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甘甜: 基层政策执行与田野之问

基层政策执行与田野之问

甘甜

编者按：国家制订的公共政策需要落实到一定的地方场域，通过政策细化或再规划的过程，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从而形成中央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的执行格局。此外，公共政策同时承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项任务，其在基层情境下的贯彻落实关系到整体政策目标的实现。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甘甜老师深耕基层政策执行领域，并对田野调查和质性研究见解新颖独到，产出多篇学术成果，切实推动了学界研究发展，本期学人专访邀请到甘甜老师分享学术成果背后的故事及研究心得，以飨读者。

甘甜

嘉宾简介：甘甜，男，汉族，中共党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组成员，MPA教育中心副主任，“质性与案例研究”科研育人团队负责人，于2022年获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23年获第三届夏书章公共管理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研究兴趣为基层治理、政策过程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公共行政评论》《电子政务》《中国非营利评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经济体制改革》《城市问题》《湖湘论坛》《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青年探索》《中国PPP 年度发展报告：2021（PPP 蓝皮书）》、The China Nonprofit Review等国内外期刊或著作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1项、校级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1项、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部委委托项目3项；担任《公共行政评论》《公共管理评论》《电子政务》《中国非营利评论》《江苏社会科学》《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社会治理》《岳麓公共治理》等重要期刊外审专家，曾受邀为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内蒙古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高校开设社科研究方法论专题讲座。

1.专访部：在政策的现实运作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国家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走样”，利益主体、政策缺陷或制度张力都为基层政策执行的失效、走样提供了解释路径。在您看来，基层政策执行面临的困局是体制性的还是机制性的？

甘甜：首先，我想简要介绍一下自己为何会关注政策执行的研究。在政策过程中，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和政策评估是四大核心环节。我发现，我们国家的很多问题并不在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中央层面，政策总体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充满了博弈。这与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更多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满博弈。因此，政策执行在我们国家的行政过程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难题，这也是我关注这一领域，并以此为博士学位论文方向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我想回应一下大家关于政策执行过程中走样或变通现象的关注。我认为，这既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机制性的问题。

从体制层面来看：首先，中国的行政层级相比于其他国家特别长，政策在层层传导过程中容易出现失真和扭曲。其次，基层政府通常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执行任务，但实际上并没有系统、清晰的权责设置规定，导致有责无权的现象，给基层政府带来困难。再次，国家的政策设计与地方差异有关，统一的政策在地方执行时可能出现不适应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进行调整和变通。最后，严格的考核体制对地方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为了完成绩效指标，地方政府可能采取形式主义或造假等手段。

从机制层面来看：一是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大家会围绕政策进行博弈，影响政策的公正执行；二是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受到人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导致资源不足，难以完全落实政策；最后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容易出现扭曲失真，导致政策被误解、误用。

总体来说，体制性的因素是深层次的、根源性的，涉及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行政结构的设计；而机制性的问题更多是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操作性问题。

为了破解当前我们国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我认为需要进行体制改革，明确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必须有明确的制度文本，并对于政策任务的层层下放应有相应的准入制度。在给地方政府下派执行任务时，应提供相应的配套资源，让其有能力去执行。从机制上讲，应正视各方的合理利益诉求，承认并协调利益博弈或冲突，提升基层的治理能力，包括干部的整体素质素养，尽量减少政策执行的走样现象。

2.专访部：对基层政策执行的判定存在相对性的概念，比如执行波动和变通执行可以从一贬一褒的角度解释执行的行为，共谋和拼凑应对可以被理解为有效的政策执行方式。您认为针对政治执行陈述的不同语义判定更应该以政策绩效之类的执行结果为依据还是以政策工具之类的执行动作为依据？

甘甜：在政策执行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和绩效的评价往往存在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是过程主义，它主要强调执行过程的合规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另一种是结果主义，它则更加看重执行结果的好坏，只要能够实现预期目标，执行过程可以灵活变通。

过程主义认为，政策执行应该严格遵循既定的政策工具和流程，这有助于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保证公平性和透明性。同时，统一的执行标准也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相对一致、普遍的政策执行模式，从而维护政策的权威性。然而，过程主义的劣势也显而易见，它可能会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导致执行僵化，进而抑制地方政府的创新性和适应性。

相比之下，结果主义则更加关注执行结果的好坏。它认为，只要能够实现预期目标，无论执行过程如何灵活变通，都是一种有效的执行方式。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纳不同的执行方式，贴近实际政策效果，反映基层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创新性。然而，结果主义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它可能带来执行过程中的规范性问题，长期看来甚至可能有隐性的负面影响。同时，过分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也可能导致人们对政策合法性的怀疑。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过程主义还是结果主义，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在实际的政策执行研究中，我们需要综合这两种评价方式，从过程和结果两个角度来全面衡量政策执行的绩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虑谁优先的问题，如同我们在讲公平与效率时一样，在某一个短期内，总是需要有一个东西为主导的。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综合评价：一种是绩效优先，工具补充的方式。这种方式首先考虑执行结果的好坏，同时也要考虑执行的工具和程序是否合规、规范。另一种是工具优先，兼顾绩效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严格执行标准的重要性，即使结果没有那么好，也不会被严格追责。但如果在标准维持或坚持的前提下，结果做得比较好，那么是可以给予奖励的。

总之，在评价政策执行的绩效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直接的结果、社会效果以及执行过程中的合规性、规范性和社会观感等。同时，研究者也需要明确说明自己的立场、理由和依据，以确保评价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3.专访部：目前，对治理的数字化文本化追求可能导致政策执行悬浮与政策对象错位的基层困境，您如何看待技术革命产生的政策执行新冲击？治理能力的技术性提升在短期内是否存在避无可避的牺牲成本？需要付出的成本都有什么？

甘甜：在探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及国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的强烈期待。无论我们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它们都与技术紧密相连。技术革命被视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这包括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这种技术革命为我们的治理能力带来了诸多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挑战，特别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提高效率、提升透明度和精确度，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困境，如悬浮和政策对象的错位。悬浮问题主要源于数字化治理背后的标准化。数字化意味着用统一的技术和标准来要求，这能够很好地提升行政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执行的悬浮——因为标准化的流程和系统很难充分反映特殊需求和现实情况。例如，有的身份证号中的最后一位校验码“X”，在不同政务系统中的处理要求不一，就可能产生问题，这就是标准化带来的实际困扰。

另一个问题是政策对象的错位。数字化的治理主要通过数据技术手段来识别、分类和管理政策对象，把政策对象或居民变成了一系列可测的数据。这种方式提高了管理的精确程度，但也很容易忽略政策对象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因为数字化的政策执行依赖大数据分析和算法决策，它更偏好平均和典型，而对于社会中的边缘化、特殊群体的需求就产生了错位。

此外，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基层形成了非常好的监督，但不当使用也带来了负担。在技术的加持下，上级有更多的抓手来要求或派发任务，给基层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有成本的，包括制度的适应成本、学习和转型的成本，以及可能涉及的社会公平的成本。

制度的适应成本源于技术嵌入带来的组织不适应和制度相对落后。技术的革命要求对我们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进行深刻的调整来适应技术手段，但这种调整可能引发抵触情绪和适应困难。

学习和转型的成本对于基层来讲尤其高。政府人员，尤其是基层人员，面对新的技术和程序需要适应和学习，这可能需要培训、熟悉流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执行效率的暂时下降甚至执行错误。

另外，技术革命带来的扩展也可能出现数字鸿沟的扩大。部分群体可能被排除在数字化治理之外，如只有老年机的老年人等。这带来了社会公平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本是信任成本。数字化治理依赖数据、技术和算法，但算法和技术是黑箱，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未知的。这可能会引发抵触和不信任，导致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下降。

为了减少这些成本，我们可以考虑渐进式的改革。推行数字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关键是推行的方式。我们可能需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并保留一些传统的流程。同时，对基层工作人员要加强技术教育和培训，这是一个多次多层次的过程。我们还需要关注政策对象的多样性，不要让算法和技术的应用“一刀切”。最后，我们需要提升数字化治理的透明度，监控技术决策的过程，并向公众解释和展示，以增加公众的信任。这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我们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配合，让政策得以落地。

4.专访部：在政策传达过程中，如何确保政策信息被准确理解和有效传达给所有相关方？特别是在多元化的社区环境中，如何克服语言、文化和信息差异带来的挑战？

甘甜：在探讨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扩展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的国情：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发展程度和实际情况都存在显著差异。在谈论数字化的意义时，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各级政府积极拥抱信息技术，以提升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传达政策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要强调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当地的干部需要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去传达政策，也就是说，他们要学会说“人话”。政策文本通常是严肃的、简洁的，也非常专业化，这就需要执行者来解读。解读的过程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比如制作小短片，以生动的方式介绍政策内容。

其次，对于干部来说，有了数字化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可以天天坐在家里发信息、发短信。他们还需要经常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和活动，让受众或政策目标群体能够理解政策到底在说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很聪明，他们在基层看到的标语都是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

因此，政策执行者不仅是刚性的、严肃的执行国家政策的官员，他们还应该是高超的翻译者，能够把相应的政策翻译成地方或老百姓能懂的话。无论在哪里，一个政策只有最终被理解，才可能被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警惕数字化带来的标准化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刀切”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警惕这一点的前提下，以符合地方实际、地方文化和社会公众心态的方式去传达政策。

我记得在江西做调研的时候，跟老百姓讲医保政策，很多老百姓首先关注的问题不是他们能获利什么，而是他们要交多少钱。他们会觉得医保费看起来挺贵的。在这个时候，当地的干部就会用一些打比方的方式来讲解，比如把交医保费比作做生意的投资，让老百姓理解到虽然看起来交的钱多，但其实预期收益是有保障的。

总的来说，核心还是在于不要把技术当成是万能的，技术是有限度的。我们一定要保留传统的、有效的一些方式。传统不是跟落后相对的，传统不等于落后，传统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中依然具有积极的力量。在我们整个基层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传统的治理方式，我们不能因为标准化、数字化的方式就一股脑地把以前人家好的经验和做法全给抹掉。遗憾的是，当前一些基层治理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执政者来说，这是需要去高度关注的事情。

5.专访部：关注到您的研究集中在实证案例与质性研究，学术入门者进行案例论文写作时往往苦于无法将田野所得实现理论化抽象，您认为该如何将田野收获与理论对话相结合，并实现具备价值的学术产出？

甘甜：在探讨田野研究与理论工具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作为研究者，如何在田野工作中有效地处理和利用理论工具？这个问题很关键，尤其是在我们做田野研究时，经常会听到“导师的田野不是你的田野”这样的说法。很多时候，我们进行田野研究是在导师的指引下，无论是导师带着我们一起，还是导师派遣我们去。在完成田野调研后，与导师交流时，导师常常会问：“你在今天的观察中，调研中有什么发现？你看到了什么？”这时，有的人可能会讲述一些有趣的、新奇的事情，是他们自己从未见过的；而有的人则可能表示，他们的观察与平时的理解大致相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这时，导师可能会进一步询问：“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点？”很多学生此时会感到困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无法像导师那样发现有趣的研究点。

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在田野工作中发现真正值得研究的现象，并将其与理论相结合。我发现，很多人在田野工作中只是简单地讲故事，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而没有深入去挖掘其中的研究点。他们可能有一个议题，比如政策执行的问题，但他们所描述的所有东西都是已经被无数学者研究过的，缺乏新鲜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现象，他们最终无法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那么，如何在田野工作中发现有趣的研究点，并将其与理论相结合呢？我认为，首先，作为研究者，我们在进入田野之前，应该对我们想关注的研究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有具体的框架和概念，而是要有理论的敏感性。理论的敏感性意味着，我们要大致知道关于这个议题，大部分学者有哪些共识，然后带着这些共识进入田野去观察。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千万不要被理论框住。有时候，过于明确的框架和概念会限制我们的观察范围，使我们无法看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尊重事实本身，让田野材料说话。我们要充分地去发现新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去验证已有的理论框架。

当我们在田野工作中发现一些与我们的预设或预想不一致的材料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恐慌或拒绝承认。相反，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能推动我们研究的机会。我们应该去深入地探索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尝试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并考虑它们对我们的理论有什么挑战。

此外，我认为在做研究时，我们不仅要对理论有一定的敏感性，同时还要具备对生活的洞察力或感受力。我们要充分地浸润在田野中，去感受生活，尊重田野，尊重事实。而不要什么东西都是靠理论。我们的确要有大的理论的引导，但在很多具体的面上，更多的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田野。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做研究时，我们一定要在经验跟理论之间反复地去穿梭，将田野中的资料跟我们心中的一些基本的大面的认识去进行对照，这叫理论映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去借力，学会去找一切能够帮助你的人，包括导师、同行、师兄师姐等。当局者迷，不要闭门造车。通过不断的交流、研讨和反馈，我们可以更好地完善我们的研究，并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6.专访部：现阶段学术界的案例论文写作通常以理论框架为先，事实论述及分析为后，但在写作的构思过程中却以实践所得为基础，以理论抽象为追求。您如何看待写作过程与写作内容逻辑颠倒的现象？

甘甜：在探讨研究过程及其呈现方式时，我们常会遇到一些困惑，尤其是作为研究者在学习过程中，这些困惑尤为明显。我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研究过程本身就是复杂且非线性的。它并非简单地遵循“提出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的线性模式。实际上，研究过程往往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我们在研究中可能会不断推翻原有的问题设定，甚至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理论框架。因此，研究过程是一个充满现实性和复杂性的活动，它要求我们在现象和理论之间进行不断地穿梭和反复。

其次，关于要探索与发现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并不清楚最终的理论框架是什么。而是通过深入的实践观察和分析，逐渐形成我们的理论理解和见解。这个过程同样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而非线性的。

从写作内容，尤其是写论文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理解读者的预期。学术论文的读者期待一种清晰的逻辑结构，以便于他们能够理解研究者的工作。因此，尽管研究过程可能并非线性，但在写作时，我们往往需要呈现一个相对明确的分析框架。这样做并非意味着研究过程就是线性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一个明确的分析视角。同时，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很多学术期刊对论文的写作有严格的规范，通常要求前面有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当然，这并非必须如此）。这既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论文，也是学术规范的一部分。

当然，论文写作是研究结果的呈现。既然是研究结果的呈现，那么怎么呈现都是可以的。我们既可以选择把呈现的结果放到最后，像归纳逻辑那样，最后生成理论；也可以先把分析框架放前面，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呈现方式。因为研究过程已经结束，而写作是呈现这个已经结束的研究过程的结果。所以，这种写作过程中的“颠倒”或“调整”是完全合理的。它有助于后续的实证分析，使分析更加有序和聚焦。同时，明确的理论框架也会使我们的相关发现能够被系统地讨论。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研究的呈现和研究的过程之间本身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说我的研究过程是从A到B，所以我的呈现也必须是从A到B。研究过程很个性化，而研究作品的呈现则往往会有技巧，甚至形成一种学术的规范。例如，在管理学领域，先有一个分析框架的做法就更为流行。这既是一种学术规范，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和期望。当然，在人类学领域，则不太喜欢这种演绎分析框架的做法，它们的规范更偏好最后生成理论。因此，在理解和进行研究及其呈现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复杂性和多样性。

7.专访部：质性研究的理论贡献与科学性往往引人争议，被诟病为“自说自话”“自圆其说”，您认为对“好研究”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学界再难出本土化但普适性的理论创新？

甘甜：在探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评判标准时，我们需认识到两者虽都属于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但评判维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对质性研究的批判多与科学主义的强势相关，尤其是受到传统实证主义的影响。实证主义认为质性研究缺乏客观性、不可重复验证及普适性，这主要源自定量研究者的立场。

然而，质性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和流派，与定量研究有本质差异。它关注意义和价值，这是定量研究难以分析和解释的领域。例如，在访谈中理解某人为何在特定时刻提问或回答，这背后的意义和价值需通过质性方式去探索。又如眨眼这一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这需要通过质性研究去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质性研究还擅长于关注时间和过程，能够讲清楚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定量研究则更侧重于大样本意义上的因果效应。此外，对于新颖的、没有研究基础的东西，质性研究更适合去做探索性和发现性的工作。例如，对某个自愈的艾滋病病例的深入研究，可能会为治愈艾滋病带来巨大的启发。

在评判好研究的标准上，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会共享一些核心标准，如新颖性、独特性以及对理论的贡献。质性研究更倾向于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框架或视角，为现有的理论体系带来新的理解和补充，而定量研究则更多地在做验证理论的工作。推动理论发展的两种方式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旨趣之别，都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范式。它们虽然会经常互相批评，但是良性的批评才是推动各自健康发展的持久动力。

同时，好的研究还需要考虑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质性研究通过深入理解现象，能够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指导意义。例如，对外卖小哥普遍不参保问题的质性研究发现，这并非简单的用人单位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而是外卖小哥主动选择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于推动相关政策保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科学性方面，质性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方式，强调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数据的可追溯性。好的质性研究需要详细的研究设计，交代清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过程。同时，质性研究也需要逻辑的严密性，尽管强调研究者的主观解释，但这种解释必须建立在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之上。

此外，好的质性研究还需要具有社会与文化的敏感性，对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并敏锐地捕捉到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同时，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讲，好的质性研究还需要考虑到研究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力，能够真正服务于政策制定和决策。

最后，关于本土化与普适性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定论。质性研究在本土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能够深入关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学术研究也强调追求普适性的理论。这导致本土化研究在全球学术舞台上经常难以得到广泛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土化研究没有价值，相反，它能够为全球学术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启发。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高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主性，从本土视角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和概念，再与西方的理论进行对话。

8.专访部：案例文章以理论框架的构建为核心创新点，结果是100篇案例文章便出现100种理论框架，在起到解释性作用，帮助读者以特定的理论视角理解世界之余，难以助推现实实践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产出。面对研究源于实践却无助于实践的现象，您如何理解学术研究的价值？

甘甜：在探讨学术研究与现实应用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往往会遇到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感觉。确实，这个问题涉及多方面的议题，一时间难以全面阐述，但我会尽力提供一些基本的看法。

首先，每个学者在做研究时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想象一下，对于同样的研究问题，两位学者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像你提到的，100种理论框架似乎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

我认为，理论的多样性首先反映了学术界对我们复杂现实的多样化理解。每一个理论框架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释视角，帮助我们研究者和实践者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分析现象。这就像看待同一个物体，从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形状。我们不能因为某个视角与我们的直观感受不符就认为它是错误的。实际上，理论的多样性正是现实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在社会科学中，这种多样性尤为明显。不同的学科对于同一现象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以婚姻为例，生物学家会从繁衍的角度来解释婚姻的存在，文学家则会强调爱情和浪漫关系在婚姻中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家则更关注婚姻所形成的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经济学家则可能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分析婚姻存在的合理性。这些不同的解释并不矛盾，而是由于不同学科的理论立场和视角不同所导致的。换言之，不同学科和理论看到了同一经验现象的不同面向。

此外，理论框架的多样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学术界在探索世界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实验。不同学者尝试性提出自己的理论，就像是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些实验可能不会立刻对实践产生影响，还会形成多种争论，但它们为我们未来的理论整合、修正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路。就像物理学中的不同理论一样，每一个理论都是一个实验，一个假说，它们共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从学术研究的内在价值来看，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某些理论框架在短期内很难应用于实践，但它们依然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体系，为我们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一样，虽然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它却为后来的太空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知识。

同时，多样化的理论框架还可以激发学术界和实践者的批判性思维。不同的理论意味着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一样的产品，我们可以比较、对话和辩论，从而推动共同体更加深刻和全面理解我们所面对的经验世界。实质上，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和创新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动力。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前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抱怨。我们可以通过鼓励学科合作、推动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对话、注重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等方式来缩小这种脱节。同时，行动研究也是一种越来越受到认可的研究方式，它强调研究者既要做研究又要参与行动，通过实践来唤醒社会的意识和改变现实。

最后，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的进步。知识的公共性和普惠性是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所在。无论是直接应用于实践还是通过知识传播、教育和文化建设来提升人的境界和认识，学术研究都应该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福祉。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是一项public enterprise，是公共事业或公器，它来源于社会也服务于社会。每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每一个理论框架都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丰富多彩的图景。

9.专访部：对于仍在公共管理领域深耕的诸位博士研究生，您有什么求学途中的感悟或者寄语可以分享？

甘甜：针对这个问题，我主要想分享一些关于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经验和思考。首先，我认为做研究的核心动力应始终源自于自己的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公共管理领域在中国尤为复杂且充满挑战，它涉及大量未被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保持好奇心，勇敢追问为什么，是我们做研究的初心。同时，批判性思维也至关重要，我们在研究时不仅要理解已有的理论和观点，更要敢于质疑和挑战它们，因为科学的进步往往始于少数人敢于推翻公认的东西。

其次，对于公共管理研究来说，提升理论素养和关注实践同样重要。我们的研究最终目的是要改善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因此，无论研究主题多么抽象或理论化，都要时刻思考它对社会的应用价值。公共管理是一个实务导向的学科，实践性、应用性非常强，因此，高度关注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实践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我强烈建议博士生们要深入阅读经典著作，因为经典是思想的重要来源，而思想则是研究高度的基石。现在很多公共管理研究被批评为过于技术化、缺乏思想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少研究者不读专著和经典，缺乏思想性的陶冶。

再者，了解和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是至关重要的。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政府等复杂机构，这使得研究变得更加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研究对象的难以接触就放弃深入了解它。参加实践、尽量贴近现实是做出真正意义上研究的重要途径。例如，如果你研究的是官员的晋升问题，那么你就需要深入了解晋升的具体程序和行政等级等基础知识。

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和耐心也是必不可少的品质。读博和研究之路都是漫长的，面对困难时，坚持和耐心尤为重要。同时，厚积薄发、积累知识、不要急于求成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避免投机性的研究，不要为了追热点而做研究，而是要扎实地积累知识和经验。

此外，建立自己的学术网络、学会与别人交流和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独立研究≠独自研究，不要闭门造车，要尽量寻求导师和同行的指导，多参加学术会议，拓宽自己的视野。同时，除了关注本土研究，我们还要有全球的视野，通过国际比较来更好地理解中国。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读博和研究工作都非常耗费精力，因此平衡工作与生活、保持身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兴趣爱好，这样才能在漫长的研究之路上找到乐趣和坚持下去的动力。

总之，做研究是一段很长的旅程，需要长期的体力和脑力投入。因此，我们不要过早地透支自己，而是要细水长流，慢慢来才会快。在保持认真的前提之下，我们也要学会“珍爱生命、放过自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并为之坚持一生，因为成功的人生往往就是能找到并坚持自己的热爱。同时，我也想用我的名字来寄语大家：苦尽甘来方为甜，愿大家在研究和生活的道路上都能经历苦涩后迎来甘甜。

（策划执行/审核：张彬  薛金金 / 曾嘉宝）

（本文编排：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