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时期里，西路军问题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至上世纪80年代，由事件参与者陈云、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直接干预，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有所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到澄清，并为史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1932年3月，根据苏区中央局江口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红军中路军（后改编为东路军），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4月，西路军抵达上犹。红军西路军抵犹崇苏区后，成立中共河西道委，把崇义游击大队、上犹游击大队和赣南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十二师。
6月中旬，红军东、西路军在上犹会合后，取消红军西路军编制及番号，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1936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夺取宁夏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渡过黄河。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第五、第九军等部随后渡过黄河。
10月底，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隔断河东红军主力和渡过黄河的河西部队的联系，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
11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共两万余人，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治委员会。
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西路军西进后，与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在甘肃的永登、古浪和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艰苦战斗。
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奋战，虽然击毙伤俘敌约2.5万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1937年4月，李先念率余部突围到达新疆，最后回到陕北。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番号就此撤销。
综观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的历史，有几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是任务反复多变，中央给西路军下达的任务频繁变动，且与西路军当时面临的困境不符，造成上下思想混乱，不知如何应对；
二是一味盲目服从，陈昌浩机械吸取错误教训，从只听命于张国焘，变成唯中央之命是从，且独断专行，陈昌浩对西路军的指挥有最终决定权，徐向前等人只能被迫接受，使西路军屡遭重挫；
三是敌我力量悬殊，马家军以15万之众对我西路军2万多人，他们是骑兵四条腿，西路军步兵两条腿，且武器精良、弹药充足；
四是不宜建立根据地，当地老百姓长期受马家军统治，对红军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西路军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和保障，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五是地形不利防守，河西走廊城池寨堡外的地势，大多比较平缓，没有依托，无险可守，马家军骑兵速度快，冲击力强，我防守阵地很容易被突破；
六是没有后勤补给 ，没有战略后方、粮食得不到保障，枪弹得不到补充、药品得不到满足，伤员得不到救治；
西征之战是西路军的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一座历史丰碑，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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