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律发展史看认祖诗的作者

文摘 2024-07-20 13:37 福建

作者简介：黄铭光，祖籍福建永定，1986年基础数学硕士研究生，原私企公司董事长，福州大学经管学院兼职教授。

前言：

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纲常；足离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蒸尝；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这是一首文笔优美，又完全符合七律四大规则（要素）要求的标准七律版黄氏认祖诗。

黄氏认祖诗，也被称为遣子诗、外八句或上马诗等，各地叫法不同。被普遍认为是五代十国后周时期的公元951年，由邵武峭山公黄氏的太始祖黄峭遣子时所作。

在交通与通讯都不发达的古代，相距数百、上千公里远的邵武峭山公后裔，就几乎村村户户都有外八句与内八句认祖诗，只是不同村落的版本文字略有不同，但都是八句体七言诗，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这与其他极少数黄氏分支自称也有认祖诗，但仅存于其少数支系的少数村落，甚至有些分支在全世界几乎没有其村落有保存的现象，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被称为是认祖诗作者的人，主要有下列七位（按照从古至今顺序排列）：

第一，战国时期楚国相国黄歇；第二，西汉丞相黄霸夫人巫氏；第三；东汉司徒、太尉黄琬夫人赵氏；第四，泉州惠安锦田黄氏始祖黄道隆（黄隍）；第五，宁德石桥黄氏始祖黄鞠之父，隋朝时期河南人黄隆（未入闽）；第六，泉州紫云黄氏始祖，初唐的黄守恭（686年遣子）；第七，邵武峭山公黄氏的太始祖，生活于唐末至五代十国期间的黄峭（951年遣子）。

以上七位认祖诗可能的作者（笔者注：其中有两位女性），其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大致相同，也都是标准的七言诗（但除了黄守恭与黄峭版本，其他都不是标准的七言律诗，即不是七律），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列出每个作品的具体内容。

其中战国黄歇版本，是在一首标准的八句体七言诗中，在每一行的第五个字的位置，被后人强塞进一个“兮”字以符合战国诗歌每一句都有“兮”字的特点，变成八句体八言诗。

那么，以上七位，都是认祖诗的作者吗？

从中国诗歌的发展史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有些被认为也是认祖诗作者的人，在其所生活的年代，中国的七言诗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他们怎么可能写出一首标准的七言诗版认祖诗呢？

这就好比在手机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古代，却有人写故事说，古代就有人用手机彼此通讯；又好比古代没有白话文，却有人说自已祖先在古代就写出了白话文版的文章，一样荒谬。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吧！看看谁才是认祖诗的作者。

一、七言诗概况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在其名著《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一书中指出：“我国诗歌最早的诗体是四言诗。”①又说：“四言之后兴起的是骚体。”①同时辞、赋、骈文也开始产生，然后是产生五言诗，最后才产生七言诗。即：四言诗→骚体→五言诗→七言诗，当然期间还产生了杂言诗等一些体裁。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赵敏俐在其论文《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中指出：“七言诗属于中国诗歌体式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种。”②因此，七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迟被发明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志照在其论文《论汉魏六朝七言诗歌的源流及其与音乐的关系》中指出：“七言……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却至南北朝后期才开始流行，盛唐以后方成为诗歌的主体。”③他还指出：“进入盛唐以后，七言与五言才开始平分秋色。中唐以降，七言的地位超过了五言。”③

七言诗，历经七言句→七言古体诗→七言近体诗等发展阶段。其中，七言律诗（七律）是迟至唐朝才被发明出来的近体诗中的一种。

文学史家一致认为，中国第一首七言诗，是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作的《燕歌行》，在曹丕之前的各种体裁的诗歌中，只掺杂着一些七言句，还没有发明七言诗。

曹丕之后中国的七言诗长期遭受冷落，沉寂了将近二百五十年左右，被视为“体小而俗”、“委巷中歌谣”而不被重视。

直到南北朝后期，在南朝宋文学家鲍照、北朝北周文学家庾信（并称“鲍庾”）等多位文人的努力下，七言诗才摆脱了民间口头文学的地位而开始为文人所接受，但这个时期文人所作七言，内容重男女艳情，情调婉转缠绵。

在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的十句体和八句体诗开始发展。

七言诗的定格要晚至初唐后期武则天时代，七言律诗更是迟至盛唐李隆基时代，经杜甫之手才被发扬光大并广为流传。

二、七言句→七言诗（指古体诗，下同）→七言律诗的生成脉络

1、三国曹魏之前的七言句

赵敏俐教授在其上述论文中指出：“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古今有多种说法。秦立根据前人六十余家观点进行总结，概括为十六种主要说法。主要有源于《诗经》说，源于楚辞说，源于民间歌谣说，源于字书说，源于镜铭说，……，等等。”②

周朝的《诗经》中，就有少量的七言句子出现。战国时期的《楚辞》、《荀子·成相篇》；西汉时期的《楼护歌》、《上郡歌》、《柏梁台诗》、《凡将篇》、《急就篇》；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桓灵时童谣》、《穷劫之曲》等诗体中，都出现了七言句，但这个时期还没有发明七言诗，而是其他形式的体裁中（比如骚体、辞、赋、骈文、杂言诗等），掺杂出现了有些句子是七个字的七言句。

明朝文人胡应麟在其著作《诗薮》中，将刘邦《大风歌》、项羽《垓下歌》、汉武帝《秋风词》以及《易水歌》等，归入《古体诗·七言》一章，但这些诗句尚未脱“兮”字，只属于歌、谣、谚、语，因此不被文学史家认为是七言诗。

葛晓音教授在其上述名著中指出：“在张衡《四愁诗》和曹丕《燕歌行》之前，（七言诗）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体’。”①又说：“更多的是七言与三言、四言相间的杂言。”①

即：三国曹魏之前，中国还没有发明七言诗，更没有发明七言律诗。这个时期只有与其他体裁掺杂在一起的七言句。

2、三国曹魏时期曹丕的七言诗

葛晓音教授在其上述名著中指出：“张衡《四愁诗》是比较完整的抒情七言诗，只因首句为骚体，未能被文学史家公认为纯七言。”①她还指出：“曹丕《燕歌行》是对早期七言体式的重要突破，……，但并不说明七言体制的最后完成。何况这样成功的七言诗，在曹丕也仅此一首。……，汉魏七言只是七言诗发展的前期阶段。”①

游国思、萧涤非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七言诗，在曹丕以前，只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第一句夹有“兮”字，曹丕的《燕歌行》要算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④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亦云：“《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⑤

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在其著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此前诗歌，无全篇七言者。《大风》、《垓下》，并带‘兮’字，《安世》、《娆歌》，只兼有一二；唯《郊祀歌》大衍七言，有连用十余句者，《汉书·东方朔传》有八言、七言上下。……，其他如李尤《九曲歌》，只存两句，……。张衡《四愁》虽具体而微，然尚用‘兮’字，不脱楚调。”⑥故视《燕歌行》为七言之首。

即：文学史家公认的中国第一首七言诗，是三国曹魏时期曹丕作的《燕歌行》，但也仅此一首。

3、南北朝后期的七言诗

自从三国曹魏时期曹丕作中国第一首七言诗之后，七言诗被冷落了二百五十年左右。

贵州大学陈欣在其论文《试论汉魏晋南北朝七言诗的发展历程》中说：“文人对七言的鄙视，并不限于西汉，而是一直延续到魏晋以后……。”⑦

西南师范大学王明辉博士在其论文《汉魏六朝七言诗遭受冷遇深层原因论》中指出：“七言诗……在汉魏六朝的一长段时间里，却长期遭受冷遇，……，依然未能成大气候。”⑧

七言诗在南北朝之前不被文人待见，原因是多方面的，已有许多文人学者对此有各种分析。其中，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家余冠英教授指出：“从‘七言不名诗’这一层看来，知道当时人对于七言韵语，视为俗体。”⑨魏晋时期文学家傅玄也曾指出，七言诗“体小而俗”，南朝宋时期诗人汤惠休曾作七言诗《秋思引》，却被同时代的诗人颜延之称为“委巷中歌谣”。⑩

这种状况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得以改变。葛晓音教授在其上述名著中说：“直到晋宋（注：指东晋与南朝的宋朝）以后，七言体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才逐渐流行起来。”她又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起了重要作用。”①

萧涤非教授在其上述著作中指出：“……，至鲍明远（注：鲍照，字明远）氏出，更别出机杼，自成一格，所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下开隋唐七言歌行之先路，为七言演进中之又一大转变。” ⑥

鲍照去世五十年左右，北朝北周的庾信出生，庾信是中国三大骈文之一《哀江南赋序》的作者（注：中国第一骈文为王勃的《滕王阁序》），庾信作的《乌夜啼》是一首接近律化的七言诗，但这个时代，还没有平仄四声理论。

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杨慎在其著作《升庵诗话》卷三中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11就尚不完备的七言诗，他也写的技高一筹。

虽然在南北朝后期经过鲍照、庾信等文人的努力，七言诗开始流行，但这个时期的七言诗多写艳情内容。葛晓音教授也在其上述名著中说：“（这个时期的七言诗）内容也较简单，大多为思妇之情。”①同时，葛晓音教授还说：“在（南朝）齐梁时期，十句体与八句体诗得以发展。”①

即：曹丕之后至南北朝后期之前，七言诗被视为“体小而俗”、“委巷中歌谣”。直到南北朝后期，经过鲍照、庾信等人的努力，七言诗才逐渐被文人所接受，但这个时期的七言诗，内容多为男女情爱。同期，中国的十句体、八句体诗开始发展。

4、唐朝格律诗的发明及七言律诗的传播

葛晓音教授在其上述名著中指出：“初唐元兢提出五律的换头术（注：指诗的相粘规则）理论，其时才有对五律相粘规则的自觉认识。”①

五律相粘规则在初唐被元兢提出以后，就被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诗人广泛使用，不久就被初唐的科举考试所采纳，进士科五言排律必须满足平仄、押韵、对仗、粘对的四大规则，从此一直到清朝的试帖诗都是如此。七言律诗的相粘认识，比五律更晚。

明朝文人胡应麟在其著作《诗薮》中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 12又说：“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12

明末清初诗人冯班在其著作《纯吟杂录》卷五中说：“自永明（注：指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至唐初，皆齐梁体也，至沈佺期、宋之问变为新体，声律益严，谓之律诗。”13

当代文史大家易中天在其著作《易中天中华史》之《安史之乱》中说：“唐诗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格律诗的发明和成熟。”14同时该书还说杜甫工于格律，被后人视为典范！直接称“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14。

即：文学史家一直认为，律诗是在唐朝才被发明并成熟的，七言律诗更是迟至初唐后期才由杜审言（杜甫的爷爷）、沈佺期、宋之问定格，杜甫是最严格按照格律要求作七言律诗的第一人，七言律诗正是经杜甫之手才被发扬光大，广为流传的。

从杜审言（约645年-约708年）、沈佺期（656年-715年）、宋之问（约656年-712年）、杜甫（712年-770年）等几人的生卒年份分析，七言律诗定格于初唐后期的武则天时代的晚期，更迟至盛唐唐玄宗李隆基时代的中期，才被广为流传、使用。

三、从七律发展史，看谁才是认祖诗的作者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七律，历经了七言句→七言诗（指古体诗）→七言律诗的发展过程。

1、在三国曹魏之前，中国还没有发明七言诗，更没有发明七言律诗。这时的中国诗歌，只有与其他体裁掺杂在一起的七言句。文学史家公认的中国第一首七言诗，是三国曹魏时期曹丕作的《燕歌行》，但也仅此一首。

因此，生活在三国曹魏的曹丕之前的人，绝无可能是标准七言诗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这是稍微有点诗歌发展史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的基本道理。

如果有人硬要狡辩说战国时期的黄歇所作的认祖诗，并不是在一首标准七言诗基础上每一行强塞进一个“兮”的七言诗，而是八句八言诗，这也与中国诗歌发展史不符，因为葛晓音教授在其上述名著中说：“在（南朝）齐梁时期，十句体与八句体诗才得以发展。”①即在战国时期，八句体的八言诗，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只有与其他诗体掺杂在一起的八言句而已，黄歇怎么可能在战国时期写出八句体的八言诗呢？

除了在战国时代七言诗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八句体的八言诗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因此黄歇不可能作出七言诗或者八句体八言诗体裁的认祖诗外，黄歇作认祖诗的故事基础就不存在。

有关楚考烈王不能生育，黄歇秘密纳李园的妹妹为妾致其怀孕，再转送给楚考烈王为妃（再为后），生下楚幽王熊悍，后李园为了灭口杀死黄歇，黄歇被杀前作认祖诗的故事，本身就不具有历史真实性（注：史书记载李园妹妹叫李环，在有些故事中叫李嫣嫣）。

因为，按照史书记载，楚考烈王除了楚幽王熊悍之外，至少还有三个儿子，而不是故事所说不能生育。其中楚哀王熊犹，也是李园妹妹所生，假如故事属实即楚考烈王不能生育，那么楚幽王熊悍的弟弟楚哀王熊犹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李园妹妹被黄歇转送给楚考烈王后，黄歇潜入宫中再与李园妹妹私通所生？这可能吗？此外，史书记载楚考烈王除了楚幽王熊悍与楚哀王熊犹这两个李园妹妹所生的儿子外，至少还有两个非李园妹妹所生的儿子，即楚王负刍及楚考烈王在秦国当人质期间生的一个儿子。因此，有关楚考烈王不能生育的故事，就不属实，因此黄歇作认祖诗的故事基础就不存在。

所以，生活在三国曹魏的曹丕之前的人，绝无可能是标准七言诗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因为那时七言诗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即：黄歇、黄霸夫人、黄琬夫人、黄道隆，都不可能是标准七言诗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

2、曹丕之后至南北朝后期之前，七言诗被视为“体小而俗”、“委巷中歌谣”。直到南北朝后期，经过鲍照、庾信等人的努力，七言诗才逐渐被文人所接受，但这个时期的七言诗，内容多为男女情爱，多写艳情内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隋朝与初唐早期，直到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及初唐四杰的出现，才得以改变。

因此，宁德石桥黄氏始祖黄鞠之父，隋朝时期河南人黄隆，按照宁德石桥族史所描述的一位大官，不可能选择当时被世人贬低的，主要用于描写男欢女爱的俗体，七言诗体，来写认祖诗这种如此重要的文化遗产传给子孙后代。

另外，据宁德石桥《黄姓宗谱》和各《分支宗谱》载：“光州分源祖，忠武公，讳隆，号硝山，隋文帝时官西都留守、左班大学士。行十六，谥忠武。娶夫人七位，生二十一子，吴氏生二子，林氏生四子，陈氏生二子，石氏生五子，方氏生一子，周氏生二子，孟氏生五子”。

即：黄隆娶七位妻子，但每个妻子生子数不等。而宁德版本认祖诗的最后一句为“三七男儿大吉昌”，其中的“三七”，在邵武峭山公黄氏的认祖诗中，不仅仅表达三乘以七等于二十一（即有二十一子）这么简单的意思，更指三房中的每房都生七个儿子的意思。而黄隆虽是七位妻子，有一个“七”，但每个妻子生子数各不相同，并非都是“三”，因此，宁德版本用“三七”来表示二十一个儿子，是不合常理的，如果黄隆想在诗中表示他有二十一个儿子，他肯定使用“廿一”而不是“三七”，因为“三七”两字，与他七妻并非都是生三子的事实不符。

因此，黄隆不可能是宁德石桥黄氏所公布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

3、虽然从上官仪与初唐四杰开始，七言诗摆脱了主要用于描写男欢女爱的俗体诗的地位，开始被文人墨客广泛用于描写各类题材的诗歌内容中，但七言律诗（七律）却定格于初唐后期的武则天时代的晚期，更迟至盛唐唐玄宗李隆基时代的中期，经杜甫之手才被广为流传、使用。

根据紫云黄氏公布的信息，黄守恭在686年遣子，并作了标准七律版的认祖诗。

但从上文二、七言句→七言诗（指古体诗，下同）→七言律诗的生成脉络，当中的4、唐朝格律诗的发明及七言律诗的传播，这部分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黄守恭遣子时间是武则天执政晚期，正值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给七言诗定格时期，七言律诗并未被推广普及。因此，在这个时间点，黄守恭是不可能写出一首标准的七律的。上文的具体分析是：

葛晓音教授在其《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一书中指出，在初唐才由元兢提出五律相粘规则的自觉认识，而七律的相粘认识，比五律更晚。

明朝文人胡应麟在其著作《诗薮》中说，初唐无七律。唐朝的七律由杜审言、沈佺期定格。

明末清初诗人冯班在其著作《纯吟杂录》卷五中也说，从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至唐初，都是齐梁体，一直到唐朝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出现，才开始有律诗定格。

当代文史大家易中天在其著作《易中天中华史》之《安史之乱》中也说，杜甫工于格律，被后人视为典范！直接称“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14。

从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杜甫等几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七言律诗定格于初唐后期的武则天时代的晚期，更迟至盛唐唐玄宗李隆基时代的中期，才被广为流传、使用。注意，律诗的定格并不代表被广泛流传使用。

因此，在黄守恭遣子年份，他还不可能写出七律版本的认祖诗，而紫云黄氏公布的黄守恭所作的认祖诗，却是一首标准的七律，因此它不可能是黄守恭在686年遣子的时候写出来的。如果黄守恭在七律正处于定格时期能写出紫云黄氏所公布版本的标准七律版认祖诗，那么黄守恭一定是至少跟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齐名的大诗人，他一定还有其他许多七律诗歌，可惜黄守恭就只是一个商人而不是诗人，没有任何其他七律作品。

另外，紫云黄氏公布的黄守恭所作的认祖诗，最后一句当中，含有“炽昌”两个字。虽然“炽”与“昌”作为单独的字，至少在周朝就已经存在，但这两个字的组合“炽昌”，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是迟至黄守恭早已去世的唐朝中叶，才被大诗人刘禹锡创造出来的。刘禹锡在《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一文中记载：“自汉涉魏，益以炽昌。”即：在黄守恭遣子的686年，“炽昌”这个词组，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而且也不可能首先被黄守恭创造出来。因此“炽昌”两字也证明了黄守恭不可能是紫云黄氏所公布版本的标准七律版认祖诗的作者。

4、本文开篇所列邵武峭山公所作认祖诗，为951年峭山公遣子时所作，是一首标准的七律。这个时间，属于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即后周。经过中唐、晚唐及五代十国上百年的发展，七言诗的地位已经超越了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五言诗，七律的地位也已超越了五律。这个时期的人们，作一首标准的七律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邵武峭山公作出一首七律版的认祖诗，非常正常。

邵武峭山公版本认祖诗的最后一句，含有“男儿当自强”几个字。有人认为“男儿当自强”最早出现在北宋神童汪洙作的《神童诗》中，即：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而峭山公生活在唐末与五代十国期间，早于北宋，所以峭山公不可能写出有“男儿当自强”这个句子的诗句。但事实上，晚唐诗人李咸用著的《送人》一诗，有一对名句：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里面就有“男儿当自强”这个句子，而李咸用作《送人》诗时间早于峭山公作认祖诗百年以上，因此，峭山公作认祖诗时，引用百年前的诗人李咸用的“男儿当自强”一句，合情合理。

邵武峭山公版本认祖诗的最后一句，含有“三七”两个字，作者欲表达两个意思。其一，表示有二十一个儿子；其二，表示有三房，每房生七子。有人认为，用“三七”表示二十一个儿子，是乘法，但古代没有乘法口诀表，因此在五代后周时期作认祖诗的峭山公，怎么可能用“三七”来表示二十一个儿子呢？

事实上，西汉刘向编撰的《战国策》中的《战国策.齐策一》中，有一段在战国中期，纵横家苏秦为了实现联合楚、齐、赵、韩、魏、燕等六国，共同抗击秦国的"合纵"主张，受赵肃侯的委托，来到齐国游说的记载。他对齐宣王说："齐国土地广阔，物产丰富，兵精粮足，可以与秦国抗争。" 苏秦又举例说："临淄城中有七万户人家。我私下统计，每户不会少于三个男子，这样三七就是二十一万人。……"。

这说明在战国时期，人们就知道了三七等于二十一的算术知识。

另外，2002年夏，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1号井，出土了36000多枚秦朝时期的文物，主要内容是秦朝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涉及行政设置、官吏任免、司法文书、物资登记等。令人惊奇的是，在发掘的秦简中，赫然出现完整的“乘法口诀表”，这惊天发现改写了世界数学史，目前此“乘法口诀表”收藏于湖南省里耶秦简博物馆。对于湖南里耶秦代简牍发现的意义，学界认为它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我们还听说过孔子责备自已的一个弟子，跟一个三七等于二十一都不懂的人争辩的故事。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三七等于二十一的算术知识，因此邵武峭山公在五代后周时期，用“三七”来表示二十一个儿子，完全符合中国数学发展史，符合历史常识。

目前有据可查的邵武峭山公黄氏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认祖诗，有七十多种，其早期记载可以追溯到北宋。

邵武峭山公黄氏以下早期族谱中都有记载认祖诗：

第一，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黄峭第十世孙黄德裕著“峭山公行实录” ，其中有认祖诗。被记载在修于明朝嘉靖年间邵武的《东垣黄氏宗谱》(睦九堂)，卷六“世德华略”。

第二，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峭山公第十二世孙黄遹(字景声，宋隆兴元年进士)修谱时，所载的《峭公行录》中，有认祖诗；元朝元统年间(1333-1335年)，峭山公第十七世孙黄清老(元朝泰定四年进士，国史院编修)修谱时，收录的《峭公行录》中，有认祖诗。均被记载于修于清朝嘉庆十七年修的邵武的《竹粟黄氏宗谱》(锡类堂)卷六《行诣录》。

第三，明朝正德五年（1509年）漳州平和县大坪黄氏第六世，聘请南靖太学生陈乾撰写序文的《平和大坪黄氏族谱》中，有认祖诗。

第四，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修的漳州的《漳浦高山黄氏族谱》中，有认祖诗。

第五，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567年）宁化化公第十一世裔孙黄槐开著的宁化《家谱序》中，有认祖诗。该《家谱序》现被记载在宁化的《江夏名宗黄氏十三修族谱》中。

第六，乾隆十八年（1753年）修的邵武的《樵西五经黄氏梧坪宗谱》，卷首载“峭山公行实录” ，其中有认祖诗。

第七，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修的《潮州黄氏宗谱》中，有认祖诗。

以上仅列出了记载了邵武峭山公黄氏认祖诗的最早期的几部族谱。事实上，峭山公二十一子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后裔，在交通与通讯都不发达的古代，就几乎村村户户都有只是文字稍有不同但所表达意思完全一致的外八句与内八句认祖诗，这与其他黄氏分支自称也有认祖诗，但仅存于其少数支系的少数人家的现象，甚至有些分支在全世界几乎找不到有其村落保存的现象，不可同日而语。

在峭山公后裔的不断迁徙过程中，可能由于原诗丢失、字迹变模糊无法辨识等原因后人须凭记忆重写，从而产生文字差异的现象；或可能后裔迁徙异乡后故意改写几个字以示自已这支与其他兄弟支系的区别；或可能后裔迁到异地数代人后，重写时融合了当地的乡音不经意间作了改动，凡此种种原因，因此造成目前峭山公后裔在全世界有七十几种只是文字稍有不同但表达意思完全相同的认祖诗版本，内八句也有类似现象。

结论：

目前被认为是认祖诗作者的主要七人中，战国时期楚国相国黄歇、西汉丞相黄霸夫人巫氏、东汉司徒、太尉黄琬夫人赵氏、泉州惠安锦田黄氏始祖黄道隆，都生活在中国七言诗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年代，因此他们不可能写出一首标准七言诗版本的认祖诗。

河南人黄隆在隋朝不可能用当时主要用于描写男女艳情的俗体，七言诗体，来写认祖诗。而且其诗中最后一句当中的“三七”两字，用词不当因为七妻并非各生三子，因此，黄隆不可能是七言诗版认祖诗的作者。

初唐的黄守恭686年遣子时，中国的七律正处于定格时期，还没有被广泛流传使用，因此黄守恭遣子时，他不可能作出七律，另外，紫云黄氏公布的认祖诗中含有“炽昌”两个字，而这两个字迟至黄守恭去世后的唐朝中叶才被刘禹锡创造出来，因此黄守恭不可能写出含有“炽昌”两个字的认祖诗，所以，黄守恭不可能是紫云黄氏所公布七律版本的认祖诗的作者。

邵武峭山公生活于唐末至五代十国期间，他在951年遣子时，中国七律的地位早已超越的五律，这时的人们作一首七律，稀松平常毫不稀奇，同时黄峭版认祖诗中的所有用词，都与其作诗的年代完全相符。

因此，根据七律发展史，以上七位被认为是黄氏认祖诗的作者中，只有黄峭在他的年代可以写出邵武峭山公版本的认祖诗，而其他作者在其生活的年代，都不可能写出今人公布的该作者那个版本的认祖诗。

鸣谢：本文一、七言诗概况；二、七言句→七言诗（指古体诗，下同）→七言律诗的生成脉络，这两部分内容，得到了原福建文史馆馆长卢美松教授的指点与肯定，特此鸣谢！

参考文献：

1、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P21，P215，P218，P224，P225，P227，P365，P400，P432。

2、赵敏俐，《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文史哲2010年第3期（总第318期）。

3、钱志照，《论汉魏六朝七言诗歌的源流及其与音乐的关系》,中华文史论坛2013.1，总第一0九期。

4、游国思、萧涤非，《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P137-138。

7、陈欣，《试论汉魏晋南北朝七言诗的发展历程》，绥化学院学报，2007年10月，第27卷第5期。

8、王明辉，《汉魏六朝七言诗遭受冷遇深层原因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第29卷第4期。

9、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P141。

10、余冠英，《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P160-161。

11、杨慎，明朝，《升庵诗话》卷三。

12、胡应麟，明朝，《诗薮》内编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3、冯班，明末清初，《纯吟杂录》卷五。

14、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之《安史之乱》，浙江大学出版社，P167，P168，P186。

备注：

1、据2002年福建漳州南太武山麓《浦西黄氏》谱牒的记载，浦西黄氏（始祖为南宋末年的皇亲国戚黄天从）六世祖也作了一首与其他黄氏完全类似的认祖诗，但漳州浦西黄氏声明，该认祖诗是借鉴参考了其他黄氏的认祖诗而作的，并根据其六世祖有十六个儿子的事实，将其他黄氏认祖诗最后一句中的“三七”，改为“二八”，即改为“二八男儿总炽昌”，因此笔者不把漳州浦西黄氏列入可能的作者中。

2、据称，广东南雄珠玑巷在清朝光绪年间修的《刘氏族谱》记载其元朝祖先遣子时作了类似黄氏的认祖诗；珠玑巷何氏联谊会刊物《庐江情思》转载广东番禺《庐江沙湾何氏族谱》记载其南宋祖先遣子时作了类似黄氏的认祖诗。因为这两个姓氏自已声称的认祖诗出现时间，比黄氏认祖诗晚很多，因此也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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