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俞大绂
生卒年:1901—1993
籍贯:浙江绍兴
身份:植物病理学家、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成就:
我国植物病理学和农业微生物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从事禾谷类作物抗病育种及种子消毒研究,首先发现小麦秆黑粉病具有的分化性,开创我国生理小种研究的先河。对我国作物病毒病害和细菌病害进行了先驱性与开拓性的研究。在我国首先开展赤霉素的研究,培养出优良菌种,研究提出发酵工艺流程以及提纯技术,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真菌异核现象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微生物遗传学开辟了新的领域。
院士语录:
俞大绂一直是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好学生。1915年,他考入了复旦公学(今复旦中学),毕业后进入南京的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学习,主修农科,兼修化学。
1928年,抱着“科学救国”信念的俞大绂赴美国深造,攻读动植物病理学。1932年,俞大绂获得博士学位后,谢绝了美国教授的挽留,毅然回国,成为母校金陵大学农学系的教师。
俞大绂一做就做了大半辈子教师。他将从书斋里汲取到的理论养分,全部播撒到了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田间地头就是他的实验室。
1951年,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苹果树腐烂病,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300多万棵苹果树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俞大绂得知消息后,马上带着防治小组赶了过去。白天,俞大绂在几个果区间来回奔波,和果农交流问题,采集标本;晚上回到住处后,他又反复实验,研究发病规律,寻找苹果树得病的原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北地区一时还没找出病因,华北、西北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苹果树腐烂病。俞大绂又马上赶过去采集标本,走访农民,在三个地区间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好几个月,终于研制出了防治的药物。他将药物分发给农民后,又手把手地教给他们抗病育种的方法。很快,苹果树腐烂病被彻底遏制住了。
20世纪50年代,俞大绂(左)在广东省察看菠萝病害
苹果树腐烂病刚刚治好,华北、西北地区的谷子田里又暴发了谷子红叶病。才刚刚歇下脚的俞大绂,又背上采集箱,再次出发了。他一头扎进谷子田里,又是好几个月。
最终,谷子红叶病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为此,俞大绂带领的防治小组受到了国家的嘉奖。他撰写的有关红叶病的论文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俞大绂一生都在为解决我国农业生产中的病虫害问题忙碌着。
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守护人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北平城外的空中,隆隆的炮声轰鸣着,解放军已到达城下。
位于西郊罗道庄的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们,一时六神无主起来。听到清华大学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们更是人心惶惶。这时,宿舍区管理员接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电话,让大家赶紧撤出校园。师生们闻讯纷纷准备逃离,刚拥到校门口时,却被俞大绂拦住了。
“我们不能走,一走学校就全完了。”俞大绂张开双臂,挡住了师生们,“我们要留下来守护这好不容易才建起来的校园。”
大家停住了脚步,默默地看着俞大绂。好几个和他共同参与建校的老教师回想起了创校时的艰辛。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俞大绂受命在罗道庄的原址上重建北京大学农学院。一连好几天,俞大绂在老农学院的废墟上徘徊着,盘点着残破的“家当”:有4幢没有倒塌的老宿舍,修缮一下还可以用;要建造能容纳300多个学生的新宿舍;修葺向政府借来的39幢平房,作为教职员工宿舍……这些都要钱。俞大绂四处奔波,筹措钱款,头发都忙白了,才建起了校舍,购足了设备……
想起建校时的不易,一大批师生心有不舍,留了下来,和俞大绂站到了一起。俞大绂则偷偷将裤兜里的一封信揉作一团,那是美国一所大学的邀请函;英国的一个研究机构为了争取俞大绂,连机票都给他买好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也要派飞机接他去南京……这些通通都被俞大绂拒绝了,他哪儿都不去,就要留在自己一手建起来的农学院。
留下来的师生分成了几个小组,轮流在学校里巡视。看到墙被炮弹打穿了,他们就拿砖块堵上。就这样,俞大绂带领师生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守护着校园,一直到共产党派人将他们和贵重的仪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50年,俞大绂(一排右二)与北京农业大学参军同学合影
1949年9月,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并在1950年正式命名为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之后,北京农业大学虽几经动荡和变迁,俞大绂却始终坚守在北京农业大学,保护着学校的资产。
一生坚持看书学习
俞大绂一生经历多次战乱,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始终坚持看书学习。他也是这么告诫学生的。
他的一位学生当了领导后,抱怨行政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书。俞大绂急了,用指关节敲着桌子说:“你现在正是做事的时候,长期不看书可不行啊!你学习条件再差,也差不过我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会儿吧?”
抗战时期,俞大绂随金陵大学西迁,在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任职。那时候,天上时不时有轰炸机飞来飞去。刚刚搬迁到昆明,人生地不熟,还有各种杂事缠身,可俞大绂依然坚持看书。他的办公室、实验室、卧室,所有伸手可及的地方都有书。只要稍有空闲,他就见缝插针地看几页。可日寇的飞机天天轰炸,他总是没看几页书,就要去防空洞躲炸弹。
在防空洞里,俞大绂照样镇定自若地捧着书看。有人指指头上呼啸而过的轰炸机,不解地问:“中国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有心思看书啊?”
俞大绂眼睛依旧盯着书本,坦然地回答:“一颗炸弹能炸多大的坑?中国之大,小日本能有多大能耐?战争总会过去的。”
是啊,战争总会过去的。风雨过后,建设国家还是要靠科学知识。俞大绂常常说:“学打铁要拉五年风箱。”所以他要不停地看书积累知识。
就这样,在敌机的轰炸声中,俞大绂坚持看书、做研究,还将成果写成论文并成功发表。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曾在一次讲座中引用了俞大绂的论文,并动情地说:“这些工作是俞大绂先生在日寇炸弹的轰炸下进行的。”在座的专家学者们听后,发出了一片感叹声。
俞大绂一辈子都在“拉风箱”,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晚年时,一个更凶险的拦路虎横在了他面前——1964年,俞大绂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左眼失明,右眼也只有微弱的视力。可他爱看书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住院治眼病期间,护士一不留神,他就拿起放大镜,脸几乎贴在了书页上,照样津津有味地看书。
正在伏案著书的俞大绂
当时,农业微生物专业开设了微生物遗传学课程,刚出院不久的俞大绂便主动请缨,要亲自给学生讲授这门课程。可他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要怎么写板书,怎么讲课呢?俞教授想了一个办法,他提前一天将讲课内容录音,第二天再拿到课堂上放给学生听。每次录完后,他自己要先听一遍,哪一段讲得不够理想,就要重新再讲一遍,再录一遍。一堂课往往要录好几遍。
有一次,俞大绂病了,躺在床上,但他仍然坚持将课程录了下来。由于身体太虚弱,他就没有将录音再听一遍。第二天,他的助理上完课回来,俞大绂盯着他问:“今天讲课的效果怎么样?”
“录音效果还可以,就是有几个地方……”助理看着病榻上身体仍然很虚弱的老师,不忍心再说下去。
“快放给我听听。”俞大绂却坚持要他放一遍录音。果然,录制下来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好几处地方声音微弱得根本听不清楚。
“不行,”俞大绂挣扎着从床上撑起身子,“明天……明天你来扶着我,我要亲自去给学生们讲课。”
从这以后,眼睛几乎失明的俞大绂一直坚持亲自去教室给学生讲授微生物遗传学。
1986年,俞大绂教授(右二)在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
“耄耋犹勤读,时时还笔耕。钻研何孜孜,硕果世蜚声。”从少年时代勤读到耄耋之年,学生写给俞大绂的这首诗正是俞大绂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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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国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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