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种开放、包容的视角看问题？当因观点不同而产生冲突时，如何在共情和理解别人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8月我们选出的18本书中，不少书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应。
王汎森的代表作《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指出，用一种开放的视角看待历史，而非桎梏于某种特殊的立场，或许是“古史辨运动”这场运动留给今人的宝贵遗产；意大利人亚历用中文写下了自己在中国生活的观察体验，《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收纳了人与人之间超越国别的温暖善意、无端恶意、热络、尴尬；《“娜拉”在中国》指出近代中国新女性的最大难题，恰恰在于走着一条男性提供与指导的路，同时还须面对男性本位的舆论种种不公平的苛责；《四海为家》以第一视角忠实还原了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用包容的心态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学术旅程。
在未来，我们会继续每个月向读者推荐一系列最新出品的好书名单。在选书时依旧坚持了书评周刊“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一贯标准。同时我们也开始在多个城市的书店对书榜进行了线下的展出（展出信息见书榜后），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前往。
《鹿隐之野》
作者：押沙龙
版本：果麦文化·万卷出版公司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鹿隐之野》由七个故事组成，其中多有历史的痕迹，但一旦被编织成故事，便成了寓言，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东西。从故事层面看，几篇小说都相当精彩，讲述我们熟知的欲与仇。
在《天人的礼物》中，经由所谓天人的帮助，一个孩子内心的权利欲和征服欲被唤醒，或说被激发至无限大，于是，他从一个小小的“头人”成为主宰一切的“王”，而毫无疑问，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王”一样，为他造就这一切的，是恐惧、暴力和他人的血。《天邑商》中，生来就注定成为人牲、把自己奉献给所谓天神的人反问：“那鬼神为什么不吃主人他们呢？他们为什么不做人牲呢？”然而最终，他为了活命放弃了自己爱的人，让她被捉回去，继续她的“命”。《猎龙》中，嬴政的故事再次被想象，一个身体正在溃烂的老皇帝渴求着不死药，等来的却是复仇的白衣少年。少年说自己是猎人，“猎一切行猎而不肯被猎之物”，也是复仇者，“为自己复仇，也为一切无法为自己复仇的人复仇。”最终，在最后一次刺杀中，少年和皇帝一同死去。书中最后一个故事《鹿隐之野》由三个人讲述的三个故事组成，其中的“鬼故事”讲乱世中的棘城曾迎来一批难民，为了活下去，这些难民几乎杀光了棘城的人，自己占据了棘城，生儿育女。中元节那天，那些鬼魂回到棘城，但忘记了生前的遭遇。故事中的穆生可以吹奏两种曲子，一是镇魂曲（继续遗忘），一是惊魂曲（想起当年的血），如果是你，会选择让他吹奏哪一首？
选择哪一首，都是苦：“妄念滋生妄念，痛苦繁衍痛苦，一代代的心在黑暗里摸索，摸索出的依旧是黑暗。波浪汹涌，浪生浪灭，但苦海的汁液却不曾减。”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写的是二十世纪两位极富盛名的诗人，是他们的诗歌与命运，也是友谊：不同生命之间那奇妙的交叉点。作者伊雷娜在书中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说，友谊是一种罕见的结合。在其最高形式下，友谊是一种爱。显而易见，这种形式的友谊并不常见，尤其是在成人之间，尤其在当下这个社会。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之间友谊的形成，有相对牢靠的基础：两人都因故背井离乡、流亡美国，对诗充满最强烈的激情，信任语言，并清醒地知晓自己生命所负的责任。1972年7月12日，布罗茨基刚刚落脚美国没多久，米沃什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有问候，有鼓励，也有友善且实用的建议，这封信“为两人赢取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两人时常一同参加诗歌节，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彼此的诗，为对方撰写评论或推荐信……这些行为并非吹捧式的利益交换——在某些地方，我们经常见到此类行径——而是出于内在的认可。米沃什说，诗人互相辨认，就像蚂蚁使用它们的触角。当时，作为一个已然非常成熟的诗人，米沃什的触角率先辨认出年轻的布罗茨基“诗人”的本质。
友谊并不意味着两人的高度同一。米沃什和布罗茨基之间存在诸多分歧，甚至可以说是重大分歧，也正是在对这一层面的分析中，伊雷娜展现出一个研究者的杰出能力。比如书中详细探讨了两位诗人对“中欧”这一概念有效性和必要性的分歧，对“历史”和“帝国”的不同态度，以及“历史和阶级的隔膜”等，而也恰恰是这些差异，标示出两人的部分重要特质。但就像米沃什在谈及布罗茨基时会重复说“我的朋友”所显示的，分歧没有动摇更根本的认同，以至于米沃什去世时，“布罗茨基经常出现在米沃什的讣文中”。
年长的米沃什逝世于2004年，布罗茨基则在1996年就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只活了55岁。两人死后，出现了大量的纪念性活动，伊雷娜写到此处说，“这本书即是这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作为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的朋友，她书写他们以及他们的友谊，也是她自己对两人友谊的最好表达。此外，她关于友谊的一个动人视角值得在此引述：
“无论是米沃什，还是布罗茨基，都没有将诗歌献给任何一个国家。他们的诗歌注定是直接给予我们每个人的。而这就解释了他们的读者为什么把友谊赋予这两位诗人。”从这个角度看，两位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读者的诗人所获得的友谊，是无限的。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
作者：王汎森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8月
推荐理由：
新文化运动后，一场对于先秦、秦汉史料真实性的论争迎来了高峰，这就是著名的“古史辨运动”。顾颉刚等史家试图推翻儒家典籍的古史叙事，提出中国古史的“层累造成说”，在学术界、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震动与深远的影响。本书是著名思想史学者王汎森的代表作之一，首次以简体中文版问世。其大纲虽形成于作者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的学期报告，但最终的成书中的诸多思考，至今仍给史学界以重要的启迪。
正如作者在书中的自述：“如果古史辨是一场大火，我个人特别想追问的是造成这场漫天大火的火药”，相比于细密的史料考据，书中提出的诸多“史识”给人以更多启发。比如作者认为，考察古史辨运动的兴起，需要兼顾长程、中程、短程的视角，今古文之争、清末民初的环境、顾颉刚个人的“冲天一击”，都是必不可少的“火药”。而对处于这一运动之核心的“层累造成说”，王汎森认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顾颉刚为何把古史的“层累”看作“有意伪造”，而非“自然累积”的结果，甚至认为伪书中无任何真历史？经过深入考辨，王汎森挖掘出晚清今文家的历史解释发挥的巨大作用。康有为、崔适等人的疑古活动发生于尊孔卫道的意图，最终却被最强烈的反传统运动所继承。这一看似令人惊讶的发现充分解释了思想史演变中丰富的层次性。
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除了处理史实与发掘史识方面的出众，最终也会在史观上给予读者重要的提醒。作者在书末提醒：“我们不能误以为古史辨的最大成就是把传统上古信史完全击垮，事实上，它对近代史学发展的最大意义，是使得过去凝固的上古史系统从解榫处解散开来，使得各上古史事之间确不可变的关系松脱了”。用一种开放的视角看待历史，而非桎梏于某种特殊的立场，或许是这场运动留给今人的宝贵遗产。
推荐理由：
“一百年前，不准娜拉离家；一百年后，不准娜拉不离开。”
自20世纪以来，“娜拉”在中国始终以新女性的形象而闻名。然而百年间，关于“娜拉出走”的讨论风向也在发生变化。由“出走”引发的新旧之争在女性群体内部持续引发着分化。当年以女性之名的解放为何百年之后并未通向真正的女性解放？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许慧琦认为，这有必要重回娜拉的原型以及她传入“五四”中国的整个过程中寻找答案。
《“娜拉”在中国》一书首次系统梳理了“娜拉”这一形象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演变的历史。“娜拉”原是易卜生笔下《玩偶之家》的主人公。20世纪初，在该剧传入中国时，以胡适、鲁迅等新文化男性知识分子对“娜拉”这一形象进行了相当本土化的改造，相关话语权始终没有掌握在女性手中。从原版娜拉走出“夫家”到中国娜拉走出“父家”，这一转变无形中延续着以男人为人类原型、以男性特质为优越性别气质的既有男性本位价值观，更谈不上结合女性的实际处境提出真正保护女性权益的纲领方案。相比于男性叙事而言，这种深层次的男性本位叙事长期隐秘宰制着社会意识。该书最终提出，近代中国新女性的最大难题，其实恰恰在于走着一条男性提供与指导的路，同时还须面对男性本位的舆论种种不公平的苛责。这在娜拉形象的历史衍变中，尤为突出。
《我们时代的神经与精神疾病》
作者：（美）埃里克·坎德尔
译者：喻柏雅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7月
推荐理由：
孤独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这些困扰现代人的疾病产生的过程与大脑的运作紊乱息息相关。神经科学家、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提醒我们，理解大脑与这些疾病的关系其实并不容易。自从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将身心二元分立，人们一直以来都习惯于将精神障碍类问题归于所谓的心灵问题，对其与大脑 的关系选择性忽视。这也导致了精神障碍患者遭受的长期污名，比如，认为“患上抑郁就是不懂事”、“肥胖主要是因为自我放纵的性格”，等等。
本书借助前沿的脑科学研究揭示大脑的紊乱过程与人们最常见的心理、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为我们理性看待这些疾病提供了重要的洞见。同时，作者还试图借助生物学取向的心智研究谈创造力与意识的奥秘，尤其讨论了人类独特的创造力存在于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患者身上的案例。坎德尔曾经在《思想的年代》中对20世纪初期维也纳的科学、医学、艺术之间的交融进行了视野宏大的分析，对于他来说，科学与人文研究并非泾渭分明。本书也是他借助心智生物学拓展一种“科学人文主义”的重要尝试。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作者：（意）亚历
版本：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24年7月
推荐理由：
如今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各种“老外网红”，从初来乍到说错话闹笑话的“歪果仁”到毫无口音甚至方言流利的“中国通”，各种人设都有。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严肃深入的书、轻松搞笑的短视频，都不乏相关内容。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是重复刻板印象还是加深互相理解？他们是在中国工作但悬浮于这个社会，还是带着好奇与开放的心态与普通人建立了真实的连接？
意大利写作者亚历用中文记录了自己的观察和体验。2016年，23岁的亚历来到北京。在中国生活的六年中，他在电影学院学过导演，做过意大利语老师，做过群演，拍过广告。2021年他在上海办起“写作俱乐部”，“在信任的环境里将自己的内心生活和他人分享。我找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位置：在一个客厅，给一些可爱的人倒酒，听他们讲一些自己的事情……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交流，是我生活在这里的价值所在。” 在后疫情时代，从零开始和陌生人一起重建世界，让亚历被媒体关注，他也因此开始全职写作。
在亚历的笔下，一切都很真实、鲜活，人与人之间超越国别的温暖善意、无端恶意、热络、尴尬他都记录下来。来中国以及在中国每一次换城市、换工作都不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初入社会在流动和相对稳定中摇摆，在异乡不时会有的孤独、迷茫，是同龄人共通的心理体验。“你怎么看中国的年轻人”是他最怕的一类问题。他并不想从宏观角度得出某些结论，只想写下自己和这片土地的复杂相处。也正是这种真诚的个人化分享，让很多读者感到亲切、治愈。
《巴黎有座艺术桥》
作者：（法）卡特琳·莫里斯
译者：李珈仪
版本：新行思 |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巴黎塞纳河上有一座艺术桥，连接法兰西学院与卢浮宫的中央广场。文学和艺术在这里交汇，也开启了这本书的故事，只不过故事的画风不太是你常看到的样子：德拉克罗瓦是怎么一边在安格尔背后说他坏话，一边在乔治·桑家把面包屑弄得到处都是的……普鲁斯特是怎么热衷于艺术，并从中汲取灵感，以至于忘了要把土豆煮熟的……9个文学家与艺术家之间既混乱又亲密的故事，取材于艺术史中的知名事件，被漫画家卡特琳·莫里斯用法式戏谑的风格重现，再现了启蒙运动到20世纪初文学与绘画的密切联系。卡特琳是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漫画团队中唯一的女性，同时也是法兰西艺术院唯一一位漫画家院士。即使你不熟悉这些轶闻典故，也能被她精湛的绘画技巧吸引。如果你熟悉这些故事，大概能从头乐到尾。故事里穿插了不少卡特琳对世界名画的二次创作，幽默之余亦能感受到作者的热爱与深情。
《游鸭：被迫迁徙的我们》
作者：（加拿大）凯特·比顿
译者：李雅欣
版本：墨狸 |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这是一本沉重的个人图像回忆录，亦如它灰蓝色的色调。一个21岁刚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女孩，为了偿还助学贷款，背井离乡，来到男女比例50:1的油砂矿井工作。她努力工作适应，却摆脱不掉不公平的待遇和歧视。回忆中涉及了性暴力事件，凯特·比顿用非常审慎的方式处理，她不想用夸张化的方式去呈现，也道出了令人难过的现实——侵犯者可能都不认为自己实施过侵犯。简短几笔能触及的，只是这个故事的万分之一。油田里有给她带去痛苦的人，也有宽慰她的人，后者有女性也有男性。他们就像被共同困在油田里的游鸭，是被全球化碾压和忽视的工人。书中提到有多伦多的记者想要采访凯特，直击性骚扰议题，凯特却感到很反感，记者已经预先想好了故事，而凯特不想以偏概全。身在多伦多办公室的记者理解不了，对于凯特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心碎，是那些操着熟悉口音的人在这个地方被催生出了以前不存在的事，寂寞和抑郁压垮了人们。而她在讲述自己痛苦的文章评论区里，却遭到了她给予同情之人的攻击。“如果同理心是相互的就好了，是吧。”女同事在听完凯特的话后说道。
《当宝拉走丢的时候》
作者: （波兰） 加布里埃拉·雷泽佩卡-韦斯 著
（波兰）玛格达莱纳·科济尔-诺瓦克 绘
译者: 蔡潇洁
版本: 天略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这是一本关于“走丢了该怎么办”的绘本故事书，它并没有从规训的角度出发，让孩子受到外界危险的恐吓，而是在尊重孩子好奇天性的前提下，告诉他们自己可以主动出击、做些什么。
带孩子出门，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与孩子走散，许多讲述儿童安全的童书都聚焦于告诉孩子外界的危险，通过规训孩子的好奇来避免走散的发生。但在这本书中，女孩宝拉总会与父母走散，但哪怕她是一个人，也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让父母找到自己，也让自己避开潜在的危险。宝拉很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度假，但她经常会走丢，幸好，她牢记了“走丢时要遵守的六条规则”。这本书中的安全规则由波兰“寻找失踪者组织ITAKA基金会”提供，让孩子知道，当自己迷路或跟大人走散的时候，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自主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对于孩子来说都很重要，比起对于与父母分离心怀恐惧，让孩子了解独自一人时合理的行事规则，会让他们保证自己的安全，并在每一次行动中获得成长。
《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
推荐理由：
与我们乘坐现代交通工具不同，古人要是出门去外地经商、赶考，大半时间可能都花在了路上，少则要五六天，多则半个月一个月。如此漫长，他们是如何在途中补给的？旅店、驿站、茶铺……若是我们再想一想，可能在脑海里会浮现一个亭子的样子，建在去往某集镇的必经之路上，有台阶，也有座椅。路人渴了拾级而上，小坐一会儿，有时还能喝上一壶当地人的免费茶水。这样的亭子一般被叫作茶亭、路亭。《新白娘子传奇》《倩女幽魂》等众多古装剧均有它的影子。倒不是因为剧组有意策划，其实凡讲古人出门都离不开亭子。哪怕在山区道路上也可能有用石头堆砌的拱洞。相比于大坝、运河、书院、道路等公共设施，亭子很少受到关注，偶有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提及。它的建造规模小，投入少，与农业和军事等传统社会重要部门也并无直接关系。
有意思的是，《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有一章专讲这个被忽视的设施。茶亭或者说路亭，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赶考者、僧人和其他一切过客提供了休憩的去处。我们都知道，旅店和饭馆一般设在城镇，客人不间断，才能把生意做下去。没有老板愿意把店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除了小说想象的“黑店”。本书的这一章通过对福建、湖南、浙江、广东等地的地方志史料整理和研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别样的传统中国公共设施图景。茶亭在道路上数量多、分布密，有的区域两至三里就设有茶亭。茶亭由当地人集资建造，七八人或数十人，人数不等。茶亭有其产权和管理制度，比如个人可以向茶亭捐资土地，通过粮食供给和租金源源不断地“支付”茶亭的公益性开销。也因茶亭的产权被官府和民间承认，后续捐资也都纳入茶亭户下，长久保障茶亭。有关茶亭的创造正是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个例证。
《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所论的还包括茶庄、公共水利工程、清末新式学堂、个体农庄、商人和其他民间组织，以此探讨“民间主体的治理机制”（下编）。除此之外，则在理论层面探讨“基层秩序与制度体系”（上编）。在理论和史料之中重讲了传统中国的基层民间秩序，也可以说这本书在回答传统中国是如何实现治理的这个经典议题。与单讲国家（state）、社会的论述不同，它也突出了市场在传统中国基层的角色，包括公共产品服务。我们或许会渐渐意识到，过去认为农民和传统社会缺乏产权意识、不具备市场意识、公益不发展、士绅只讲儒家道德的种种看法，不过是成见罢了。
《四海为家》
推荐理由：
《四海为家》是现年90岁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玛蒂亚·森唯一出版的回忆录。在这本书中，阿玛蒂亚·森回顾了他从童年成长到走上学术生涯的漫长旅程。从孟加拉国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先求学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又辗转任教于美国多所知名学府。“此心安处是吾乡”，可以说，这本回忆录是阿玛蒂亚·森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成为世界公民的写照。
相较于很多聚焦家庭和私人生活的回忆录，《四海为家》可以说是阿玛蒂亚·森的一本学术自传。这本书中充满着阿玛蒂亚·森对分配正义、公正社会等重大议题的观察和思考。作者亲切又深刻的叙事风格很容易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跟随森的视角，一同回到孟加拉大饥荒的现场思考饥荒问题，又或是在剑桥的学人辩论中探寻经济学的意义。稍有遗憾的是，《四海为家》对阿玛蒂亚·森近几十年的思考和活动记录较少，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位海纳百川、心系天下的学术大家是如何“炼成”的。
《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
作者：侯丽
推荐理由：
大庆，一座有着光辉过去的石油之城。其名始于1959年油田的发现。
在去往大庆路上的乘客，在靠近这座城市的时候望向窗外，目之所及与其他城市并没有多少不同。越来越高的楼，越来越密集的住宅，还有越来越多的车辆。直到看到草地、水塘，还有油井才忽然感受到：大庆是一座石油之城。石油的发现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历史，也改变了其命运。本书作者侯丽在讲述她个人旅途时也谈了进入大庆的这种体验。她接下来的这段描述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作为石油城镇的大庆：“它糅合了田园景观和欣欣向荣的工业景象，是一个看上去既不完全城市也不怎么乡村的石油生产基地。沿着高速公路前行，一些简单实用的低层工业建筑逐渐出现。稍微离开快速交通走廊，就会看到许多油井矗立在废弃的公共建筑和由单层砖瓦、土坯房组成的村庄之中。”
从今天进入大庆的历史，将穿越时间，也将穿越剧烈的经济和社会之变。侯丽的《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是一本大庆的城市史，它是关于一个地点如何被发现、被规划并被定为模范的故事。这则故事起于能源的开采和运输。大庆油田在发现4年后就贡献了中国原油产量的一半，在此后二十余年里一直是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是中国石油工业自主发展的关键参与者、见证者。
侯丽本人成长在位于山东的胜利油田，后来读书、工作，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史等方向的研究。功能性的住宿、“生产-生活”的结合，是其个人早年生活经历。她在这本书中对大庆的讲述主要部分是这里的空间规划。作为城市的整体性规划是缺位的，大庆的规划由石油生产决定。采油厂、注水站、钻井对等生产单位，以及围绕它们而建立的“中心村”居民点，是这里基本的规划。大庆的历史也受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的诸多影响，这在书中也有具体的呈现。在这段宏大历史背后，穿插着一位女性阿华在大庆的故事。21岁的她梳着长辫子，在那一年从南京来到油田，并在这里工作、结婚，与丈夫阿松生活。她见证了油田的光辉，也经历着个人的人生，有过荣誉，有过苦恼，既担心孩子跟着受苦，又不忍与孩子分隔两地。在艰难简单的生活中也用心布置家居（还曾把房间让给其他生育女性）。在“文革”期间，想起在南方的父母老人，她也曾后悔当初来油田。阿华本名查滨华，侯丽是从1966年《建筑学报》的一篇报道知道了她，经她同意在书中讲述了这则故事。每讲完一个阶段的油田，都附上同时期的阿华。这本书或许希望将宏大的和个体的两条线结合起来，不过因为两部分并没有直接衔接在一起，没有融为一体。把它们分成两本书来读似乎也没问题。
这些年产生了许多关于东北的小说、非虚构和影视剧。研究性著作要少一些，城市史就更少了。《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为读者讲述了大庆，它的规划、奋斗、光荣、挑战。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城市化建设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1994）和城市商品房改革（1998），城市化此后一度取代工业化成为城市经济最主要的“增长机器”。过去生产性建设是第一位的，工业化则曾视城市化为“阻碍”。这本书启发了读者对两者张力关系的持续思考。
《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
7月爆出的“门罗事件”再次引发读者对作家作品与人品的大讨论。《划清界限？》一书即从哲学及伦理学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述了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所谓“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这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且容易厘清的问题，但通过在各种力量的拉扯间无限迫近那些细微之处，我们才有可能免于全然失去艺术或道德的风险。
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并非直接围绕是否应该“取消”失德艺术家，作者试图探讨的是对每个读者和创作者而言，更加复杂的道德情境。比如，创作者的道德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作品的品质？当我们被他们的作品所吸引时，这在道德层面上是被允许的吗？以及当我们倾心的作家、艺术家被爆出曾做过可怕的事，我们又该如何处理面对其人其作品时内心生出的矛盾情绪？
在该书作者看来，当这些失德行为被公众知悉后，我们的确可以继续欣赏他们的作品，但显然无法像之前那样欣赏了。在这个过程中，任何致力于公共道德话语的努力、且目的只是试图展示道德体面的“道德哗众取宠”行为都值得警惕。作为有道德的艺术消费者，问题并不在于消费什么艺术作品，而是如何参与其中。从这个角度而言，区分艺术作品的特定意义和作品对具体个人的意义就显得相当必要。归根结底，这本书或许无法提供清晰的答案，但它的确为个体厘清自己对这些事物的看法提供了启发。阅读过程中，更重要的其实是不断自问——我们会在何处划清界限？
《翻译的危险》
作者: （英）沈艾娣
译者: 赵妍杰
版本：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4年7月
推荐理由：
1793年夏，英国政府派往清朝的大使乔治·马戛尔尼远渡重洋，率使团抵达承德觐见乾隆帝。这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也是过往学者探寻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重要历史节点。“翻译”在两大帝国的外交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是沈艾娣的这本《翻译的危险》的切入视角。
去年出版的《龙与狮的对话》通过爬梳档案指出翻译带来的误解最终导致马戛尔尼访华成为了一场“鸡同鸭讲”的对话。相较而言，《翻译的危险》将镜头转向皇帝觐见现场的两位译员李自标和小斯当东，让他们的人生沉浮与使团出使交织在了一起，用微观的视角展现了大国交往的内在机制。
日常场合中的翻译通常被视为不通语言的双方实现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桥梁。然而，近代大国外交中的翻译面临的尴尬处境呈现出另一番诡谲画面。作者沈艾娣在本书结语中指出，清朝当时有不少人对欧洲知之甚多，但英国的威胁让拥有这些知识变得危险，所以无人愿意显露。对他国越是了解，在本国就容易受到猜疑，翻译因为能与另一方共情而面临风险。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昔日经历依旧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化间的互相理解。
“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在汉代纬书中，这段话被认为出自上古圣君舜的名言，那是舜在位第十四个年头，祭礼上演奏钟石笙筦之时，乐尚未罢，忽然天降异象，“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见到如此异象天变，舜忽然大笑起来，说出了上面这番话，由此决定将天下禅让给禹。当他将禹推荐给上天使行天子事时，“于时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上天通过降下灾异或是祥瑞，来表达对人间政事的否定与认可，尽管这种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强关联，在今天看来无异于“鬼神干政”的虚幻迷信之举，但对汉人来说，这却是他们不容置疑——或是无需质疑的政治-社会生态。从鬼神灾异观念进入汉代历史，可以说是找到了一条深入汉人心灵秩序的通路。
《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便是从这一方向发掘汉帝国所谓“神圣性格”的构建与崩解的心灵史。汉朝建立与其他王朝并无不同，皆是人力所为，但王朝秩序的构建，却并不能仅仅以人所规划的法令制度这一刚性强制力所能完全涵盖，它还需要能构建起一整套能够获得世人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柔性方式灌注到天下人心中，作为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依据。对此，汉帝国构建起一整套神圣秩序，所谓“汉家有命”，天命德运成为了汉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崇隆高祖斩白蛇起义的建国神话，以及不断借助神道巫卜、预言谶纬之说来固化帝国的统治乃是天命所在的意识形态。
不得不说，在塑造汉帝国的神圣性格方面，汉人做得相当成功，这种成功体现在，本应高踞天人秩序枢轴位置的汉代帝王本身都对此深信不疑，权力的理性主义都不得不受到这套近乎鬼神玄学观念的牵制，就像孩子长大后反制他的父亲一样。天命德运论成为了西汉末期的政治危机的关键，本应为日渐颓唐的汉室政权增加合法性依据的神道理论，反倒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为王莽篡汉提供了服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观念，也为汉朝被其他姓氏政权取代提供了理论基础。
如汉代纬书借舜禹禅让的古史明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是可以让渡的、王朝是可以改易的，比起一姓之尊荣的权力之私，尚有为鬼神裁量、万民与共的天下之公。所谓“汉家”并非仅仅是刘姓一家的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汉家通过面对灾异时承诺“太平”的理想国的政治愿景，而使汉帝国意识形态全面地灌注到天下万民心中，从而企图混同刘姓一家政权与天下人之天下的公私之间的区别，化私为公，化家为国，从而保证刘姓汉家政权长久不衰。
然而，就像本书所着力关注的东汉末年这一历史时期所揭示的那样，这套愿景终于归于迸散。一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汉家神道意识形态受到“玄丘制命”与“道佐代乱”两股神学思想支流的牵制，“玄丘制命”背后体现的是天子受命、牧养万民的神学思想，反映的是天子与万民的关系；“道佐代乱”则体现了以道佐君、郅治太平的神学思想，隐含着天师与天子的关系。两种神学思潮是天命与道术之间的撕扯，在政治承平时，两者尚可配合无间，待到政事衰微，两者之间分歧变大，但又以另一种方式而再度结合在一起，便是都认为汉家天命已尽。党锢之祸与黄巾之乱分别从两个方向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尽管这两套神学思潮实际上对对方都存在芥蒂龃龉，甚至是对抗关系，就像经学大师郑玄让他的儿子出战对抗黄巾之乱一样，但他本人却受到黄巾乱民的尊敬。他从儒家天命论出发的灾异之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原始道教的理论基础，被其引为同“道”。
天命为天下变，道术为天下裂，但易变裂解之间，却同样存在着延续性。汉帝国虽然在政治实体上崩解，但所谓的汉家却因其神圣性格而继续存在。成为原始道教仿效比拟的理论基础，而后世王朝也不断援引汉家故事作为政治构建的理论与践行基础。就像坎特洛维奇提出的王有双身的理论一样：国王的肉体会消亡，但权力精神却会继续传续，所以“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这也同样可以套用在汉帝国身上：汉朝已死，汉家万岁。只是这套政治神学不得不让人一再回味那句出自《左传》的名言，比起灾异天命的神学，这句话或许更像是一个预言：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历史是由许多零碎琐事组成的，所谓的宏大叙事，常常只是刻意回避这一点，因为宏大叙事可以提供一条从历史到现在再通向未来的注定道路，但零碎琐事却告诉世人这条所谓的注定道路上充满了偶然与不确定，它只能证明过去的路已经如此走过，却无法证明未来的路也同样会这样走。毕可思的《帝国的切口》就是这样一本由各种零碎琐事组成的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史。对一些读者来说，这本书看起来似乎显得太过零碎，以至于有些絮叨冗繁，就像一个老人在喋喋不休地追忆往事。
这一点并非譬喻。在本书序言的最末，毕可思就讲述了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李度（Lester Little）在被迫辞职谢幕的隔天，与他的朋友偕睿廉（George William Mackay）的闲坐对话，偕睿廉的父亲偕睿理（George Leslie Mackay）是第一位赴台的加拿大传教士，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台湾女子。他告诉李度，自己依然能清晰记得，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前，当时的海关专员马士（H B Morse）“端坐在轿子上，由四个身穿白色制服的轿夫抬着，一直从家坐到办公室”——对两位耄耋老人来说，这或许只是记忆中的琐碎灵光而已，但将它放在谈话的背景中，1950年蒙蒙细雨的元旦——旧时代消逝的前夜——其中的意味就悠长极了。
毕可思的书中几乎全部由这些可供深入解读的细节充满。从开篇东印度公司的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和他的属下用肩膀撞开了上海道台衙门紧闭的大门开始，这就成了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破门而入”一个生动而充满隐喻的现实写照。林赛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真的气急败坏，而是有意为之地强硬，在见识了中国官员的颟顸与保守之后，他决定用戏剧性的高傲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总结道：“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得那么顺从，中方将会更愿意迁就我们”——这场在上海道台衙门的戏剧性冲突，让衙门里的人为他们准备了烟斗和茶叶，茶叶正是当时中英贸易关系的重点之一。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为了即将发生的鸦片战争的预演。
在第七章的开篇，毕可思讲述了一个中国小人物张之喜的遭遇，这个滦州人九岁的弟弟五儿失踪了，他为了寻找他的弟弟，沿着尘土飞扬的土路步行了 95 英里，一直走到京城，寻找到了英国领事馆。他带了一根长矛向进去向英国领事陈情，希望英国人释放他的弟弟，为此，他将会拐带另一个男童作为替代。这个荒诞的请求让英国人大感惊骇，但对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却合情合理，因为他们认定，洋鬼子会挖出中国人的眼珠，用来制作药物，他们还挖出中国人的心脏充当同样的用途。这一天是1870年8月20日，一个月前，天津教案发生，其导火索正是民众疯传洋鬼子拐卖中国幼童用来炼药。就像张之喜认为可以拐卖别家小孩来赎回自己弟弟是合情合理的一样，天津人也认为洋鬼子也像中国的妖道一样会用小孩子的眼珠和心脏来修炼邪术丹药。可以说，张之喜事件是另外一个飘萍，只是没有像天津教案那样掀起飓风而已。这些琐事需要被看到，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原因，只是因为它们发生了，并且是以这样而非那样的方式发生。
《猫鱼》
作者：陈冲
版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6月
陈冲是20世纪80年代颇具符号意义的演员。从影响一代人记忆的“小花”到第一批闯荡好莱坞的中国演员，再到贝托鲁奇《末代皇帝》中的皇后婉容，她早期的银幕形象和大众印象封存着当时从闭塞到开放的社会潮流。陈冲出身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张安中是著名的神经药理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培养出了饶毅、晏义平等一批著名学者；父亲陈星荣是放射科方面专家，曾任上海华山医院院长；外婆史伊凡是知名社会活动家，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与吴健雄等同学，参与过北伐、抗日战争；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太公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曾参加辛亥革命，瞿秋白中学时曾追随他学习篆刻......在她的回忆录《猫鱼》中，四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史连缀在一起，结成记忆的线索。她用想象力补全了家族历史中自己未曾亲历的画面、场景，投射出一方纸上光影。通过回溯自己的来处、过往（参与过的电影创作、对爱的探索与追寻），她也再次看到自己身上的脆弱与坚韧。基于哀思的记忆和想象激发了她对美的渴望与对艺术的追求。
“猫鱼”是陈冲儿时的上海话，菜场出售一种实该漏网的小鱼，用以喂猫，也是她和哥哥陈川（画家）最早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奇迹”。不起眼的猫鱼会因为孩子的恻隐之心暂时被保全，又因为冰冷的空气被冻得梆硬，倒掉后又在温暖的水池里活过来。陈冲相信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童年的“猫鱼”，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是我们余生创作最汹涌的源泉”。通过回溯自己的来处和过往，她感到“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积累和融汇了所有生命的记忆；也许我们所体验的无常，从来就是永恒。”
《一虫一草游世界》
作者：芦笛
译者：严娜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7月
在当代医学中，“冬虫夏草”是重要的补品。一种真菌在夏季或秋季感染昆虫，在冬季，真菌丝杀死幼虫，从幼虫的头上生长出来，并在第二年的春天或夏天形成子实体。这种神奇的形成过程正如它充满物种复合意味的名称一样，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虫草的历史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地区，随后向东扩散，再到走入欧洲人和日本人的生活。历史学者芦笛的这部专著追溯了虫草全球传播的过程，通过这一中国传统本草的小切口，探究中国与全球、科学与乡土知识体系之间的互动与张力这一重要问题。
作为18、19世纪欧洲的前沿学科，虫草在那一时期传入欧洲后受到了博物学家的重点关注。虫草因其独特的生成方式启发博物学家探索新的自然分类，并在他们将全球自然生物界分类的现代科学雄心下被解构，相较于中国传统的虫草知识，另一种现代科学式的虫草知识被逐渐建立起来。伴随着科学事业的全球化，这一进程扩散到日本，在向日本学习的风潮中，20世纪初有关虫草的化学、药理学研究回传入中国，引发了现代科学与中医学知识之间一定的紧张。从这个有关虫草个案的深入研究中，我们能意识到现代科学并未彻底消除传统的经验知识，关于物的多元化知识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
新书月榜，去往城市和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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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编辑：荷花、张瑶；海报设计：师春雷；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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