领一支小队伍回到家乡陕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面对继续维持统治的国民党政权以及强大的地方武装，蔡迈轮的队伍在陕县三进两出，处境困难。加之急性土改造成的脱离群众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游击斗争的艰险。在此逆境之下，蔡迈轮等人顽强坚持，适时转移，保存有生力量。这样的做法得到了上级机关的谅解。最终，随着整体形势的变化，迎来了陕县坚持的曙光。

中共党史研究，2024（01），2024.02.05

尚小明：翁同龢、张荫桓与戊戌康有为之进用

摘要：不论翁同龢荐康说，还是张荫桓荐康说，都失之偏颇。事实上，丁酉冬至戊戌春，翁同龢出于变法考虑，曾向朝廷举荐康有为，并引起急于变法的光绪帝重视，反复令总署进呈康有为所上条陈及所著书籍，从而为后来康之进用做好了铺垫。在此过程中，与康关系密切的张荫桓也起了支持作用，但不是主角。随着戊戌春翁因不满康所著《孔子改制考》而与康疏远，光绪帝亦因翁不愿继续呈递康书及反对外交礼仪改革等与翁产生隔阂，于是重视西学、熟谙外务的张荫桓逐渐成为光绪帝推行变法最为倚重的大臣。“百日维新”开始后，由于翁被开缺，康的主要支持者已不是翁而是张。相比较而言，张对康的支持比翁对康的支持更隐秘一些，故康、梁后来叙述戊戌变法，更多及翁而绝少及张。

清史研究，2024（02），2024.03.15

04.专门史研究室

吴博皓：从对抗到合流：冷战初期英日关系演变中的中国因素(1947—1957)

摘要：在1950年代中期，英日两国逐渐改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的对抗态势，并就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共同利益展开了深入合作。本文指出，新中国的崛起对当时英日两国从对抗走向合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英日两国的合作既存在对华遏制战略的考虑，也存在对华贸易上的共同利益。通过揭示中国在冷战初期英日关系中所扮演的多元的角色，本文展现了冷战中同阵营国家由于外部因素，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图景。

史林，2024（02），2024.04.01

05.世界古代史教研室

颜海英、王怀轩：圣域重构——《法雍之书》与“消失的‘迷宫’”

摘要：对于古典作家而言，“东方”几乎是一个无可或缺的镜像，而埃及则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整个东方想象的核心，亦是其重要的异例。在他们笔下，一座“消失的‘迷宫’”便颇为引人注目，甚至一度令古老的金字塔都相形见绌。伴随着19世纪旨在重寻克诺索斯迷宫的克里特考古勃兴，对于这座埃及典范的探索热情亦高涨起来。然而，即使皮特里等埃及学家皆相继宣称在哈瓦拉发现了这座“迷宫”,但可资确证的古埃及文献寥寥无几，在被视为古代埃及“地图”的《法雍之书》中，更似乎是全然不见这一庞大建筑群之踪影。但事实上，“迷宫”恰恰就是物质化了的《法雍之书》,而《法雍之书》也即是文本化乃至“正典化”了的“迷宫”,共同体现出中王国末期古埃及人围绕法雍地区所构建的神圣景观与世界想象，是同一理念的不同载体。由此，神圣王权、法雍地区的索贝克崇拜与整个埃及世界遂得以融为一体，重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法雍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索贝克是统御一切信仰的信仰，不仅在世俗和现实的意义上整合着埃及各处，而且还通过法雍这一载体，将关乎世界的想象首次具象化、实体化、正典化，从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6（01），2024.01.15

06.亚非拉近现代史教研室

唐利国：重提“日本儒学化”问题——以丸山真男为中心的学术史省察

摘要：目前学界对于“儒学与日本社会”关系的研究史梳理，主要有“儒学日本化”和“儒学近代化”两种视角。而从“日本儒学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日本近世儒学研究史，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界主流是淡化甚至否定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强调“儒学日本化”的侧面；与此相对，被认为是“儒学近代化”研究典范的丸山真男，其实却出人意料地是以承认某种程度的“日本儒学化”为前提的。战后日本学界以尾藤正英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批判，因为存在颇多误读，故并未动摇其基本框架；而以渡边浩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修正与发展，却长期被误解为是对丸山真男的否定。因此，重提“日本儒学化”这一被遗忘的常识，或能为建立完整的“儒学式近代化”构想提供些许助益。

浙江学刊，2024（02），2024.03.05

昝涛：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重构》序

中国穆斯林，2024（03），2024.05.30

07.博士后发文

惠男：从满文档案观察乾隆年间清朝与瓦罕部的交往

摘要：乾隆二十四年(1759)，随着新疆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政权的覆灭，清朝逐渐与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发生直接接触，相继促成中亚地区各政权的归附，清朝与瓦罕部的交往亦由此展开。本文利用清代军机处的满文录副奏折、寄信档等资料，不仅梳理了清朝和瓦罕朝贡关系的建立过程，还探究了乾隆年间在面对瓦罕的内部争斗，以及瓦罕与巴达克山、布鲁特诸部争端时清朝的应对策略，揭示了乾隆时期清朝在面对中亚事务时秉持的“有限介入”原则。

史林，2024(01)，2024.02.01

徐维焱：《塔尔巴哈台事宜》补续考

摘要：《塔尔巴哈台事宜》是新疆塔城的第一部地方性志书。该书由乾隆末年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永保创纂，此后的数十年中，历经了后任多位参赞大臣的补辑和修订，形成了数个不同的版本。本文旨在厘清诸本之间的关系，钩沉当前研究中所忽视的相关人物，考证其中身份不明的补续者。同时结合新疆地区的其他事宜和方志，简要阐述新疆地区志乘的发展趋势，以期对西北地区的地方志研究有所补苴。

中国典籍与文化，2024(01)，2024.02.15

徐维焱：高昌历法研究的先行者——李征遗稿钩沉

摘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征先生是吐鲁番学研究领域的前辈。本文通过钩沉李征遗物中的吐鲁番文书研究手稿，揭示李征先生在高昌历法研究方面的贡献与影响：首先，以李征与刘金沂的学术通信为中心，探析唐历73TAM507:013/4-1的定名问题；其次，揭示和总结李征在高昌历法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成果，包括高昌历法的独立性、平朔与定朔、年号与干支纪年等问题。通过呈现20世纪60～70年代学者对吐鲁番出土文物所做出的探索和贡献，勾勒出吐鲁番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面貌。

吐鲁番学研究，2024(01)，2024.03.20

宋上上：明代马船户与夫役编佥研究

摘要：明代马船户属于民户中的次生户籍，户下人丁充当马船水夫，总数约两万名，隶属于南京江淮、济川二卫，承担修造船只和运送贡品的差役。马船户主要源于洪武时免军充役，在清勾、佥妻等方面，都与军户类似，具有军、民双重性。由于马船夫役繁重，明中期逐渐折算工料银，始于弘治八年，确立于嘉靖十二年，总计约八万两，摊入田亩征收，随南粮解送至南京兵部，由官方雇役。马船夫役折银使得船户负担得以减轻，原籍与卫所船户的联系不再紧密。在明代赋役制度演进中，马船夫役改革可视作一条鞭法的先驱，又因一条鞭法推行而稳固下来。

古代文明(中英文)，2024(02)，2024.04.01

宋上上、雷军：新见明弘治十六年南京内府勘合底簿研究

摘要：新发现定名为《明弘治公文集锦》的档案，计一册。文册记录了弘治十六年(1503)南京内府衙门的钱粮进出，册内多处编有半印字号，公文的称呼并不能准确反映其真实面貌。结合明代官署志中的记载，考证出该册应为南京内府勘合底簿，由南京六科编制，南京户部印发，皇城各门门吏收掌，用于南京内府钱粮出入稽核。这一发现填补了明代勘合底簿实物的空白，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勘合制度和南京皇城史地的认识。

历史档案，2024(02)，2024.05.15

徐维焱：地质学与考古学的交汇点——袁复礼在中国西北科考团期间的甘肃考察

摘要：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初期，地质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从理论层面为考古学提供方法论，还主持和参与了实践性的考古发掘活动。在此过程中，西方学者固然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但中国科学家的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袁复礼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在考古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先后参与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田野发掘经验。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他在甘肃地区独立主持的一系列考古调查活动，不仅是对甘肃地区史前考古发现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对甘肃民勤地区后续的考古工作提供了津梁。

敦煌学辑刊，2024(02)，2024.06.15

08.硕博生发文

李柏杨:简牍所见“受制”与秦汉诏令运作——兼论中古时期的“宣敕”

摘要：据里耶秦简8-461记载，秦并天下后，改“受命”为“受制”。据岳麓秦简可知，“受制”是指官员听受并记录君主口谕，随后官员再行奏请君主发布诏令。这展现出君主集权下的君臣分工模式。“受诏”则指领受诏令，多不具备“受制”所蕴王言传达之义，其背后是“制”与“诏”的差异。带有口头色彩的“受命/制”出现于官僚制演生初期；随着文书行政机制的成熟、尚书机构的发展，“受制”在汉代消失。另一方面，中古时期诏令运作过程中的“宣”“宣敕”，与“受制”具有一定相似性，其间折射出汉唐间王言体系与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的变革与延续。

古代文明(中英文)，2024(01)，2024.01.01

卢宇嘉、昝涛：试论奥斯曼帝国走向一战之路

摘要：奥斯曼帝国卷入一战，是这场战争蔓延成为世界大战的重要标志，开启了一战主战场之一的中东战场。这一关乎奥斯曼帝国存亡的决定，在过往的研究中被当作执政三巨头，尤其是恩维尔帕夏错误至极的一意孤行。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不仅是奥斯曼精英在民众普遍支持下所做出的集体决策，而且是当时环境下面临被瓜分的“西亚病夫”不得已的选择。此外，加入同盟国一方并不意味着参加战争，虽然奥斯曼帝国一直渴望与德国结盟，但是加入战争却是不情不愿的。帝国执政者们一直拖延参战，以尽可能地为本国谋求最大利益。直到德土同盟濒临破裂之际，奥斯曼帝国无奈之下才最终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军事历史，2024(01)，2024.01.28

潘欣源：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环境政策的实施困境——以杜雷诺社区为例

摘要：厄瓜多尔在2008年宪法修正案中以“美好生活”为纲，赋予大自然以独立法律人格，这种做法在国际上较为先进。但是，宪法原则与原住民传统的“美好生活”理念存在差异，在实施过程中与原住民社区产生了冲突：政府主张引进石油公司，适度开发，将雨林地区纳入国家管辖;原住民主张保护环境，维持自治。面对石油开发对传统社区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原住民进行了抗议，但最终，为了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融入现代国家，原住民向国家力量妥协，部分地修改了“美好生活”的意涵。本文从原住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杜雷诺社区在石油开采问题上与政府和外国公司的冲突。该社区自20世纪60年代因石油开发进入国家体系以来，对石油开采从陌生到反抗，再到妥协与合作的转变，展现了“美好生活”理念在原住民传统中与宪法中的不同。本文通过分析原住民运动的背后逻辑及转变，揭示环境政策实施中另一主体的能动性和复杂性，为自然赋权行动提供镜鉴。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24(00)，2024.02.15

周婧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内宣传：政策理念与运作机制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战争信息署开展针对国内受众的宣传工作，以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及进行战争动员。在开展宣传活动时，战争信息署时常受到军方和其他政府机构的牵制与贬损。为避免被怀疑“操控舆论”和破坏新闻自由，战争信息署始终坚持“真实策略”，努力向公众提供清晰完整且真实准确的信息。在处理与商业媒体及民间组织的关系时，战争信息署坚持“公私合作”的运作机制，将自己定位为协调机构和信息发布机构，为各行业的宣传活动提供指导与咨询服务。这些理念和机制保证了战争信息署对内宣传目标的实现，并塑造了此后美国对内宣传的风格。

美国研究，2024(01)，2024.02.15

许俊拯：山东革命根据地对外贸易中的“以货易货”(1940—1949)

摘要：为支持与日伪的经济斗争，山东革命根据地起初厉行“以货易货”，但执行中出现诸多偏差，更兼1943年9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政策转而鼓励出口，“以货易货”因此被废止。但是，“以货易货”此后却在山东的外贸实践中频频复现。之所以如此，除了经济形势的变动外，山东革命根据地对外贸易中的“以货易货”自身意涵的复杂化与专业化也是重要原因，这体现出中共在经济工作上的进步。“以货易货”的内在动因是中共经济观念中浓厚的“统制”思想，而中共统制对外贸易则力求达到“自给自足”的结果，这堪称一种“类进口替代”的思路。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4(01)，2024.02.25

李威：走向“社会民主”——英国早期费边社的民主观

摘要：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英国重要的社会思潮，而早期费边社的民主观是理解费边社会主义的关键。从萧伯纳到韦伯夫妇，再到柯尔，费边社各届领导人都通过重构民主概念来阐述各自的社会主义思想。解析早期费边社民主观的内涵与流变，反映出他们是如何将西式民主融入到社会主义思想中，从而又产生了何种内在矛盾性。

政治思想史，2024(01)，2024.03.10

李原榛：战后初期日本民主化过程中天皇制的应对——以帝国议会中的“国体”论说为中心

摘要：在近代天皇制下，政治权威与道德价值融合于天皇一身，日本国民是天皇的“臣民”。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在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革，其目的之一便是去除“臣民”这一枷锁，使天皇成为日本国家与国民统合的象征。天皇制的留存与民主化改革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日本政府在维护天皇制的同时，也在思索如何应对战后民主化改革的要求。战后初期，日本各届内阁试图通过重新解释“国体”，使天皇制适应民主化改革的要求。以新宪法草案发布为界，各届内阁对“国体”与民主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国体’的民主化”与“民主的‘国体’化”两个发展阶段。最终吉田内阁将“国体”重新解释为国民对天皇的感情，承认了政治与法律上的民主化改革成果。与此同时，感情化的“国体”解释掩盖了反思天皇地位的可能性，也使国民的主体性保留了“国体”化的可能性。

日本文论，2023(02)，2024.03.15

许俊拯：1945年无锡先天道事件再探

摘要：由于日伪、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对乡村社会的过度压榨，且当地中共、日伪及忠义救国军势力范围的缝隙中存有发展空间，1945年春夏，以“先天道”为旗号的一系列群众暴动在无锡爆发。随着暴动的发展，先天道上下很快分裂，上层于4月中旬与日伪当局妥协，但由于组织结构混乱、道徒成分复杂，加上各方势力的刺激、拉拢和渗透，下层民众迳自推动暴动不断升级。伪无锡县政府率先扣押先天道若干首领并发布勒令解散的最后通牒，中共和忠义救国军也无意看到暴动持续，先天道事件遂走向终结。该事件折射出抗战末期无锡地区复杂的均势局面，也体现出中共应对民间力量时的策略性和原则性。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01)，2024.03.15

李小雨：探索另一种现实——雅克·勒高夫的中世纪想象物研究述略

摘要：中世纪想象物研究是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开创，但长久以来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通过与相邻概念的区别，勒高夫将中世纪想象物界定为传统现实之外富有诗意的幻想现实集合。勒高夫中世纪想象物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由奇观、时间和空间、身体、梦、英雄这五大类主题组成。勒高夫在史料选材上引入文学艺术类材料，注重词汇研究、“长中世纪”考察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呈现出拒绝经济决定论的理论特点。该研究的提出，来自勒高夫对法国方法学派以及拉布鲁斯经济社会史范式的反思。其史学意义在于对前辈史家的学理超越、推动整体史研究和促进跨学科合作三个方面，该研究对今天仍具重要启示。

史学月刊，2024(03)，2024.03.25

高学思：“不优雅的让步”：英印军队军官群体的印度化过程（1901—1945）

摘要：20世纪之前，印度人在英印军队中可以担任士兵、士官和准尉（总督委任军官），但因英国统治者的限制，无法和英国人一样成为正式军官（国王委任军官）。20世纪上半叶，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不懈争取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势逼迫下，英国人以务实灵活的保守主义态度，逐步做出妥协。印度人被允许进入正式军官群体，在其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并获得平等的权力。到二战结束时，军官群体的印度化已大有成效，这为印度独立时军事权力的顺利交接奠定了人员基础。

军事历史，2024(02)，2024.03.28

王栋：公孙瓒麾下的“白马义从”——汉末骑兵发展的个案考察

摘要：为对抗北方游牧族群，汉末军阀公孙瓒吸纳北方游牧族群士兵，借鉴骑射战术，并将之同汉地的冲击战术、军阵相结合，创建了一支精于骑射、又擅冲击的精锐骑兵部队，因战马多为毛色变白的青毛马，故称“白马义从”。它的建立、发展与衰败，亦是整个公孙瓒集团兴衰的缩影。“白马义从”是汉末专业化骑兵部队的典型个案，这一时期的骑兵发展到了新阶段，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频繁的合作与冲突中交流互鉴，从而推动了军事技术革新与战术进步。马镫这一改变战争形态的发明，即诞生于此背景下。

军事历史，2024(02)，2024.03.28

王栋：“藩镇之患”到“以忠拓境”——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历史形象的重塑与流变

摘要：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并非河南开封人，而应出身于鲁西南一带，1218年归宋后被授予京东忠义统制、修武郎、青崖寨屯守总管、大名总管、京东西路副总管等职，主要活动范围为山东西南、河北中南及河南北部，1225年被肖乃台、史天泽擒杀于赞皇五马山。自降宋以来直至战死，彭义斌始终被南宋视为“藩镇之患”，百般提防，这一态度在其战死五年后发生了根本转变，此时南宋与李全彻底决裂，出于政治需要，南宋将同为红袄军首领的彭义斌重塑为与“奸臣”李全对立的“忠义”形象，因此史料书写带有明显的褒扬倾向，这在当时并非孤例。南宋建构的彭义斌形象，在后世又被不断放大，影响至今。彭义斌历史形象的建构与流变，为红袄军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宋史研究论丛，2024(01)，2024.03.31

雷军：《水经注》定名考

摘要：郦道元注《水经》的定名经历了一个长期动态过程。从史志目录、实物版本方面看，郦注大题皆为“水经”。唐宋文献有“水经注”“注水经”等称呼。明万历间“水经注”始见于该书内封中，刻序也有改动，以“水经注”为名的相关刻本由此出现。清初学者对《水经》作者进行辨伪，影响了乾隆时期戴震诸人，其所校官本将郦道元由“注者”提升为“撰者”。至此，“水经注”成为书籍的正式名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02)，2024.04.10

姜阳：墨美关系与现代墨西哥国家的形成

摘要：1808—1867年的墨美关系从领土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展开。在领土方面，美国的扩张运动多次重塑了两国边界。通过得克萨斯战争和墨美战争，美国占领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严重破坏了墨西哥的领土完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国首位驻墨西哥公使波因塞特在墨西哥支持约克礼式会，利用意识形态影响墨西哥自由派。在墨西哥三年内战和反法战争期间，美国在“捍卫新大陆联邦共和制、抵御旧大陆君主国入侵”的口号下，以军事援助和外交声援的方式支持墨西哥胡亚雷斯政府，协助墨西哥自由派战胜了保守派，推翻了马克西米利安帝国。总体来看，1867年前的墨美关系既包含了“以领土换保护”等利益交换的现实层面，又囊括了盎格鲁清教文明征服西班牙语天主教文明、以“美国模式”对抗君主制等文化层面。不过，美国对墨西哥的意识形态输出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主要为其领土扩张的现实主义目标服务。由于墨西哥自由派的自由主义理念强调抵御外部强权干预和维护国家主权，这与美国普适性自由主义外衣下的扩张主义相抵触，也深刻影响了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政府在现实利益方面的合作。

拉丁美洲研究，2024.04.12

宛盈：承明、金马诸地考——兼论隋唐长安宫省著述之所的承与变

摘要：汉未央宫中的承明、金马诸地，是集聚王朝精英和思想文化的宫省著述之所。隋唐都城长安远绍汉京，诗赋中多有援用汉宫意象的辞章，借以描摹隋唐宫省著述之所的场景。文学遥想模糊了实际空间的记载，承明、金马等地是否在隋唐宫省中仍然存在，通过传统史料难以辨明，而佛教史料、敦煌文书提供了更丰富且明确的信息。代宗译场关联的佛教记载证明唐宫确有承明殿所，佛教活动进入宫省著述之地；敦煌文书则显示金马、建章等汉宫故地与唐时佛教写经活动建立了联系。长安宫省著述之所遥承汉思、兼蓄新风，隋唐王朝思想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性和多元化。

中国典籍与文化，2024(02)，2024.04.15

陈乙燊：联邦与地方：加拿大《排华法案》立法过程分析（1871—1923）

摘要：过往学界对于加拿大排华的研究大多关注排华的原因以及排华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则将焦点关注在加拿大1885年与1923年两部《排华法案》的立法过程，依据所存加拿大联邦议会和地方议会记录，探讨分析两部《排华法案》先后出台的具体历史语境。通过对议会辩论的分析，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地方政府与加拿大联邦政府在不断博弈与妥协的过程中先后出台了1885年《排华法案》和1923年《排华法案》。进而认为在加拿大引发所谓的“华人问题”，不仅是双方之间种族文化冲突以及劳工竞争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加拿大政府出于对经济的把控和对外交关系的考虑。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争取联邦政府立法排华的举动可以看作地方主义在该省的萌芽。

华侨华人研究，2022(00)，2024.04.30

刘文炯：从“蔚陈家涧堡之破”看明代中期的城乡互动

摘要：学界对于明长城宣大二镇军事防御聚落体系的研究愈加重视，但因缺乏相关文献和较少使用物质、空间类遗存材料，对该区域嘉靖时期民堡的研究并不多见。结合田野考察材料和尹耕所著《乡约》，从蔚陈家涧堡之破、蔚州嘉靖并堡、堡内成员的组织与防卫等视角分析明代中期的城乡互动，在村堡空间和防御心态层面均有发现，尤其是通过民堡并建过程中空间规制的具体变迁，可以揭示明清时期城乡互动的具体情况。这将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基层视角和研究范式，有利于系统、整体地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研究。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03)，2024.05.15

姜瑞雯：明代流刑折杖收赎考

摘要：《大明律》规定，诬轻为重未决者徒、流二刑可以折杖收赎。宣德以后，明朝陆续颁布罚钞赎罪例与收赎则例，以张楷《律条疏议》为代表的律注中对律文规定折杖算法作出变通，孙存、应槚等人在注律时将折杖收赎内容绘成图表。万历年间官方刊行《大明律附例》及《大明会典》吸收民间律例刊本中的收赎图，图表内容与诬轻为重律文存在分歧。顺治四年(1647)《大清律例》依据律文对收赎图进行修订，使图表内容回归律文本身。

历史档案，2024(02)，2024.05.15

李佳：隋唐胜州平河水与北部边疆军需补给运输问题研究

摘要：平河水是隋开皇年间在北部边疆胜州人工开挖的漕渠，隋唐时用以连通粮仓，转运边军军需补给。随着河曲地区军事防御格局调整与军需补给运输线变化，平河水的具体功能也存在阶段性差异。隋时黄河右岸设屯仓，并利用平河水转运屯仓中粮草至左岸诸镇戍。唐开元中，胜州平河水作为河曲地区军需补给运输线的重要一环，被用以将自河东陆运而来的粮草转运至右岸的中转粮仓。安史之乱后，因为补给运输线的调整，平河水被弃用，渐趋淤废。

历史地理研究，2024(02)，2024.05.20

黄志远：异界之旅的复兴——兼论《富尔萨生平》和《巴隆图斯的幻象》中的权力

摘要：异界之旅是一类历史悠久的故事，它曾短暂地受到冷落，后于7世纪的两部基督教文学文本《富尔萨生平》和《巴隆图斯的幻象》中重新被重视，从此异界之旅就逐渐成为中世纪文学的突出标识之一。把这两部文本放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背景中细读可以发现，尽管它们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都宣称各自的主人公在异界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以此巩固主人公所处修道院在俗世中的权力。这两部文本中的主人公都经历了一段往返于异界的旅途，得到了异界的启示，并将之带回俗世转变为权力。于是，异界之旅便作为文学手段得以复兴。解释异界之旅复兴的原因，不仅补充了中世纪文学史，也可以由此深入思考权力诉求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代比较文学，2024(01)，2024.05.31

许俊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山东根据地的缉私斗争

摘要：20世纪40年代，为打击以群众为主体的走私，山东根据地动员群众通过向税务机关密报等方式参与缉私。由于实行对外贸易统制与保证根据地内外经济交流之间存在张力，群众缉私面临挑战。山东根据地一方面以提成等物质激励调动群众积极性，另一方面开展缉私教育，并将缉私动员同其他群众运动结合，让群众认识到长远利益与现实需要的一致性。面对缉私过程中出现的尺度过紧或过松问题，中共努力在战争观念与群众观念中间调适，力求两全，使缉私卓有成效。

中共党史研究，2024(03)，2024.06.05

徐姝：袁复礼旧藏丁道衡西北考察文献探析

摘要：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参与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西北考察活动。在前后五年的考察中，成员们搜集了大量采集品，陆续运至北京保存并研究。由于战乱和工作调动，丁道衡的个人采集品保存在北京袁复礼处多年。1955年，丁道衡不幸去世，其西北科考的研究工作也戛然终止。通过袁复礼旧藏1955-1956年间的往来书信及物品登记册，可大致还原丁道衡采集品的情况，以及其家属与乐森璕、袁复礼处理采集品及私人书物的过程。前后历时两年的往复商量，不仅展示了一段地质学家早年交谊的往事，反映了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公器的奉献精神与科学操守，也为我们了解西北科学考查团藏品最终的归宿提供了重要个案。

敦煌学辑刊，2024(02)，2024.06.15

李正一：袁复礼西北考察野外记录簿的内容与价值

摘要：袁复礼在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于自备的野外记录簿中记录了随行日记、测量数据、收入支出账目、阅读笔记、调查杂写等内容，这些原始记录成为他后来撰写《蒙新五年行程纪》和《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重要依据。本文选取袁复礼西北考察野外记录簿中保留的日记、账目、数据和阅读笔记等内容，结合袁复礼旧藏地图、照片资料，对1927-1933年间袁复礼的考察行迹进行梳理和补遗。袁复礼在包头调查期间的英文日记和草图，反映出他作为地学家的独特学术旨趣。而袁复礼阅读斯文·赫定和勒柯克著作时的摘抄笔记，则说明他对西域史地和民族志研究产生了兴趣。袁复礼最早试译了勒柯克著作中的新疆地名，并根据考察时获得的口述资料撰写了《新疆之哈萨克民族》一文，这为理解袁复礼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提供了更丰富而详实的证据。

敦煌学辑刊，2024(02)，2024.06.15

王婷婷：新西兰环境史：一个研究领域的起源、发展和特点

摘要：2002年以来，“新西兰环境史”虽然已经成长为全球南方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但却不为我国学界所熟知。该领域的起源、成就和研究取径与全球环境史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同时具有自身的特色和问题。新西兰环境史研究偏爱森林、农业、生态入侵与物种交流等主题，既关注物质层面的生态和经济变迁，也重视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作用。就研究路径而言，民族认同和生态帝国主义中心—边缘模式依然占据主要地位，但帝国网络叙事、在全球视野下关注地方生态变化或者追踪生态与文化要素的流动成为写作的新趋势。新西兰环境史研究脱胎于移民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与新西兰人追寻自我身份和认同的问题密切相关。大多数研究围绕“新欧洲国家”的学术定位展开，局限于殖民时期白人男性与环境的关系。新的研究开始探索华人和毛利人的故事，从而挑战这种定位和欧洲中心论。

学术研究，2024(06)，2024.06.20

徐伟喆：日本散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辽藏》残片

摘要：《西域考古图谱》所刊，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静嘉堂文库、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所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不少《辽藏》残片。其或属大谷探险队收集品，或为梁素文等人旧藏，并能与旅顺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等馆藏缀合。通过全面梳理比定并作缀合，该部分《辽藏》残片的价值可得彰显。

吐鲁番学研究，2024(02)，2024.06.20

高学思：英印军队族群构成的变迁（1858—1914）

摘要：今日印度陆军的族群构成有一明显特点：锡克教徒等族群贡献兵源的比例远高于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个特点形成于其前身英印军队时期。1857年兵变之前，英印军队的前身即东印度公司军队中的印度人部队在招募士兵时不太关注族群问题；经过兵变的冲击，1858年之后英国人意识到族群问题是军队忠诚的核心，因此制定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招募各个族群的士兵，令其互相制衡；19世纪后期，在俄国的军事威胁下，英印军队将侧重点转向提高战斗能力，因此在维持分而治之原则的情况下，主要从“尚武种族”中招募士兵。尚武种族是英国人从殖民者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忠诚程度、军事传统以及具体战绩等多个因素，所确定的一些特定族群。尚武种族的观念和相关族群的参军传统是殖民时期留给印度的重要遗产，至今仍然有持久影响力。

世界历史评论，2024(02)，2024.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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