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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文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从山东省的省城来到青海省地质系统的一个地质队就业，当上了一名钻工。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还没有上完高中。
钻工是钻探工的简称，是指那些使用钻机对地质矿产资源包括地下水资源进行勘查，从事钻井作业的工人。地质队里的钻工广义上来说也属于地质队员。
那是个水文地质队，搞水文地质普查的。全队有三四百人，配备十几台钻机。每台钻机编成一个作业单位，配备二十名左右的钻工，全部为男性，分区域开展钻探。水文队的队部设在东部农业区，但勘探的区域却涉及日月山以西的许多牧区。我所在的钻机那两年的勘探区域在海南州青海湖的南部一带，就是牧区。毋庸讳言，牧区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要比农业区艰苦得多。
不同于那些钻探石油的大型钻机，水文钻无论是钻机机体还是配套设施的规模都不算大，一般情况下钻探的深度最深也就是几百米。我作业的那台钻机是仿苏制的，设计的最深钻探深度是500米，但有口井打了511米仍然正常运行。
钻探开始前先要定井位，由队里的工程师负责，但通常只是划定个大概的范围，具体的位置还得由钻机上的人根据地形和钻探环境等因素来确定。井位定好后，先要在离井位一两百米的地方建一个生活区。生活区的主要设施是帆布帐篷-—钻工吃住休息的场所。一顶帐篷能容五六个人住，靠着帐篷的内壁摆放着床铺，就是两条长凳支撑着一张作床板的木板。帐篷中间安放一个废汽油桶改装成的火炉。高寒地区早晚气温低，有的山区六七月份也能见到雪花，因此绝大部分时间里需要生火取暖，另外烧水热饭也离不开火炉。虽说是打水井的，但钻机上的用水也像粮食煤炭一样，都是由队里的后勤部门从别处运来的，运来后储存在一个大水箱里。不过，如果钻探的区域正好是在村镇这些有人烟的地方，而那个地方的人又需要水井，那往往就不用再搭建帐篷了，住所一般就由需要水井的单位提供，我们打的井则免费归其使用—反正我们打井是为了勘探，打好的井一般没有别的用途。我当钻工的那两年，有两三口井就是在农场、兵站打的。那些农场、兵站在我们打井期间给我们提供了简易的住所和一些其他的生活便利，甚至在打井完工后宴请我们。帐篷里照明一般用的是蜡烛，因为钻工居住的帐篷离井场有一段距离，不容易从井场把电线拉到帐篷里，也没必要另外配置一个发电机给帐篷发电。生活区基本建好后，接着就是建作业区，也就是井场。建井场的首要任务是安装钻机，通常需要全员出动又拉又拽，才能把那个几吨重的铁疙瘩固定在精确的水平状态以保证开钻后钻杆能垂直地往地下钻进。钻机安装好后，又几乎是全员出动安装起十几米高的钻塔。完成了钻机和钻塔的安装，钻探的框架就算是搭起来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挖泥浆池，安装柴油机、水泵、小型发电机等设备，准备钻杆、钻头和各种管子钳之类的手工具等等。
随着钻头磨碎岩石的咔嚓声打破周边的宁静，钻探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钻工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就能稳定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钻探用时，长的需要一两个月，短的则不到一个月，而用时一般又取决于钻探的井深和钻进的难易程度。
正常钻进时钻机上一般分四个班作业，每个班配备五六名钻工，上八个小时班后休息二十四个小时，然后再上八个小时，如此循环直到一口井的钻探完成为止。这中间是不能长时间停钻的，那会造成井壁的坍塌。因此当钻工上夜班是正常不过的事。夜班一般是从零点开始一直上到早晨八点，是相当辛苦的，特别是在天寒地冻的季节，让人倍感煎熬。
钻进时班里有个大致的分工：有负责搅泥浆的，有负责维护发动机、水泵等设备正常运转的，有负责操作钻机上的刹车把的。操作刹车把，也叫扶刹把，在钻探中起着核心作用。文革后期的影片《创业》里主人公有一句名言叫“扶刹把子的人手里有真理”，这“扶刹把子的人”指的就是钻工。然而由于扶刹把事关钻探是否顺利，实际操作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操作不好不但影响正常钻进，还可能发生折断钻杆之类的事故，因此真正能在钻机上熟练扶刹把的人并不多，往往就是几个技术骨干。我当钻工那两年，由于还是学徒，基本就没有扶过刹把。有过的几次，也是在岩层状况较好，钻进比较顺利，并在老师傅的密切监督下操作的。
分工是相对的，钻探时会根据需要随时调整，而象提钻、下钻这些工作本来就要全班出动、协同作战。搞水文地质普查，一般打个十几、几十厘米的深度就要把岩芯取出来以备化验之用，这就需要钻进时过一段时间就要把钻管提上来收集岩芯，然后再加长钻杆继续钻进。岩芯收集、整理是地质员的工作，每个钻机上都会配备一名地质员—钻机上唯一有干部身份的人，由其负责对岩芯进行分类整理后再送队里的化验室化验。钻工则只负责从不同深度的岩层钻取岩芯。
由于不同地层的岩石分布情况差异较大，钻探的进度或者说难度也大不相同。碰到很硬的岩层，钻进就相当困难，老半天也不见钻杆钻下去多少，而且还容易震得钻杆乱颤。这时候是最考验扶刹把子的人——一般也是一班之长的时刻。除了要换上硬度较大的钻头、调整钻杆的转速外，主要是得恰到好处地掌握钻进的速度。这速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了，可能折断钻杆，造成事故；太慢了，又会影响钻探任务的完成—全年的工作计划是以钻探深度来制定的。对一个出色的扶刹把子的人来说，哪些地层应该长驱直入地钻进，哪些地层应该谨小慎微地深入，是能够正确判定的。这种能力的培养主要靠实践经验，而不是理论学习。我那个班的班长也就是高小学历，可以说既不知道三页虫，也不懂第四纪冰川，但他却是扶刹把的高手。有时下钻钻进没过一会儿，他会突然下令停止钻进，抓紧提钻。当我们在他的指挥下极不情愿地提上钻杆来以后，才发现钻头被磨去一大块，需要更换更硬些的钻头才能顺利钻进。
水文钻探最麻烦的事，是一口井打好后做完抽水试验，要把安放到井里的套管拔上来，经常会碰到井壁淤积沙土套管难拔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用千斤顶把套管一点点地往上顶。那时用的是机械千斤顶，用小管子套住螺杆，再用大管子套着小管子，接成好几米长以便能使上更大的力。担心井壁时间长了沙土会越集越多，而用千斤顶操作需要更多的人力，这几天钻机上就把四个班变成两个班，一个班干十二个小时休息十二个小时，为的是早日拔出套管，否则会越来越难拔以致无法拔出，会造成国家资产的浪费。千斤顶上的卡瓦用力过猛会断裂，据说多年前某个地质队发生过这类事故，所以操作起来需要格外小心，不能操之过急，要一点点的把套管顶上来。那几天往往是最累的时候，身心都累，下班回到帐篷洗把脸倒头就能睡着。要说工作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感到就是把由于泥沙沉积而纹丝不动的套管从井里慢慢拔出来的那一刻，而似乎不是打井完工做抽水试验时，看着纯净的地下水从井底喷涌而出的时候。
没有周末，除了春节也没有其他的假日，作息时间由钻机上根据钻探的完成进度来定，一般打完一口井就会休息几天调整一下。但年底探亲的时间比较长，一般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年底到第二年开春这段时间天气冷，不适合正常钻探，钻工收队后又没什么事可干，队里就安排钻工们早早回家探亲了。平常工作之余，钻工们在帐篷里除了躺在床上休息就是打牌下棋侃山，也会到周边不太远的地方转转。虽没有领导要求和纪律规定，但谁也不会走得太远，否则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记得打牌打得最多的就是打“拱猪”，输了的头上会被扣上脸盆之类的东西，头上扣的东西越多说明输得越多。而每天工作生活在一块，钻工们聊的最多的就是各自的家事，曾经发生过的，也许没发生过、只是想象过的家事。由于大部分钻工的文化水平不高，上过高中的没几个人，有的甚至只上过高小，因此喜欢看书学习的人不多，出野外也不会带多少书籍。我在钻机上算是带着书籍出野外最多的人，无事时会半坐在床上用阅读来消磨时光。开始带的书以文艺作品居多，后来恢复高考，带的书换成了备考的学习材料。
尽管远离队部和核心组织，政治活动却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就是组织政治学习和开展一些诸宣传大好形势或写批判文章的活动，有时队部还会组织宣讲团来钻机上宣讲。如果有队领导参加活动，队领导难免要对钻工们进行一下热爱地质工作的教育。也许平时喜欢看书看报，钻机上组织的批判文章一般就由我来写，写的内容无非是报纸和广播上的官话套话。记得开展批判四人帮的活动时，钻机上要求每个班都得写大字报，班长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但由于在中小学基本没练过毛笔字，我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毫无章法。好在是在野外，那些大字报也不会有多少人看。
对许多人，特别是对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野外也许是一个充满诱惑、神奇和温馨的地方，能到野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个十天半月的正可以调节情绪、释放身心。可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远离城乡、人烟稀少的野外工作和生活，就完全是两码事了。比如居无定所，长期居住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里；大部分时间吃不到新鲜的果蔬肉食，吃的主要蔬菜就是当地产的土豆，一年吃不到几次米饭；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都不能痛痛快快地洗一次热水澡；对家庭无法照顾，也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文化娱乐生活匮乏，能坐着拉货的卡车到好十几里外的镇子上看场露天电影就跟过节似的；信息闭塞，看的报纸、读的家信都是半个月前的，等等，都和那些城乡安居者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种长期置身旷野、面对荒山，长期游离在社会生活之外所产生的孤独、压抑，很容易使人的性格变得孤僻、怪异，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在待人接物甚至规则习惯方面有些脱节，以致重返社会群体以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重新适应。尤其是家在大城市的钻工，生活环境的反差就显得更大。钻机上那个家在北京的师傅常说探亲后回到钻机上一个月之内不想说话，虽然他说得略显夸张。他还提到探亲快要结束时在北京的商店买东西往青海捎带，总是买上一大堆容易长时间保存的食品，象罐头、香肠、茶叶、海米之类的东西，让售货员颇感纳闷。因为平常大量买这些东西的一般都是去北京出差、倒车的外地人，而听口音他说的却是纯正的北京话。还有个钻工探家时在郑州还是徐州倒车，由于走得比较急，忘了在单位开证明，且穿着过于厚重，不修边幅，嗓门过大，住旅店时被当作盲流送到派出所待了一夜，第二天好不容易才说服派出所的人放他出来。
当然，在野外工作也有其独特的乐趣，那就是和大自然近距离接触所带来的宁静和愉悦，虽然那种宁静和愉悦常常笼罩在无奈和落寞的氛围中。在青藏高原的野外，空气是清新的，阳光是明媚的，连绵的山峦、辽阔的旷野是博大而悠远的，还有那深邃湛蓝的天空，低垂如坠的白云，会让人获得一种特有的愉悦和慰藉。夏秋季节的草原上，不时能看到野兔在草丛间奔腾跳跃，毛色与草色几乎分毫不差；偶尔也能看到蜥蜴穿行在草滩和土堆之间。在一些沙化比较严重的地方，还能看到比兔子体格略大的旱獭（青海话叫哈拉），掘起的沙土一堆堆堆在洞口边。老师傅说，旱獭的肉炖着吃相当香，但就怕吃着不健康的，会传播鼠疫。远离人迹的山区，甚至能远远地看到个头不大的红狐。在牧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是秃鹫，据说这种专食腐肉的东西在青藏高原所有的地区都有它们的身影，只要地面上有杀戮、有死亡。有时候闲来无事，还真能抓只野兔什么的。抓的方法是突然袭击、多人围堵。有一次甚至还抓了一只秃鹫类的老鹰，也是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老鹰虽然在空中飞起来矫健敏捷，但在地面起飞的速度则不算迅速。那一次那只鹰没等有足够的时间启动，就被我们七八个人采取突袭加包抄的办法抓住了。偶尔抓获的野生动物，钻工们就找个纸盒之类的容器养着，但一般过不了几天就会郁郁而终，全都是不自由，毋宁死的秉性。在一个农场打钻时，有个钻工竟用钓鱼的方法在一个湖边钓到一只挺大的海鸥。说是用一条鱼作诱饵钓到的，鱼钩藏在鱼肚子里。为了让那条作诱饵的鱼看上去是活的，就把一块木块塞到鱼的肚子里以便使其漂浮在湖面上。倒没有想着以此打打牙祭，因为能抓的野物数量太少，大师傅也不愿费事烹饪。
我当钻工的那两年，所在的钻机有一年夏天曾在离青海湖很近的地带进行勘探，有两三口井就是在离湖边仅几百米的地方打的，使我得以近距离欣赏这个全国最大湖泊的旖旎风景。那时的青海湖烟波浩渺、辽阔无际，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岸边的草滩也是繁茂恣肆、绵延天际，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不时能看到一群群的牛羊悠然自得地徜徉在草滩上，享受着天赐的盛宴。杂草密集的地方还有百灵鸟在中间筑巢、繁衍，经常可以看到它们一会儿在草地上嬉戏玩耍，一会儿又突然从地面上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在高空悬飞歌唱。湖边地势较低的地方，还零零星星地分布着一些小湖。小湖的周围往往水草丰茂、飞禽出没，不像它们的母体，岸边净是粗厉的沙子和卵石。在有个挺大的小湖的湖边，经常能看到成群的野鸭觅食嬉戏，但不等人们走进，早已围成一个圆形向湖中央游去，想抓上几只断无可能。倒是一个钻工在湖边的草丛中抓到一只野鸭的幼崽拿回帐篷里养着，没养几天就养死了。那时候湖里的湟鱼也相当丰富。有一次歇班我和两个钻工到湖边转悠，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在垂钓。沙滩上支起七八个鱼竿，每个鱼竿上都挂着个小铃铛，鱼一咬钩和鱼线连接的铃铛就叮当作响。那男子在湖边不远处的一个机械厂（现在想来就是山鹰机械厂吧）工作。那天他用了半天多时间就钓上来百八十条湟鱼，每条看上去都有七八两重，装在一个麻袋里，用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驮走了。
在牧区，工作之余，钻工们偶尔也会三三两两地跑到附近藏族牧民的牛毛帐篷里坐坐。牧民们大都热情，会说几句青海口音的汉语，招待我们喝酥油茶，吃糌粑、肉干。刚从内地来的人，对这些饮品食品里的膻味很难适应。我第一次在牧民家里用手攥着糌粑吃，边吃边喝那种由粗茶砖和酥油一起熬制的酥油茶，胃里不由产生一种强烈而固执的排斥感，几乎快要呕吐。趁主人，一个面色黝黑、满脸皱纹的藏族老太太转身拿东西之际，赶紧把碗里剩下的糌粑装进上衣口袋，而嘴里却装作咀嚼的样子，等离开帐篷没走多远就扔掉了。另外，在牧民家里做客，让人稍感不安的是土坯矮墙院子里的看家护院的獒或者狗，知道有外人尤其是有不穿藏袍的人待在主人的帐篷里，总是心存芥蒂、骚动不安，好像随时准备着冲进来救主似的。有一次还从牧民那里买了头牦牛。也许是那些牧民觉得我们是国家的单位，卖给我们一头牦牛好像就收了几十块钱。记得宰杀牦牛时我们几个钻工把牦牛掀翻摁住，由钻机上的大师傅操刀宰杀，一两分钟就让那头牛身首异处。大师傅是个小个子的四川人，身体也不太强壮，但杀起牛来却干净利索。而钻机上的某个山东大汉却远远地看着不敢近前。
在野外工作是有补助的，这种补助就是野外津贴，一般能占整个收入的一半左右。这是钻工们最能聊以自慰的东西。当然，在那些年月里，整个地质系统职工的收入也是比较高的，以致于新组建的也好，刚刚搬迁到一个新的地区也好，地质队一般都愿意或者说故意把队部设在城镇的郊区，离城区稍远的地方，就是为了享受野外津贴这块福利。但队部是机关、后勤和化验室的驻地，其工作人员的野外津贴标准不如出野外的钻工和其他地质人员的高。这种津贴分配制度倒是挺公平的。有这块津贴的支撑，尽管过着餐风宿露、奔波动荡的日子，但钻工们在经济上还是比较宽裕的，不大为钱发愁。再加上野外没有消费的地方，一般都能多多少少地存点钱。因此一些人，特别是单身汉，花起钱来也有大手大脚的习惯。如果在一个城镇尤其是在省城的商店里看到几个皮袄裹身，着装明显跟不上季节变化而又出手大方的购物者，十有八九是地质人员。据说五六十年代青海省地质系统的职工工资和津贴更高，高到让其他行业甚为嫉妒的程度，以致以后做了一些调整。那时有的地质队员在省城坐公共汽车拿十块钱买车票，当售票员为找不开零钱发愁时，竟对其说算了不用找了。更有甚者，在钻工们之间还流传着三四个地质队员在某个电影院包了整场电影的段子。说是在某个城镇的一个电影院放电影，快到放映的时间时服务人员看到整个电影院内空空荡荡、了无人气，感到非常纳闷，直到发现三四个男人坐在中排正中的位置上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服务人员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首长来了，走近点才发现这几个身着皮衣、头戴皮帽的人非但不是首长，还不像一般的市民。服务人员弄清了这几个人的身份后，经请示领导，才让放映员放映电影。因为电影院从未碰到过几个人包一场电影的情况，而且个人一般也包不起。不过，按青海省的地方规定，学徒工是没有野外津贴的，因此那两年我并没有享受到这块福利，每月四十块钱的工资基本都用在了吃饭上。
钻工们来自五湖四海，干上这一行的原因也大不相同。年龄大点的钻工中，有部队转业的，有招工招进来的，有地质队组建时从其他系统调过来的；年轻点的，大多是因为父辈们在地质系统工作的关系，招工时通过“内招”招进来的。当然也有通过各种关系调进来的。我所在的那个钻机上，和我一块进队的一个土族的小伙，据说是队部所在地附近一个公社书记的准女婿,显然就是通过公社书记的关系进来的。但总起来说，钻工毕竟不是什么吸引人的职业，在青藏高原的野外工作也比在内地做同样的工作要艰苦得多，因此钻机上来自社会较为底层的人占了大多数，家在贫困农村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个家在河南农村的钻工平常省吃俭用，在食堂打饭时总是在两个菜里面选择那个便宜的，平常身上穿的是单位发的劳动布工作服、皮衣，脚上穿的也是单位发的登山鞋，因此积攒了不少崭新的劳保用品以便探亲时带回家，象皮衣皮帽、登山鞋、毛巾、皮手套等等。大部分钻工对职业的认同感都不怎么高，有机会的话一般都会改换其他的工种或职业。我师傅的家在山东莱芜的农村，他最大的理想或者说幻想就是能到某个城市去当一名工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行。他眼中的城市工人的生活就是住在楼房里，平时脚穿黑皮鞋、身着蓝涤卡服装上班，下班后可以看看电影、逛逛公园，和家人朝夕相处，共享生活的宁静和美好。
我能成为一名钻工也是由于父母的原因。那时他们都在青海省的地质系统工作，已经干了半辈子地质工作，而我和弟妹们跟着外婆生活在山东的省城。那年地质系统的“内招”，使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参加招工，去地质队；一种是高中毕业后在当地就业，当时山东的政策是家里排行老大的高中毕业生生可以留城就业，不下乡，但能安排到什么单位只能听天由命。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决定选择前者，一来是留城后很难分配到国营企业就业，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个街道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二来是对城市平庸安稳的生活感到厌倦和压抑，不时会产生一种想要摆脱的冲动。那种肩背矿石包、手拿地质锤，长年奔波在旷野丘陵中的地质队员的形象对我有着相当强的吸引力。此外，也许还由于我父母都是地质队员，我的基因里有不安分的、渴望四处闯荡的成分。我父亲参与勘探的区域，就涵盖了东北、华北、华东和西北的许多地区，甚至还包括朝鲜半岛（六十年代初曾作为地质专家外派朝鲜）。
我选择的结果当然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除了那时候绝大多数地质队已经归地方管理、运营，开展勘探的区域比较有限，因此当一名地质队员也不可能走南闯北以外，还在于我就业后从事的工作仅仅是钻工。而想当那种手拿地质锤、罗盘仪的地质队员，必须得专业学校毕业才行，起码是“七二一工人大学”。何况在野外工作远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当面对人烟稀少、荒凉原始的草原时，我不由想起在中学写批判“黄色歌曲”的文章时，特别批判的一句歌词就叫“茫茫草原多凄凉”。我对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大加挞伐，深揭狠批，记得我的批判文章还由校革委会主任在全校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几段，使我相当得意。让人倍感宿命的是，当我参加工作后的工作场所真的就是在草原上、旷野中时，我感到的凄凉和落寞绝不亚于那些在边疆插队，创作或吟唱“黄色歌曲”的知青。而之前对地质工作的向往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尤其是从内地城市就业到青藏高原上当钻工，生活的反差对我来说实在太大：置身山峦旷野与牧人牛羊为邻，住在帆布帐篷里点蜡烛照明，或随意找一个地方就可以解决“方便”的问题，都与以往的生活相去甚远。但我已别无选择，只有适应和坚持。我逐渐沉下心来，努力学习钻探技术，从管理水泵、收集岩心、计算进尺到与钻探有关的各种准备工作，我都努力掌握、尽力干好。上下钻时，我也能比较麻利地用专用工具拧紧或拧松钻杆，和班上的其他人默契配合完成钻探工作。但由于从小就缺乏动手能力的训练，我的学习过程不算顺利，干起活来也时而显得笨手笨脚。在钻机上已经工作十几天了，师傅让我到摆放工具的地方拿一把管钳，我却找了一把钢丝钳递了过去；工作大半年后，我仍然不能快速地给水泵换下损坏的皮圈。我掌握的最好的“技术”就是上下钻时坐着简易滑轮车到钻塔上部搭建的平台上摘挂“立根”（将几根钻杆事先接好为一组钻杆），操作过程中能和下面扶刹把的人配合默契地将“立根”一根根地放进或摘离提引器，使上下钻的操作比较迅速。爬上爬下安装钻塔的活我是干不了的，也许是有些恐高吧。记得第一次建钻塔时才建到第二层，我上去后站在铁管上就摇摇晃晃的，更别说在上面干活了。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尝试过，只能在塔下干些辅助性的工作，主要是用缆绳把钻塔的部件一件件给安装钻塔的人送上去。钻机上象我这样的人也有好几个。
我还要尽力适应野外生活。野外不同于城镇，对家庭无法依赖，许多问题必须自己解决。尽管后勤供应由队里负责，许多生活之需也由队里解决，但在野外工作仍然有许多事还得自己干或者和同事合作一起干，比如洗衣缝被、用大块的煤砖生炉子、搭建帐篷等。这些事倒没有太大的难度，只是个熟练的过程。但如果这些事干不好，就很难适应野外生活，也难以融入钻工群体。钻机上有个家在东北的老钻工，技术上一无所长，甚至好多方面还不如学徒工，只能干点儿搅泥浆、拧钻杆之类简单的活儿。但他在生活技能上却颇有所长，比如生炉子、调炉火，他就得心应手、应付裕如。天寒地冻时节，经他的调理，他那个班的帐篷里面每天都是炉火旺旺、热汽腾腾。而且睡觉前他封炉子的技术也相当高，总是能把炉子封得恰到好处，第二天用煤勾简单捅几下炉火就快速燃起。还有就是能就地取材，用捡来的茅草编成笤帚、坐垫供大家使用。因此虽然在技术上难成骨干，工作差强人意，但他在钻机上仍颇受欢迎。
还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对我这样一个来自大城市的青年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与人体作息规律相悖的夜班、高原风刀霜剑的侵袭，对一个人的身心都是一种考验。特别是凌晨两三点钟站在钻机旁看着钻杆一点点往下钻进，听着钻塔外面北风的呼啸长鸣，对我无疑是一种特别的考验。有一次钻进时班长感到泥浆输送不畅，让我到钻塔外的泥浆池检查一下莲蓬头是否堵了。那天天气太冷，手上戴两层线手套依然感觉不到丝毫的暖意。我走出钻塔，站到泥浆池中间的木板上，实在不愿把手伸进池子里去，就随便抓起绑在莲蓬头上的绳子晃了晃，希望把莲蓬头上的杂草摇晃下去，能摇晃掉多少算多少。回到钻塔内没几分钟，班长大概是感到泥浆输送得仍然不畅，因此对我是否已清除过莲蓬头感到怀疑。他走到泥浆池边把手伸下去拽上来莲蓬头，从莲蓬头上清除出好多杂草。这使我顿感羞愧。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刻苦磨练、考验自己，再没有发生这样的窘事。
也许是为了弥补工作能力上的一些不足，我会主动找些别人不愿做的事来做。比如一口井打完后进行休整的那几天，井场上的设备工具等需要有人看管，尽管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一般不会发生失窃的事。白天倒好说，在井场上找个地方坐坐，看看书发发呆或写个信，很容易度过。晚上去则需要在井场上待一夜，井场上又没有休息的床铺，只能找个避风的地方穿着皮衣熬夜，因此谁都不大愿去。轮到我们那个班看管井场时，我常会主动要求去。那时年轻胆大，晚上都是一个人守在井场。有一次在一个离青藏公路较远的山里打钻，完工的前两天有只乌鸦飞到了钻塔上，有的钻工演绎成那只乌鸦绕着钻塔飞了两圈。这是极其少见的现象，打井完工后更没人愿意晚上去看守井场，只有我愿意去，照样是一个人去。我坐在井场边一个做抽水实验用过的循环水水箱里，随身带着个手电筒，身边放一根一米多长的铁管，如有情况我会敲打水箱，生活区的钻工就能听到。荒野本来就寂静得可怕，而漆黑的深夜里偶尔听到远处牧民的獒狗在叫，更加重了恐怖气氛。凌晨一两点钟，我好几次都感到有人或动物的脚步声步步逼近井场、逼近我权作居所的水箱，这让我心跳加速，头皮发麻。但我还是我大着胆子拿出手电筒照照四周，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或野兽。我知道那脚步声是心理作用产生的幻听，却感到那么真切。我几次想走回生活区叫个人过来陪我，但终于忍住没去。何况生活区在一两百米之外，一个人走过去也挺恐惧。等黎明到来，鸟鸣声起，看着周边的草原美景，夜晚的恐惧感又一扫而空。
两年的钻工生涯，对我是一种磨练和洗礼，既锻炼了我的意志，也磨练了我的心性，更使我对地质人员尤其是最基层的钻工的生活有了切身的了解和体验。在通过高考离开钻机以后的数十年里，每当我陷入困厄和蹇涩，感到失落与绝望时，一想起那些当钻工的日子，就会顿感释然和超脱。我会想，日子总比那时要好过得多吧。
离开钻机后不久，听说钻机搬迁到海南州西南面的塘格木农场附近进行勘探，那一带的环境比起青海湖周边地区更加原始、荒蛮，有时会有野狼光顾井场，队里送货的卡车甚至在晚上撞死过野狼。
还听说这样两件事：第一件是钻机的副机长那年春天作为地质系统的工人代表进京开会，会后有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活动。但他大概是家里有什么事或是觉得机会难得，竟擅自回了趟胶东老家而没有参加这一重要活动，因此受到了处分。第二件是队里的一个钻工在安装钻塔时，不小心从塔上掉下来摔死了。
几年后还听母亲说，她曾看到《人民日报》报道，青海湖一带的水文地质勘探取得明显进展，对掌握那片区域地下水的分布意义重大。我想，那肯定是我们那个团队的工作成效吧，而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也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现在，地质勘探的方式和手段以及地质行业的管理体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那些同仁们也早已各奔东西，安居乐业。而我居住在一个海滨城市，生活安定、平稳，波澜不惊。四十多年前那些在青藏高原上当钻工的岁月已渐行渐远，恍如隔世。再远距离地回忆起那些在青藏高原当钻工的日子，感到的是充实、幸运和满足，像经历了一次艰苦、劳顿而又意义非常的旅行。能有这样的一段经历，我已对命运心存感激，了无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