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州城的建国街住的时候，每每听到木杵与石臼碰撞的声响不绝于耳时，就知道年又近了。那声音时而清脆时而沉闷，有节奏有韵律，听来特暖心踏实。春节，就这样踏着既紧张又兴奋的节拍走来。
整条街木杵与石臼的交响里混合着打麻糍、打黄糍、打肉撮的旋律，那最为清脆的声响一定是来自打肉撮的场景。宁都肉撮，也称肉丸，是宁都州城的年夜饭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大菜。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载：“州俗向敦淳朴，款客无逾五簋，肉丸为其十器之一。”州城谚云：“一年四季，六、八、十器。”这里的“器”指的是当地酒席上的菜品。家中殷实的桌上就能上齐十器，最不济的也要凑个六器。
每年的腊月开始，远在老溪村的大姑父就会带着我的两个表哥出现在建国街，他们以一口从家中用大板车拉来的石臼，每天守在建国街毗邻菜市场的一处骑马楼廊道里给人家打肉撮。从早晨到下午，直到阳光斜射到他们的身上，照在水渍浸润的石臼上，他们身上的棉袄也一步步变成了汗衫。
那木杵打出的肉撮有弹性有嚼劲，里面有的还连着筋。我掂量过他们的木杵，细长的木柄手感合适，下面的一节保持了原木的粗大，底端的弧度刚好吻合石臼内胆的圆面。木杵是柞木做成的，提起来很沉。手柄提起，重心在下，顺势稍加力量抡下，每落一捶都得与呼吸配合得恰到好处，稍有落差便感气喘吁吁。
肉撮的材料很简单，取猪后臀的瘦肉，切成小块放入石臼，用木杵持续打成肉泥，再混入薯粉和匀。临近小年，家家户户的肉撮便开始下锅。我对肉撮最早的认知是从我奶奶的厨房开始的。奶奶将和匀了薯粉的肉泥捏在手掌，从虎口撮出，用调羹刮起放入锅里的温水中，圆滚滚的肉撮一个个沉入锅底，我想肉撮果然由此而名。这肉撮的薯粉也是有讲究的，薯粉多口感就松，薯粉少口感就紧，人们以薯粉的含量来评判肉撮的地道。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邻家的小伙伴们循着香味围到灶台前，灶台齐我们的眼眉高，我们踮起脚尖朝锅里探望。此刻的厨房里奶奶俨然就是一个王者。肉撮煮熟，一个个浮起水面，奶奶用竹筷子给每人串起一个。肉撮个大，贴在嘴边几乎就遮住了我们的整个下巴。我用竹筷子叉着，吃了一个又一个，吃得自豪而满足，那咬出的每一口都仿佛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味。
肉撮起锅，奶奶用漏勺将它们捞起倒入身后的簸箕散热。肉撮从锅中的膨胀慢慢冷静到本来的大小。离过年还有些日子，奶奶用带有盖子的竹篮将肉撮挂在卧室的楼板横梁上，这是一大家人过年的储备。夜晚我们守着它安然入睡，白天我还不时踮脚仰望。除夕一到，奶奶将肉撮重新在锅中煮到沸腾，蒸腾的雾气伴着香味透过厨房弥漫到整条老街上。年后，家中有客，剩下的肉撮便拿出来切成片加上辣椒炒着吃，直到过了正月。
后来绞肉机代替了手工木杵，人们可以随时吃上新鲜的肉撮。小年一过，人们拎着猪肉端个盆子排长队绞肉撮的场景蔚为壮观。很长一段时间，除夕的肉撮成了父亲的拿手技艺。父亲围着围裙，将放了姜末葱花、热气腾腾的肉撮端上桌时，因为烫手，用围裙捂着手，脸上却是幸福得满面红光。
肉撮也是宁都人酒席上不可或缺的硬菜，肉撮的大小也成为衡量东道主小气与大方的尺码。如今宁都肉撮成了人们日常的早餐，个头也变成了桂圆般大小的肉丸。早餐店里现场煮肉丸，肉丸的大小在于虎口的舒张把握，店主人一手捏肉泥，另一只手用调羹的手柄快速地将肉丸像子弹一样划入水锅。肉丸虽小，却也一样弹牙爽口、鲜香四溢。
除夕的饭桌上，肉撮还是会回归到原来的大气，年夜饭没有肉撮就不庄重，就少了仪式感。宁都人口中的“鱼丸肉撮”宁可少了鱼丸但肉撮不可缺席，有了肉撮才撑得起年夜饭的丰盛和圆满。
如今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妻子做肉撮。妻子承续了杀鸡祭祖的虔诚，并以鸡汤煮肉撮，由此，这肉撮就更显得讲究和精致。我依然喜欢守着灶台，看妻子将肉撮一个个下锅。我喜欢这熟悉的场景，喜欢这熟悉的香味。妻子也会用一根筷子串起肉撮递给儿子和女儿，用碗加一点老抽和芝麻油让他们蘸着吃。平日挑食的姐弟俩这会儿竟能连吃几个。
我们管吃年羹叫“吃汤”。明杜岕《元旦》诗：“称心分岁火，绕膝送年羹。”人们承续着这种新年团圆向上的美好，吃着肉撮，喝着鸡汤，年，就愈加有了味道。
来源：江西日报
作者：赖青云
编辑：谢芸
编审：雷旭华
审核：李能玲 曾嵘峰
监制：温新民 廖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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