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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杀掉曾静，超级独裁者乾隆严令收缴各地的《大义觉迷录》，集中销毁。从此以后，《大义觉迷录》成为了收藏家手中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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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一方面他刻薄寡恩、阴鸷残忍、权力欲极强；而在另一方面，他励精图治，敢于向利益集团开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家。
一生之中，雍正树敌无数，上至皇亲国戚，中至满汉官僚，下至民间知识分子，均对他不以为然，颇为不满。
雍正六年（1728年），偌大的雍正王朝出现了一件奇事，那便是曾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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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落泪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雍正与乾隆两位皇帝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的延续，是清朝最为强盛的时期之一。然而，在这个盛世的背后，也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其中，曾静一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不仅反映了雍正与乾隆两位皇帝在处理政治问题上的差异，也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雍正帝在位时期，曾静因为受到吕留良反清思想的影响，企图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但最终失败被捕。雍正帝的处理方式颇为出人意料，他没有选择处死曾静，而是通过编纂《大义觉迷录》来反驳曾静的指控，并以此书教育民众，试图以理服人，显示出雍正帝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的宽容与自信。雍正帝甚至在遗命中特别交代，其子孙不得追究曾静的罪行，这在当时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
然而，乾隆帝即位后不久，便以“悖乱凶顽，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曾静凌迟处死。乾隆帝的这一做法，与雍正帝的遗命背道而驰，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一方面，乾隆帝可能认为曾静的存在，无论其是否真心悔过，都是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乾隆帝可能希望通过严厉的手段来震慑其他可能的反对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大义觉迷录》的编纂与传播，本意是为了反驳曾静的指控，澄清事实，消除谣言。雍正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开明与大度，以及对天下士人的关怀。然而，乾隆帝即位后，却下令收缴并销毁《大义觉迷录》，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帝对于父亲政治手段的不认同，也可能意味着乾隆帝对于书中内容的某些敏感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雍正与乾隆两位皇帝在处理曾静一案上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两位君主在政治理念和统治策略上的差异。雍正帝更倾向于以文化和教育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乾隆帝则更倾向于使用权威和强制的手段。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影响了清朝后世的政治走向。
最终，曾静的悲剧性结局，以及《大义觉迷录》的销毁，成为了清朝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它们不仅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皇权的绝对性，也反映了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的复杂性。这段历史，至今仍为人们所研究和讨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篇章。
很快，雍正便收到了岳钟琪飞马寄送而来的逆书。当他看到“夏靓”骂自己“弑兄、屠弟、谋父、逼母”等罪状时，竟然被气哭了。雍正常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汉子”，如今却被骂哭。
除了母亲去世，雍正的子女似乎也受到了报应，他的后妃生有九子四女，其中四女六子殇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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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
雍正生来就喜欢辩论，他既对曾静的攻击表示震惊，同时又感到庆幸。将问题暴露出来反而更好，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洗刷朝野上下对他的议论。因此对于他来说，活得曾静比死得曾静更好用。于是，史无前例的“皇帝与谋反者”的辩论赛开始了。
雍正见曾静如此忏悔，于是法外开恩，赦免了曾静和他弟子张倬（实际名字是张熙）的死刑。
与此同时，雍正还将自己的辩驳写成了一本旷世奇书——《大义觉迷录》。这种书，系统性地批驳了曾静对自己的指控。
从曾静所持的华夷之辩上来说，自己虽然是满人，也不讳言自己“夷”的身份。然而雍正也认为“本朝之满洲，犹中国之籍贯。”周文王也出身西戎，试问他们难道就没有“圣德”吗？正所谓入夷狄则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中国一向是个文化民族，只要接受忠孝节义之道，蛮夷也能成为华夏。更何况清朝入主中原后，海内一统、臣民百年不识兵革之灾，比当年明朝过得好多了。
在论述清朝的合法性后，雍正又论述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好儿子、好哥哥。
雍正留下曾静一命，真的能说明他非常仁慈吗？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雍正没杀曾静，却将屠刀伸向了吕留良一家。当时吕留良早就去世了，当时雍正却杀了他的儿子，儿孙全被流放到宁古塔给披甲人当奴隶。至于他的尸体，则被挫骨扬灰，著作全被焚烧一空。案中牵扯的刻书人、藏书人一律处斩。
相比于身体犯罪，雍正更加关注汉人心灵的反抗。在雍正的推波助澜之下，自康熙以来的文字狱变得更加猛烈。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到达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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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之死
1735年10月8日，雍正因服食丹药过量，不幸病死。在死前，雍正一直强调必须要留曾静一命。谁知其子乾隆继位后，事情却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
乾隆继位后不久，便下令将在全国四处现身说法的曾静和张倬抓捕归案。12月10日，乾隆发出命令。到了12月29日，曾静和张倬就被逮捕归案，踏上了押解北京的漫漫之路。
1736年1月31日，乾隆下达了残酷的圣旨：
“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的皇父宅心仁厚，饶了他们的性命。然而我不会姑息他们的罪恶，因此应立即凌迟处死，以遂民望”。
曾静、张熙被处死后，他们的嫡系亲属纷纷被杀，十六岁以下的男性以及一些女眷，都被发配到宁古塔予披甲人为奴，所有财产都查抄充公。
乾隆继位之后，便更改雍正的遗嘱。在当时，可谓是有违孝道的。然而乾隆为何要这么做呢？在乾隆这个超级独裁者看来，根本不需要和臣民辩驳什么。皇帝说的话，臣民们听着就行了。如果不听，那就只有杀了。
《大义觉迷录》好像是在给雍正申辩，事实所造成的效果反而是欲盖弥彰。大多数臣民，实际跟不了解宫闱秘事。而雍正却将清朝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宫闱秘事公之于众，反而引起臣民们的猜想和编排。
因此，雍正非但没能洗刷自己的恶名，反而让自己名声变得更臭，加之他本身就得罪了有文化的利益集团，故而成为名声最差的清朝皇帝之一。对雍正不利的野史更是层不出穷，甚至有人说，雍正是被吕留良的女儿吕四娘所杀。一直到《雍正王朝》的播出，我们才真正认识到雍正作为改革家的正面形象。
在杀掉曾静后，乾隆又严令收缴各地的《大义觉迷录》，集中销毁。从此以后，《大义觉迷录》从一本颁行全国的书，成为了收藏家手中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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