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曹远征：单独谈财政刺激规模没有意义，需要一揽子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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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6 18:04
北京
凤凰网原创 单独谈财政刺激规模意义并不大，只有明确财政支出目标，确定财政资金用途，才能规划出其规模。
9月24日，央行发布了一揽子增量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复苏。国庆前一周（9月23日-9月27日），已经沉寂多年的中国股市突然爆发，上证综指一周上涨12.8%，创下十六年以来最大周涨幅。然而，与人气高涨的A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迷的宏观经济表现，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3%，二季度回落至4.7%，社融、房地产等数据表明当下经济依然承压。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股市的突然启动是不是经济复苏的强力信号？ 以下内容来自凤凰网专访。曹远征系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凤凰网：央行在9月24日发布了多项货币增量政策，其中包括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房贷首付比例以及为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以购买存量住房等等。10月8日上午，发改委再次发布了一揽子经济支持政策，其中提到了“促进房地产止跌企稳”、“惠民生、促消费”等措施。这些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是迫于当下经济压力的临时之举，还是更庞大的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曹远征：疫情之后，随着经济恢复常态，人们认为经济会重现较高增长，消费甚至会发生报复性反弹。然而这一状况并没有出现，反而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出了预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我们注意到，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个转折性变化，即中国经济已处于高收入社会门槛处以及中国人口的负增长。这两个中国经济新阶段的标志性变化，构成了讨论上述问题的大背景：首先，从居民收入看，中国正处在从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门槛处。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是1.25万美元，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社会门槛是1.3万美元。不同于中低收入社会，高收入社会是服务型社会。这是因为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其对物质产品边际消费倾向也在下降，反而对医疗、教育、文化、旅游等发展性成享受性消费的等服务产品边际消费倾向在上升。目前中国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连续7年低于30%，意味着对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只占其收入的30%，并会长期维持。这也是目前鼓励消费措施效果不彰的基本原因。二是服务型消费产品仍然供不应求，不仅就医难、就学难困扰着人们，而且节假日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国际经验表明，以中低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既是需求结构的变化，也是供给结构的调整，从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既预示着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意味着工业化到中后期。于是在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逐渐下降的同时，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日趋上升。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般低于工业，从而经济潜在增长率具有下降的趋势。其次，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人口负增长，但都是外部冲击，比如瘟疫、战争、饥荒造成的，表现为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但是当前的中国负增长却是出生率低于死亡率，是内生性的负增长，其基本原因是少子化。这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现代化自然现象，这也是过去几千年没有出现过的，与之相对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之中。国际经验表明，一旦人口出现负增长，老龄化加速需求总量和结构都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供给总量及结构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房地产市场，从增量增长转向存量调整。在上述两个转折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含义：一方面，即中国经济历史性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出现了下行从“十三五”期间的6%-7%下了一个台阶，到目前的5%。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还在艰难的展开之中。f在这一转折时期，虽然经济下行是合乎规律的变化，但也要警惕其下行中的问题，尤其是防止其下行过快过猛，而造成脱离轨道的失速。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注意到，经济仍在逐季下行，更值得关注的是，名义GDP增长开始低于实际GDP增长。2023年名义GDP增速4.6%，实际GDP增速5.2%，今年这两者差值已扩大到1%，呈现为GDP平减指数为负的状况还在走阔中，这意味着经济下行已经出现了通缩现象，并有可能导致通缩——债务螺旋下降效应，出现去杠杆加重的倾向。（注：名义GDP增速=实际GDP增速+通货膨胀率。正常情况下，名义GDP增速应高于实际GDP增速，除非通货紧缩）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是怎么做的。改革开放以来，加上这一次一共出现过3次名义GDP低于实际GDP增速，即GDP平减指数为负的状况。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抵御危机，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出现了出口下降，进口上升的现象。许多企业，尤其东北的国有老工业企业，因竞争力薄弱而开始关闭破产，工人下岗再就业，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两年的名义GDP增长开始低于实际GDP增长的情形。为了扭转局面，中国政府发行了8000亿国债，开始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同时启动了房改，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第二次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再次出现了名义GDP增长低于实际GDP增长的现象，2009年GDP平减指数为负的0.2%中国再一次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稳住了局势。由上，我们也就能理解处理当下经济问题的逻辑，我们需要一揽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改革政策来扭转经济态势，摆脱了被动局面。凤凰网：有学者认为，要复苏中国经济需要的财政刺激规模可以高达10万亿元。您认为多大规模的刺激才能扭转经济态势？曹远征：一般来看、摆脱被动局面的一揽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改革政策包含有三个目标：稳定杠杆，经济复苏，持续增长。这三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表现为时间序列上的长短期连续安排。首先，稳定杠杆。一旦出现通货紧缩，个人和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是增加的。（注：今年的100元比去年的100购买力更强，偿还100元需要更多实际资源）由于债务负担加重、收入减少，借款人不得不削减开支和投资，甚至抛售资产偿还债务，这就是“被动去杠杆”的过程。实体经济被动去杠杆，会导致金融系统加速去杠杆，这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目前很重要的任务是“稳定杠杆”。稳定房价是这个逻辑，促进股市繁荣也是这个逻辑。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观察，房价和股价的止跌企稳意味着杠杆的稳定，从而为此后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应按照20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在此基础上，与货币政策取向形成一致性，合力促进杠杆尽快稳定。我们看到央行和财政部已建立了联合协调机制。其次，经济复苏。通缩——债务螺旋下降效应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的快速下行。为此需要借助外力，用扩大财政开支的办法将经济推出螺旋，重上轨道，亦即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提高总需求，过去，中国采取这一措施通常的做法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和城市公用设施。目前这一领域的投资已基本饱和，因此下一步投资方向不应再局限“砖头”，而应适应中国新经济阶段的形势，转向“人头”。这里既包括医疗教育等民生性服务等基础设施，也包括对低收入阶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排，以此，来带动消费，形成最终以消费为目标的总需求扩大，重塑经济复苏势头。第三，持续增长。我们注意到，当前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疫情的疤痕效应，体现为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在抗疫期间，企业垫付了不少抗疫物资，如卫生用品方舱医院等，至今尚未完成结算，成为不少企业的现金流紧张以及经营困难的重要因素。鉴于地方政府目前财政状况，可考虑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帮助地方政府完成结算，使企业可以夯实长期发展的基础，使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坦率地说，抗疫是全国性的事务，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由上，可以认为，单独谈财政刺激规模意义并不大，只有明确财政支出目标，确定财政资金用途，才能规划出其规模，长短结合，分期合理使用。以短期看，解燃眉之急的财政刺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以中长期看，一揽子一整套的包括改革在内的财政支持方案更为重要，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曹远征：我认为这一揽子方案的核心是支持城市化。中国虽然已处于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处，但仍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未达到75%以上，城市化进程就没有结束，经济增长仍有潜力。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66%多，以此看来，按此前中国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计算，中国经济依然还能保持相对高的增速10年以上。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户籍人口却只有48%，与城市化率相差竟有18个百分点之多。这一差距主要就是农民工。他们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却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尽管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却不敢消费，如若给他们提供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将会打消其后顾之忧，释放其消费潜力，从而有力地促进以最终消费为核心的内需扩大。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的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市民化所涉及的基本公共服务应是财政投入的重要方向：第一，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义务教育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是基本公共服务，例如通过向农民工家庭发放教育券等方式使他们的子女如同城市户籍人口子女一样可以在城市就学，既可以做到家庭团聚又能提高教育质量，从经济意义上看，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这还可以减少在农村办学的财政负担，尤其是校舍等基建投资，同时也能释放能够在城市的住房需求，一举多得。第二，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的保障房问题。目前房地产市场仍在下行之中，动用财政资源收购烂尾和滞销的房地产用于保障房是帮助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的重要举措。更为重要的是，在价格低时收储房地产，不仅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廉租或廉价的住房，而且有利于租售并重的住房新体制的加快形成。第三，包括医保，养老在内的农民社会保险。农民的社会保险水平较低，但农民却拥有在宅基地上的房产。如果使这一房产变成资产，具有现金流，亦即是具有资产性收入，其医保养老等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基础。财政政策应为这一过程创造支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看，支持城市化更需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其中，事权以及与之相关的支出责任是改革的重心。适当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地方政府职能由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这既是中国走向服务型社会的需要，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体现。凤凰网：中国家庭70%的财富在房产里。过去几年，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从成交量到价格都呈现出下跌的趋势。对于这样一个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目前对房地产的态度是怎样的？未来会不会有更强力的房市刺激政策出台？曹远征：应该承认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人口开始负增长，房地产下行就是必然的，其实，早在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后，我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1.5，比预估的1.8要低。特别是2012年中国新进入市场劳动力的开始下降时，房地产问题就变得明显起来。（注：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力人口出现首次下降，减少到345万人）每年新进入市场劳动力下降，345万人意味着每年新组成家庭少100多万个，而婚房又是刚需的刚需。刚需下降，投资者的热情就下降，住房改善者也会推迟购买，房地产市场就会因滞销而下行，2015年就是转折点。当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去”就是去房地产库存。特别三线以下的小城镇房地产确实卖不动了，出现了过剩。为化解风险只好通过货币化棚改，消化了库存。再后来，2022年开始，随着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负增长，房地产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以往的增量扩张进入存量调整阶段。房地产行业在增量扩张高峰时期，每年房屋新开工面积在15亿到17亿平方米之间。随着人口的变化，我们认为，在2030年这个数值会收敛到10亿平方米左右，主要是城市更新和旧房改造，这也就是说，前瞻未来，房地产行业要去掉1/3的产能。然而，在承认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房地产下行必然性的同时，还应高度警惕房地产下行幅度过大，速度过快的问题。2023年全年新开工面积只有8.7亿平方米，明显是超调了。在超调中，唯一还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量价齐跌，但价跌不如量跌的快，所以金融行业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考虑到当前银行资产中的23%与房地产相关，如果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银行将可能出现全局性地去杠杆风险。所以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只有稳定房价，才能避免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快速衰退。目前看来，房地产政策已经有了重大调整，开始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共同发力。在需求侧，趋向是进一步降低了首付比例，优惠按揭利率，开放限购等。在供给侧，除保交楼、稳杠杆外，地方政府正在摆脱土地财政思维。在减少供地的同时，正在通过包括收购烂尾楼等措施健全保障房的政策体系，以此改变住房供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商品房单一模式，建立租售并举的新供给模式，从而长治久安。凤凰网：国庆节期间，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通过了对中国产纯电动汽车(EV)征收追加关税的提议，欧盟委员会可以自由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5%的反补贴关税。目前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在通过出口输出国内经济危机，希望用出口摆脱经济困境。但根据数据，出口占中国GDP不到20%，而新能源、电动汽车等“新三样”占比出口仅有5%，却吸引了欧美一些国家99%的注意力。您如何看待当下贸易纠纷、国际局势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影响？曹远征：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德国和日本总和，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如果将这一产能优势用于出口，竞争将所向披靡，更何况这一产能优势还在增长之中。正是对中国这一竞争优势的忌惮，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说中国制造业形成了全面产能过剩，威胁着全球经济，从而应该加征关税。基于同样的原因，西欧也开始效仿美国。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忌惮充其量只是在全球需求不足的同时，中国坚持出口导向的条件下成立。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已经开始了经济转型，强调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其中主要措施就是扩大内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扩大内需战略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同时展开：一方面促进形成统一强大的国内市场，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另一方面，以科技水平自立自强为核心，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两方面的共同目标是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中国产能过剩，也主要是靠扩大内需来消化。更为重要的是，欧盟27国提议对中国征收追加关税的还不是传统意义上产能过剩产品，而是正处于新兴行业的新能源电动汽车。一般而论，从经济学角度看，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以产能过剩的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在这个意义上，过剩产能是落后产能。中国也的确存在这方面问题，但是目前欧盟所指责的中国产能过剩却是新能源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是代表技术进步的先进产能。先进产能也是过剩产能，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事实上，过去欧盟也不是这样理解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欧盟早已决定要在2035年停售燃油车。于是一方面要求欧盟的产业为淘汰燃油车做准备，另一方面又指责中国新能源电动汽车是产能过剩，这两者显然是矛盾的。相对于中国，欧盟之所以产生这样自相矛盾的政策是对低碳经济的理解不同，从而，导致产业的发展路径不同。欧盟制定严格的减排标准并限制燃油车的发展，是因为减排的成本太大，只有惩罚性政策安排才能促使企业减排，只要求禁止什么，却不要求发展什么。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发展只是减排下的附带产物；相反，在3060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减排战略下，中国是用鼓励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来实现减排的。换言之，减排反而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附带产物，其结果，新能源产业发展快，减排效果佳。这就带来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减排究竟是经济发展的成本还是红利？一般认为，由于减排投入巨大，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成本过大会影响发展，所以普遍认为减排在成为各国共同责任的同时，应区别对待。然而以新能源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异军突起的中国经验却表明，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产业组织，是可以把减排成本变成绿色发展的红利的。正是这一红利决定了只要低碳经济是全球的发展趋势，即使不靠向欧美出口中国新能源产业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除国内日趋扩大的市场外，还有日益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最后，顺便指出，中国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制造技术已开始成为全球的标准，引领着低碳产业的发展。在这一不同于传统的能源技术的赛道上，中国产业的领先优势是美欧忌惮的要害所在。凤凰网：美联储在9月19日宣布降息，这也是4年多来的首次降息。美元退出加息进程，对中国经济复苏会有怎样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未来怎么走？曹远征：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共加息11次，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并维持了14个月，直到今年9月才降息50个基点。这种情形也使在过去两年多里，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周期出现了不同步。美国通胀高企，不得不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持续加息；而中国则是维持着持有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而，两国因经济周期不同，政策不同形成了利差和汇差。美元指数在上升之中，而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在贬值之中。这种情形也引致了全球性的套利套汇活动，全球资本回流美国，中国也不例外，的资本也在外流。现在美国降息，意味着各国经济周期开始同步了，经济增长下行成为了大家共同面对的现实。于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降息，也使中国有了更大的空间来实施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抓住美国等发达国家降息的有利时机，启动放松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及时稳住杠杆并促进经济复苏，反而会吸引外资流入。其实，自美国9月降息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就是资本开始流入中国的信号和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从发展的眼光看，把握住世界经济周期同步化的契机，立足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现实制定包括货币财政取向一致化在内的一揽子深化改革的政策，争取在2029年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从而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这也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凤凰网：从国庆节前一周开始，股市交易突然火爆。股民的热情和2015年比有过之无不及。但从长远来看，短期快速上涨是透支了未来股价上涨的潜力，中国股市恐怕又要进入牛短熊长、上电梯下楼梯的循环。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股市？目前中国股市的波动与预期不稳高度相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预期才能稳定，股市就会变好。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中国经济能否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如前所述，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表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道路是艰难的，过程是曲折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才需要货币财政政策取向一致性在内的一揽子改革政策安排。这一安排是长短结合的，目标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尽快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目前已经初见曙光，股市恢复上涨就是信号。这提醒我们还要再接再厉，只有坚持政策连续性，才能方得始终。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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