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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在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
百岁老人卡特的人生，定格在2024年的尾巴。
当地时间12月2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逝世，终年100岁。
美国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核工程师、海军潜艇员、农场主……人们很难用寥寥数语概括他一个世纪的丰富经历，任何一个标签似乎都不足以囊括他多彩的一生，任何一本著作都难以面面俱到地呈现卡特其人。
卡特是作为第39任美国总统（1977-1981）为世人所熟知的。卡特在外交领域的不菲成就与对国内经济问题的糟糕处置之间形成巨大反差，真诚的性格与强烈的使命感一并铸就的成与败，共同谱写出他最受争议的总统经历。
卡特任内外交成果颇丰。他促成中美正式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的黄金时期；斡旋于埃以之间，促成著名的《戴维营协议》；将巴拿马运河主动归还；与苏联签署新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暂时性缓和了冷战局势。不过，对国内经济问题的无力处置也使卡特饱受批评，而一场“伊朗人质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直接导致卡特无缘总统的第二任期。在特朗普上台以前，卡特似乎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1979年6月18日，在奥地利维也纳霍夫堡宫签署SALT II条约（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前，美国总统卡特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会谈。
相比于“总统卡特”，“前总统卡特”显然更受到美国人民的喜爱。卡特在退休后创立了卡特中心，致力于国际和平，投身于慈善事业，甚至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卡特是个好人，但很可能不是个好总统”，这是最常见的对卡特的评价。一切对卡特政治生涯的批评，与对其道德品质的赞扬一般强烈，二者之间存在的强烈张力，似乎暗示着一种可能：吉米·卡特注定与时下回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水火不容——尽管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刻板印象。
2002年，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另一方面，在太平洋彼岸，中国人民对卡特总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正如同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卡特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每当谈起中美关系的时候，人们总是广泛赞誉尼克松的努力而忽视卡特的作用，但历史会向人们呈现出一幅稍微不同的图景：中美能够在卡特任内正式建交，既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也是卡特的个人意志掺杂其中所致。
在当今的社交媒体上，新生代的中国网民甚至给卡特取了个“美仁宗”的绰号，并称其为“美国最后一个老好人”。这足以看出，在中国舆论场上，卡特的形象之伟岸是绝非后来人所能及的。
仔细审视卡特的公共生活及私人生活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中最为契合人们对“美式核心价值观”这一想象的人物，甚至没有“之一”。在公共生活上，卡特总统任期内的成绩虽饱受争议，但胜在清清白白，更别说退休后了，从事慈善事业令他个人形象颇佳；私人生活上，卡特与妻子罗莎琳幼年相识、相伴一生，尽管也曾因在《花花公子》上的发言而被保守派疯狂批判，但贵在真诚坦然，也并无任何丑闻传出。
1976年，卡特接受《花花公子》采访。
在卡特接受临终关怀的消息公之于众后，西方媒体孜孜不倦地挖掘着卡特总统任期内那些台前幕后的故事，试图对卡特的总统生涯作出更公允的评价，以此梳理他为当代社会所留下的政治遗产。
尽管卡特著作等身，这些年出版的自传也不在少数，但总有一些历史亲历者的有力叙述仍未面世——也许是揭短，也许是辩护，也许是花边八卦，也许是严肃历史，但这些都不重要，总统任期毕竟仅占据卡特人生中短短四年。人们对于卡特的认识，在此刻已经基本定型。
1971年，卡特在就任佐治亚州州长的演讲中向民众宣告：“种族歧视的时代结束了，穷人、边远地区的人们、黑人不应该再承受被剥夺教育、工作、公正机会的负担了。”
纵观卡特的生平，人们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他那过于突出的理想主义特色，以及时常不合时宜的执拗与使命感。这一宣言已经不是一句漂亮的场面话，而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理想。无论是对和平与平等的不懈努力，还是对种族歧视的强烈反对，甚至能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
卡特于1924年出生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普兰斯的一个农场，父亲拥有着一个大农场，雇佣了不少工人，种植着花生等作物，是典型的美国南方白人中产家庭。
1953年，卡特回到家中接手父亲的农场
“我对普兰斯有一种永恒的感觉。”卡特在后来的自传《黎明前一小时》中回忆他的故乡，“我差不多访问了120个国家，什么都见识过了，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发现普兰斯的宁静更加吸引着我，无论置身于世界的何处，我都很快便会产生回家的愿望。”
在卡特父亲的教导下，卡特被鼓励在农活闲暇时候自己找事做来挣钱，很早就领会了经商挣钱的秘诀。卡特5岁的时候就能到镇上摆地摊卖煮熟的花生，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地“低买高卖”。更令人意外的是，在成年之前他便靠“倒卖”棉花赚取的收入跃身成为孩子中的第一个房东。
普兰斯的乡村生活带给卡特的不仅是生财之道和经商之才，还滋养了卡特的道德信念，更重要的是，让他意识到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歧视与不公。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情况仍非常严重。卡特后来曾谈到，他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南部地区乃至全国都盛行的对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美国人赤裸裸的歧视。
不过，在南部地区的白人中，卡特仍然是非典型的一位。在自传中，卡特说，除了他的父母之外，对他早期生活影响最深的几乎都是黑人，包括他童年最好的几个朋友，他们一起嬉闹、一起受罚，他们将彼此视为最重要的伙伴。卡特坦言，他的人生是由那些与黑人朋友们的亲密关系所塑造的。
70年代的一场民主党大会上，卡特有不少黑人支持者。
1943年，卡特在父亲的帮助下辗转进入到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学院，在那里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这是卡特童年的整个梦想，而在学院内，同学们对美国南部白人农场主的刻板印象如此严重，以至于当卡特挺身而出保护了一名受骚扰和歧视的黑人学生时，他们震惊地将卡特称作一名“背叛者”。
童年的经历塑造了卡特的价值观念。2020年，“弗洛伊德案”引发的抗议活动席卷全美乃至西方各国，卡特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种族歧视行为，言辞中难掩失望情绪。卡特当时说，“作为一名来自南方的白人男性，我非常了解种族隔离和不公正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作为一名政治家，我有责任将平等带给我的州和我的国家”。
在卡特任佐治亚州州长期间，反对种族隔离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卡特将马丁·路德·金的肖像挂在佐治亚州的议会大厦里，并宣布起用黑人参政，名噪一时。在种族歧视氛围浓郁的美国南方，这些举动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在他任内，佐治亚州黑人公职人员的数量大幅增长。
事实上，更早时候的《1965年选举权法案》结束了长达近一个世纪束缚南方黑人投票的历史，而卡特后来当选总统受益于此。有文献指出，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卡特获得了94%的黑人选票，在南方除弗尼吉亚外其余各州均获胜，而当年的黑人投票率也创历史记录，达64%。卡特曾感慨道：“摘棉花的手最终选出了总统”。
1976年，卡特当选美国第39任总统。
贯穿吉米·卡特一生的，不仅是虔诚的信仰与坚定的道德信念，与之相伴的是他那令人惊讶的真诚和智慧，以及驱使他前进的强烈使命感。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后来在回忆录中援引美国官员对卡特的评价说：“卡特总统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在对自己的行动方向缺乏正确把握的时候，就靠夸张和夸大来行事”。
对于卡特而言，没有什么比“此刻”的使命更为重要。在1953年，当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后，尽管卡特已经晋升成为海军上尉，还师从“美国核潜艇之父”海曼·里科弗，前途大好，但他依然选择回到普兰斯的家中经营农场。
二十多年后，在戴维营，人们见证了卡特强烈的使命感和坚定的信念。1978年，即便面对着严峻的国内经济问题，卡特仍然在长久未取得进展的中东和平进程上踏出了极其冒险的一步。
当年9月，戴维营举世瞩目。埃及总统萨达特及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总统卡特的主导下聚集在那里，为埃以这对“世仇”寻找可能的和平道路，也可以说是任何可供妥协的余地。卡特、萨达特和贝京，来自三个不同的宗教背景，而他们都将自己视为“当代的先知”。其中，卡特更是几乎将自己当作“耶稣的使者”，要为这个饱经风霜的地区带来和平。
1978年9月，萨达特、卡特、贝京三人齐聚戴维营。
一位传记作者如此评价卡特的政治逻辑：他时常对自己能够结束国家间的冲突感到无比自信，自信到了一种近乎傲慢的地步，他以为自己能够真正理解冲突的双方，并且通过唤醒双方的内在善来实现止戈停战。
戴维营的成败，不仅事关中东和平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卡特的政治声誉。埃以冲突由来已久，背后不仅是地缘政治问题，还有极其复杂的宗教冲突。当时，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和他忠实的盟友布热津斯基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名政府内阁成员会建议卡特迈出这一步，而是建议他别想着寻求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
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戴维营的谈判过程十分曲折，协议险些流产，卡特甚至有可能因此葬送自己的政治生涯。不过，卡特总是流露出“使命必达”的急迫感：就在九月，就在戴维营，必须达成协议。在短短的十三天内，卡特以其卓越的魄力、高度的权威、公正的立场以及高超的谈判技艺，临机应变，成功令萨达特和贝京在关键分歧上作出让步。在他的斡旋下，最初“几乎不存在共识”的埃以最终仍达成了具体协议，中东和平进程走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978年9月18日，在卡特的斡旋下，萨达特与贝京在白宫签署《戴维营协议》。
萨达特与贝京因《戴维营协议》而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但在两国均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萨达特随后不断遭到宗教异见人士的声讨，甚至在两年后（1981年）被刺杀，贝京也因此饱受批评并在1983年早早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之后几乎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期。至于卡特，在冗长、混乱的戴维营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并没能让他从对国内问题处置不力的阴影中走出。
即便如此，历史依然会作出公允的判断。“关键是时机”，贝京谈起埃以和平的时候这么说。诚然，70年代的埃以两国各自有着足够的政治动机握手言和，地区力量的变化令双方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而美国在中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唯物史观并不否认个人意志的能动作用。《戴维营协议》的历史功绩举世公认，而作为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无疑是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
在戴维营峰会之前，妻子罗莎琳告诉卡特，“如果没有第三个人愿意承受指责的话，是不可能让这两个人从他们尖锐的立场上往后退的。你愿意做替罪羊吗？”卡特的过人之处，正在于此——他真诚地相信这样一份和平协议是可能的，而且为此不惜将自己的前途作为赌注。
在记录戴维营谈判过程的著作《九月的十三天》中，作者劳伦斯·莱特如此评价：“如果没有卡特总统希望结束冲突的坚定信念，根本不可能达成和平条约……在卡特之前，没有哪位美国总统愿意冒个人声望甚至总统之位的风险，来追求这样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吉米·卡特的总统任期只维持了第一个四年，他是在美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下台的。在1980年大选中，面对饱受批评的卡特，脱口秀演员出身的罗纳德·里根自然大获全胜。
卡特的四年任期开启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序幕，那是里根的八年，也是美国的黄金年代。彼时，美国人所能看到的美国政府最亮眼的成就，无论是美国对苏政策的成功，还是国内经济摆脱滞胀危机，一切功劳似乎悉数归于里根。
事实上，至少在对苏问题上，卡特政府起到的作用很可能被大众低估了。1979年12月，苏联公然入侵阿富汗，美国随即宣布直接卷入与苏联在中东地区的角力之中，彻底宣告对苏缓和政策的终结。卡特政府重启对苏强硬路线，并借助人权议题全面制裁苏联。
1980年12月27日，一个阿富汗人在华盛顿的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附近示威，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图源：新华社
人权外交政策在卡特政府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卡特政府与前任福特政府的巨大不同。卡特开启了先河，在他之后，包括里根在内的美国总统都积极利用这一工具达到遏制打压他国的目的。
而另一方面，根据“军师”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构想，美苏争夺的重点将会是亚欧大陆，而中国是远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基于此判断，为了抗衡苏联的势力扩张，卡特在上任之初便着手在远东地区促成非正式的中日美战略三角关系，也为此积极推动中美正式建交。
当然，卡特心里很清楚，作为一贯被指责为步步退让的民主党人，他会为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但是他更坚信，对于中国这个“沉睡的巨龙”视而不见，迟早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尤其是在它正逐渐醒来并将对冷战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此刻”。
事实上，卡特的个人意志也深度影响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从尼克松访华开始，但福特任总统时却兴趣寥寥。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时候，卡特说：“我在成为总统前就决定这样做，但不知道怎么做……不过最终我和邓小平和谐地解决了问题”。“我们绕过了国会”，卡特透露，国会很多人都反对这么做，因此所有的函电都是从白宫发往中国，并从中国回复白宫。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和卡特在华盛顿白宫会谈前展开交谈。图源：新华社
1978年，卡特在没有征询国会或要求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宣布与台当局断交。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不正常外交关系。卡特曾表示，他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在30年的冲突之后将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证明了卡特的判断，中美关系将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世界格局。随着中国同时期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卡特时期良好的中美关系在里根时期延续了下去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高人口基数和生产力的上升，叠加全球化的效应，导致了全球消费品平均价格的下降，为降低全球通胀起到了巨大作用，美国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1966年华盛顿举行的富布莱特听证会为标志性事件，几乎整个六十年代，美国政坛都在酝酿一个着眼于未来的对华共识。到了七十年代，尼克松将这一共识从幕后搬到台前，正式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只是水门事件令他无法再推进相关议程。
历史的转折给了卡特一个机会，让这位生日（10月1日）与“十一”国庆节同一天的政治家得以完成尼克松未竟的事业。在将要迈入八十年代的时候，卡特让这一共识成功开花结果，开启了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而受益的是整个世界。
诚然，在具体历史处境中的政策应对终究存在一定的局限，短短四年任期也不足以用来定义卡特的成就，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实践，以及他所留下的丰富政治遗产，有着足以跨越历史、启迪当下的重要价值。
在退休后，卡特在亚特兰大创立卡特中心，一如既往地推动着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卡特，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形象，就像帮助仁人家园建造房屋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一个身穿格子衬衫、戴着工作手套、头戴安全帽的白发男子。任何由总统光环带来的疏离感，在卡特身上都消弭殆尽。
他的传记作者奥尔特说：“历史学家和想要更全面了解总统的人需要看看一位总统如何改变世界，改变人们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同的评估，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与他作总统时的受欢迎程度并没有直接关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尽管在他担任总统之前的几年里曾经从事商业活动并且考虑了很多盈亏底线，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他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其他人的生活。这仍然非常罕见。”
即便是在共和党人的眼中，民主党籍的卡特仍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政治家，这无关乎党派利益。在卡特之后的历任总统，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个像他一样同时折服两党大多数人的人。
过去八年总计两个总统任期下的美国，似乎正与卡特的理想和目标、与整个七十年代都渐行渐远，尤其是在对华政策方面。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四年、特朗普“二进宫”后的美国依然如是。
人们不免回忆起卡特任总统时的盟友，也就是伟大的地缘战略思想家、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2017年逝世时的场景，心中相似的苦楚再次被勾起。一切严肃的政治都在被日益消解，对于那个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共同缔造的“大外交时代”，那个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那个美国对外政策仍站在巨人肩膀上、令人赞叹精妙不已的时代，人们似乎感到无比陌生，同时却又无比怀念。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历史自会对卡特作出最公允的评价。
作者丨陈淼松
排版丨陈吉欢
编辑丨刘莹
审校丨曾子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