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支航空队中的四名安徽金寨人

民生   2024-11-23 14:59   北京  




金寨史料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记载,在1938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陈云负责,从中国工农红军干部中挑选了44人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加航空培训。在参加培训的中共第一支航空队的25名飞行员中,有4人是安徽金寨人,他们是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他们从不足小学文化程度的“山里娃”,成长为翱翔蓝天的飞行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这一非凡历程也为其富有革命传奇的人生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参加红军,看到飞机,根本没想过当飞行员

安徽省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地,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1929年,这里先后爆发了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先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等11支成建制的红军队伍,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的主要发源地。方华(原名李树芳,1917年出生)、方子翼(原名方泰兴,1916年出生)、王东汉(1913年出生)、汪德祥(1916年出生)家所在的汤家汇、果子园、南溪和金家寨都是两大起义的爆发区。在那“闹红”充满激情的岁月,他们先后报名参加了红军,都在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

1930年春,国民党空军的一架“可塞”式飞机,从武汉到开封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因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迫降在鄂豫皖边区宣化店西南陈家河的河滩上(今大悟县)。当地的赤卫队包围了飞机,俘虏了飞行员龙文光。时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徐向前接见了龙文光,动员他参加红军,龙文光表示愿意。这样,中国工农红军就有了第一架飞机,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将之命名为“列宁”号,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航空局。随后,根据需要,在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河南新集、鄂东北特委所在地湖北紫云、皖西北特委所在地金家寨分别修建了机场,后来还在金寨境内的麻埠修建了简易机场。这样,在金寨境内就有两个红军机场,供“列宁”号飞机起降。

当时的红军指战员看到“列宁”号飞机起飞降落,感到十分惊奇,感慨不已:

“这么大的‘铁家伙’怎么能飞上天呢?”

“能将这么大的‘铁家伙’弄上天,该要多么大的本领?飞行员这样高深学问的人不是凡人,太了不起了!”

当时,包括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在内的红军指战员对乘飞机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说当飞行员了。至今,年过九旬的开国将军方子翼还多次感叹:“当时就是想当红军,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当飞行员!”


历经磨难,到达迪化,没想到真的要当飞行员


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随部队离开家乡金寨,后转移到川陕地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军发展到8万之众。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强渡嘉陵江后,也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在此期间,方华先后担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方子翼任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王东汉任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秘书;汪德祥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机要科译电员。

由于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饱受磨难,最终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第五军、九军、三十军共21800多人组成了西路军,执行打通经宁夏、内蒙、新疆到苏联“国际路线”的任务,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一起随军西征。

由于多种原因,西路军在与国民党马家军的激战中,伤亡惨重,最终失利。在石窝战斗中,红三十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方华率八十八师二六七团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为了不当俘虏,毅然跳下山崖,幸未摔死。他在一个山洞里藏身,数天后,敌人撤退,他化装后历尽艰险回到了延安。

与此同时,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等400多人也突出重围,于1937年4月底到达了新疆星星峡。5月1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带着20多辆汽车和食品物资前来接应,这一批西路军幸存人员于5月7日晚进驻迪化城西的阜新纱厂。

在这里,九死一生的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和后来也到迪化的方华,经历了军旅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扩建了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并设立了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培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陈云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经过与盛世才多次交涉,双方达成了为中共培训60名航空人员的协议。

党中央对选调学员工作非常关心,明确指出,这是关系到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大事,要陈云具体负责。10月初,陈云先到西路军进疆部队(代号为“新兵营”)各大队调查摸底,挑选航空学员。经过考察,先选中了20人,方子翼、汪德祥就在其中。

能参加飞行员培训实在是机会难得,可当时被选中的人却并不乐意。当组织上找他们谈话时,大多数人都明确表示不愿干。主要原因是文化程度低,都是只学到一至三年级的小学生;知识少,既不懂天文地理,也不通数理,怕不能完成任务,耽误党的大事。

文化程度稍高些的青年科长方子翼和另一个干部也不愿意当飞行员,陈云向他们发了脾气:“苏联专家说,猩猩都能学会飞飞机。猩猩有什么文化,有什么知识?我不但不准你们再说不,而且要你们亲自动员说服那些不愿干的人听从组织分配,否则考虑你们的处分!”

1937年11月上旬,从苏联回到迪化的邓发接替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对组建中共第一支航空队非常重视,他对不愿意学习航空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竟敢不服从组织分配,叫他飞天都不干,还想干什么?谁敢再说不干,就把他拘留起来,开除党籍!”

两个中央代表都发脾气了,再也没有人敢说不干了。

由于人数不够,邓发又降低条件在新兵营挑选了5人,年龄大一些的王东汉也被选上了。陈云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继续组织选调航空学员的工作,又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等单位选定了19人,正在延安摩托学校学习的方华也被选中。陈云鼓励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938年3月,选调的44名学员会合在迪化,并成立了党支部,方子翼任支部委员。老乡加战友的方子翼和方华一见面,惊喜交加:“嘿!你还活着!我还以为你光荣了呢!”“我也以为你牺牲了,再也见不到你了,心里还悼念过你呢!”两人相互打量,哈哈大笑,紧紧握手,久久不肯松开。

后来,在这44名红军学员中有1人因病返回延安,其余人员分成两个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4人全部被分配在飞行班。从此,他们开始与飞行结缘,这也成为他们军旅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



知耻而进,勤学苦练,用红军精神学当飞行员


文化程度低是学习飞行技术的拦路虎,这些红军学员第一次上课就品尝了教官的“下马威”。

新疆航空队飞行中队长李膺祺在上第一堂课时,就故意让学员们难堪。

他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物理三变态?”学员们被一个个点名回答,答不上来就站着。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4个人也答不上来,最后全班25人全部站着,直挺挺的一片。

学员们低着头,憋着气,羞愧难当,李膺祺洋洋得意地来回踱步。最后,他声色俱厉地吼道:“像你们这样的文化程度,还想进入航空界?做梦去吧!我这课没法上了!”说罢,扬长而去。

方华、方子翼、王东汉、汪德祥这些打仗不怕死、遇事不服输的红军学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回到宿舍后都气得直喘粗气。

面对这种情况,红军学员的党支部立即开会进行了研究,认为课堂上出现的情况虽然出乎意料,但也说明了学员们本身的文化水平确实低,这里的教官并不都欢迎我们。这只是第一个“下马威”,今后可能有更恶劣的情况出现。要求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沉着,要挺住。要发扬红军精神,战胜困难,完成学习任务。

当过师政治部主任的方华鼓励战友说:“我们要不忘红四方面军的军训,这次学习也一定要‘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

年龄大一些的王东汉表示:“我们当红军经受过千百次枪林弹雨的考验,从不怕死;从金家寨到川陕,到会宁,到新疆,千山万水,四过雪山草地,更不怕难。我们只要加倍努力,就一定能战胜困难,争这口气。”

就这样,红军学员们知耻而进,面对30多门航空理论科目,以勤补拙,迎难而上。他们除在课堂发奋学习外,还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到书店自己购买“物理学”等教科书,自己自学补习基础知识;二是相互配合,自习时集体对课堂笔记,互相补缺,对不懂的问题展开集体讨论,让大家都弄懂;三是先进带后进,方子翼学习成绩好一些,就对文化程度低的王聚奎实行一帮一的辅导;四是刻苦学习,挤出休息和空余时间全部用于学习,晚上下了自习不准进教室学,大家就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红军学员们的学习渐入佳境,全部通过了考试,取得了航空理论学习的优异成绩。他们拼命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包括李膺祺在内的学校校长和教官,使他们对这些红军学员刮目相看。

1938年4月8日,开始初级教练机飞行训练。汪德祥分在第一组,方子翼分在第二组,方华和王东汉分在第三组。想到自己就要飞上蓝天,他们感到非常自豪并满怀期待。

汪德祥第一次在教官的带领下登上教练机,飞上了蓝天。他看到地面房屋和人越来越小,感到很惊奇。教官吩咐汪德祥:“你拉一下驾驶杆,体会一下操纵动作。”汪德祥想,飞机这么大的铁家伙,飞这么高,开起来一定要好大劲。于是他使劲将驾驶杆猛地一拉,飞机头“嗖”地一声就翘了起来。教官慌忙喊道:“松手,赶快松手!”汪德祥吓得赶快松手,飞机又平稳了。他心里嘀咕:“乖乖,好险!要不是教官喊得快,我松手快,这飞机还不知翻到哪里去了。”

下了飞机,汪德祥瞪着迷惘的大眼睛告诉大家,我原以为飞机这么大的铁家伙,开起来一定很费力气。没想到飞机操纵系统这样灵,开飞机要像绣花那样轻手轻脚的才行/

由于他们坚持刻苦学习,认真操练,飞行技术提高很快。后来方子翼、方华和汪德祥成为飞行技术的“尖子”,参加了高级教练机飞行训练。王东汉由于操作飞机有痼癖动作,后被调到航空机械班学习。

中共中央领导对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人员关怀备至。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周恩来路过迪化时两次特意接见飞行班和机械班的代表。1940年后,新疆地区物价飞涨,为保证学员的体质,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经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决定从新疆历年来结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航空队学员的伙食补助,这在当时是一种少有的特殊照顾。



汪德祥牺牲,其余入狱,党中央设法营救回延安



经过4年多的艰苦学习和训练,1942年4月12日,方华、方子翼、汪德祥等飞行班学员顺利毕业。按照陈云与盛世才原定的协议,全体毕业学员都留在盛世才的航空队继续巩固提高飞行技术。机械班早在1939年9月毕业。王东汉虽然是中途改行进机械班学习的,但经过刻苦努力,毕业时也取得了好成绩,授少尉军衔,在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熟练掌握了现有飞机的维护技术。

不幸的是毕业不到两个月,汪德祥就因飞机失事而离开了战友。那是在1942年6月9日的清晨,这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汪德祥和几个飞行技术好的战友奉命来到距迪化90公里的飞机场,驾驶苏联最新伊-15双翼战斗机进行高难技术飞行训练。汪德祥驾驶飞机冲上了3000米高空,顺利地完成了大小坡度的盘旋、急转弯等高难动作后,又进行横滚的特技飞行。伊-15双翼飞机因机翼面积大,浮力也大,横滚飞行难度很大。汪德祥第一次做得不够理想,于是,他又进行了一次横滚特技训练。此时,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飞机旋转速度异常迅速,霎时间由横滚变成了螺旋下降。由于这时的高度过低,难以改飞,汪德祥为了保住飞机而没有跳伞,结果坠地牺牲,年仅26岁。汪德祥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现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

1942年9月,德国入侵苏联腹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艰难时期,正当国内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之际,盛世才公开转向亲蒋反共,突然将在新疆航空队的共产党员囚禁起来。1944年11月又将他们关进了监狱,进行残酷折磨。方华、方子翼、王东汉等共产党员坚贞不屈,与盛世才等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在铁窗中仍坚持学习文化,复习航空理论,徒手模拟飞行,期待日后为创立人民空军尽力。

  对这批中共航空人员,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方设法营救。首先是请苏联政府出面找盛世才要人,盛世才没有答应。1945年8月29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重庆进行谈判,经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老朋友的身份,亲自登门拜访了即将赴任的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拜托他营救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慷慨承诺,到任后首先派迪化市市长屈武代表他到狱中慰问中共航空人员,并多次电陈蒋介石放人。1946年6月10日,被关押了3年9个月的方华、方子翼、王东汉等共产党员终于得到释放。张治中特意准备了车辆,并安排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中共航空人员到延安,以防止在途中发生不测。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方华、方子翼、王东汉等人于1946年7月11日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
  据方子翼回忆:“朱总司令和林伯渠以及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和延安的军民都到七里铺来迎接我们。从七里铺到延安城的途中,站满了人群,锣鼓喧天,爆竹声声,夹道欢迎。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汽车上的男女老幼,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这天下午,毛主席特意来到党校二部看望我们。毛主席同大家一一握手,并连声说:"好同志受苦了!好同志受苦了!"毛主席离开前,一再说:"回来的都是好同志,你们回来就是胜利!"大家含着眼泪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设宴欢迎从新疆回来的同志。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参加了宴会,朱德还亲自向大家祝酒。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使大家激动不已,决心要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为人民航空事业贡献力量。



艰苦创业,鞠躬尽瘁,为发展空军做贡献



1946年8月29日,方华、方子翼、王东汉等航空人员集中到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王家坪开会。朱德宣布“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正式成立,并任命方子翼为总部航空队队长,严镇为指导员。

  会后,朱德在八路军总司令部设宴,庆祝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成立。
  随后,方子翼和严镇根据朱德的指示,将航空队的飞行人员编成3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担任分队长。接着,大家开始复习航空理论,研究飞行和维护技术,锻炼身体,为重上蓝天做准备。

1946年9月20日,方子翼和严镇奉命率领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出发前往东北牡丹江,于1947年1月底进入东安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学习。随后,航空队的飞行员被分配到教官训练班培训,王东汉参加机械班的培训。机械班的学员在掌握日式飞机的各项技术后,充实到东北航校下属的各级领导岗位。方华、方子翼等十几个飞行技术优秀的飞行员担任了飞行教员,开始在东北航校培训航空技术人才,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准备。

1949年3月3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加快了人民航空事业的建设步伐。随后,方华、王东汉、方子翼相继离开东北航校,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和人民空军的建设鞠躬尽瘁,贡献力量。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迁入北平。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华北军区设航空处,在东北航校飞行二大队任大队长的方华,奉调前往天津担任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处长。

  此时,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虽然崩溃,但并不甘心失败。5月4日,国民党军队出动6架轰炸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炸毁机库1座、房屋20余幢,伤亡24人。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当面指示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在大批空军部队组建之前,先迅速组建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根据军委航空局的指示,迅速展开飞行队的筹建工作。
  为了尽快建成飞行队,熟练掌握改装的美式P-51型战斗机的飞行技能,方华主动要求去东北公主岭参加P-51型战斗机的改装飞行,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6月28日清晨,方华在机场一架用于对空指挥的P-51型战斗机上进行座舱练习,并对参加当日飞行的飞行员进行飞行检查。飞行结束后,他走下座舱,全神贯注地边走边翻阅笔记,不幸被滑行中的飞机螺旋桨击中头部,以身殉职,时年32岁。

1949年7月13日,军委航空局为方华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老红军出身的空军指挥员,并于8月1日在长春胜利公园修建了方华烈士纪念碑,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空军的创建者。纪念碑后因园林建设需要而被拆除,新的纪念碑于1980年重建。纪念碑碑顶有一架美式P-51型战斗机模型,碑正面上方镌刻着“忠贞为党”四个大字。

  王东汉在东北航校先后担任修理厂仪电股长、修理厂厂长。1949年11月被调往西安任西北军区航空处机务科长。到任后,他倾情空军建设,主动献计献策,提出建立一座中型航空修理厂的建议,被上级采纳。此后,他受命筹建了西安航空修理厂,并担任修理厂厂长。1951年,他被调到沈阳军区空军后,先后担任沈阳空军氧气厂厂长、沈阳军区空军后勤部器材处处长、驻哈尔滨一二二厂军事总代表等职务。无论在机关,还是在基层,王东汉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不计名利得失,为空军建设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陷为“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成员”,遭受关押迫害。1972年12月20日因病在沈阳逝世,终年59岁。1978年被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刘亚楼非常器重德才兼备的方子翼。就在空军即将成立的11月5日,刘亚楼在北京亲自找时任东北航校飞行一大队政委的方子翼谈话,要他担任第三驱逐航校校长,并就如何当好航校校长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大力支持下,方子翼不负重托,仅用25天时间,使第三驱逐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在济南如期开学,全校2000多人。后来,第三驱逐航校改名为第五航空学校。

1950年6月上旬,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刘亚楼又找方子翼谈话,让他兼任混成旅第十一战斗飞行团团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9月,方子翼被调到沈阳组建空军第三驱逐旅任旅长。方子翼马不停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将第三驱逐旅组建起来,10月27日午夜,又接到刘亚楼的电话,要他立即赴辽阳组建空军第四驱逐旅并担任旅长,准备参加抗美援朝。11月,为了统一部队番号,第四驱逐旅改名为空四师,方子翼任空四师师长。

空四师是第一支参加抗美援朝的空军部队。1951年1月21日上午,方子翼在安东基地指挥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将美军的一架F-84型战斗轰炸机击落,开创了年轻的人民空军对阵老牌美国空军的首次得胜录。

在抗美援朝期间,空四师先后5次进驻安东地区作战,协同苏联空军部队和中国空军兄弟部队担负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和交通运输线任务,共出动战机4200架次,空战920架次,击落击伤美机88架,还击毙了美国“空中英雄”、“王牌驾驶员”戴维斯。

抗美援朝结束后,1953年10月,方子翼任空军第二军副军长兼安东地区防空指挥所副司令。1955年授衔时,方子翼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6年春,方子翼任空二军军长,1959年4月调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军训练部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陷为“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的成员”而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对这一冤案给予了彻底平反。1978年,方子翼复职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分管作战。在此期间,他精心组织了空军边境作战,掌握了整个战场的制空权,胜利完成了战役航空兵保障任务。1983年5月,方子翼调任空军学院顾问,于1985年离休。

离休后,方子翼仍关心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和空军建设。进入21世纪,年近九旬的方子翼用颤抖的手,以惊人的毅力花费8年的时间,写下了近30万字的回忆录,记载了自己从农家娃到人民空军高级指挥员的艰难而非凡的历程。2010年7月1日,方子翼的回忆录《雪山·草地·蓝天》由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原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为此书作序。





图文来源:《党史纵览》2011年第11、12期(作者:阎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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