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老知青家园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曾奇迹般地走进了中南海，并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毛泽东树典型
1964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到了邢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大讲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一条小山沟)，修田造地，使家家有余粮，为国作贡献的感人事迹，称他是山西改变贫穷面貌的典型。
这让为6亿中国人吃粮问题一直困扰着的毛泽东看到了出路，老人家越听越高兴，就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能看点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主席听了一天还不够，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深深地在毛主席心里扎了根。
当年5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象山西昔阳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6月间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可见，“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这一年最先提出来的。
这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26日适逢毛主席71岁生日，他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
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为此，周恩来在百忙中曾三上虎头山，各地党政领导和媒体记者纷至沓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甚至把虎头山选作自己人生的归宿之地。毛泽东虽未亲临大寨，但他认为已经寻找到一个符合自己想法——“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又能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村工作典型。大
寨就这样按照政治家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大树特树——报纸上登，广播上讲，电影院里映，“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的歌声传遍全国……
陈永贵在工地参加劳动
客观地税，大寨在前期还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所以，周总理把大寨精神归纳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三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随着“文革”的兴起，大寨就逐渐变成了“极左”的样板，陈永贵本人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卷进了政治漩涡。
走进中南海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陈永贵这个农村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可是，在1968年9月填报“九大”代表履历表时，在昔阳县“支左”的军队干部却发现他的历史有问题！旧社会，陈永贵家是“赤贫”，他本人是穷光蛋一个。可是在他27岁——1942年时，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曾一边给日本鬼子办事，又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
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所以在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档案里，他留有“归顺释放”的记录。日本投降后，知情人称他是“二鬼子”，并当作汉奸嫌疑予以批斗，差点丧了命。解放后土改，因为他家是“赤贫”、“无产者”，政府才给他分了地和房子，所以他在历次运动中很积极，不但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
对于自己“二鬼子”的历史，他心里一向犯虚，也不敢隐瞒。当“支左”的军队干部严肃地过问此事，他顿感问题严重，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支左”干部不敢马虎，连忙将此事上报。不久，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极小范围传达说：“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因为毛主席保他，他的政审过关了，从此再也没人翻腾。也许毛泽东是认为他是受剥削的穷苦人，也许是“爱屋及乌”，或出于形势的考虑……总之，陈永贵顺利地成为“九大”代表，还成了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多位政治局委员随即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中央“十大”也因此提前召开，在讨论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中央一位领导说：“关于陈永贵同志到中央来，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中央委员们二话没说，一阵鼓掌就算通过了。
陈永贵成了政治局委员后，在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又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奇迹——一个从虎头山走下来的“泥腿子”进了中南海。后来，他本人回忆此事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当然，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党和国家领导人，并非陈永贵一人。陕西成阳的纺织女工吴桂贤也当过副总理，辽宁蔬菜公司的李素文还当过人大副委员长。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何况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树的典型。
难怪有一次在昔阳干部大会上，陈永贵都禁不住得意洋洋地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列宁也没有，可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有时难免闹笑话。一次他在昔阳干部会上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连忙提醒：“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他才连忙改口。
尽管他文化低，但口才很好，也有些工作能力，还懂点辩证法。他能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新见解和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农村的生产、工作，他不用讲稿，随口说去，很有吸引力。如果按秘书的讲稿，那他没法念；为此昔阳县专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格大行稀，一页100字。从县里挑一两个熟悉他的人当秘书，生僻字注上同音字，这他才能念。
高层岁月
陈永贵到中央来工作，“四人帮”很瞧不起他。在政治局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和他打招呼。张春桥还多次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陈永贵对此是心知肚明，也照例出席，见面也不搭理“四人帮”。
看在毛主席的面子，只对江青点点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江青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很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骂了个遍。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上的人没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讲话完毕，陈永贵站起来把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表示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冷漠地盯了他一眼，陈永贵看见了十分气愤，本来就看不惯张春桥傲慢的作派，心中就产生了跟他斗的想法。
有一次，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提议让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在山西多年，与陈永贵不和。陈永贵发言：“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他还举了几个事例加以说明，对此大多数人表示认同。张春桥就有些恼怒地说：“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连拍手都爱出风头。”
陈永贵顿时翻了脸，瞪着张春桥斥问：“你这是说谁?”张又冷嘲热讽回敬了几句，陈永贵站起来叫道：“党的会议不许说话么?我反映的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搞得张春桥很狼狈。古语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陈永贵到中央来，一不为官，二不图钱，三不拖家带口进京享福，全因“党的安排”，他怕谁?
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说：“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许世友和他同为大老粗，看他跟张春桥斗，心里很高兴。还上书毛主席，说张春桥动不动训人，口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不让人家讲话。
毛主席看了许世友的信，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算是不点名，把张春桥敲打了几下。
周恩来在医院得知陈、张吵架，连忙召见陈永贵，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总理真是善良，又操心太多。其实“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四届“人大”安排人事，江青一伙很想挤进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天，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推心置腹地说：“今天我找你来，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听了又喜又忧：“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正色道：“你这个永贵同志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现在中央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干别人还想抢着干呢。你还是干吧，这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也同意，你是农民代表嘛！”陈永贵一味说自己能力差，怕胜任不了。
周总理又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给他讲李自成的故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闯王能打进北京灭了明朝?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呀！”结果，四届人大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当上副总理每天都要跟文字打交道，每天要批很多文件，他经常叹息：“我他妈一个农民，从来没动手写过，还得批文件！”
有一次，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来看他，碰见工作人员给他送文件，就悄悄地问：“你咋批文件哩?”陈永贵笑着老实地说：“咋批?别人画圈我画圈呗！”不过，他是有参考的，主要看周恩来、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几位的名子：“他们画，我跟着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不知这是农民的狡黠，还是大智若愚?总之，再怎么不能站错队呀！
自当上副总理，中央要他搬进钓鱼台3号楼住。这里曾是皇家园林，绿树掩映，十分幽静。大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这让风风火火忙惯了的陈永贵十分不习惯，便常到各处去看看。可一回到钓鱼台，看到桌上堆满了文件，就皱眉发愁，心里不是滋味。
1975年5月，他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信中还要求搬出钓鱼台。不几天，毛主席把那封信还给他，上面批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毛主席还在会上表扬他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又对政治局委员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这年8月，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住进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可国务院仍给他配了秘书、内卫、司机、炊事员和一个警卫班。还有一辆红旗轿车和一辆空调车，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如此，他也不带老婆和孩子来北京享福，念念不忘的是尽量能为党做一点工作。
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视察唐山灾情
从巅峰到平地
受到毛主席赞扬后，陈永贵头脑有些发热。一次回大寨，他把笔杆子宗莎萌叫来，要他起草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他琢磨了几天，总结了5点意见，中心是提议“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看了《建议》，觉得拿不准。1975年8月14日，他在《建议》上指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这年9月至10月，邓小平主持“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赵紫阳、谭启龙两位大省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而陈永贵力主向大队核算过渡。争论到了白热化，陈永贵火气上窜，高腔大嗓嚷了一通，留下了“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因为意见不统一，他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这之后，陈永贵先后回昔阳20多次。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真是很“左”的！
这期间，他还到全国各地，按照大寨模式讲了一些话，很让人反感。如在陕西关中视察，看到八百里秦川，他说“这里地是好地。就是人懒！”这让关中人很不感冒。到长春看见伪满时期修的体育馆，他说：“吉林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我如果带5000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吉林人说：“就他那旮旯人能，吹呗！”他到北大荒军垦农场，批评人家不拾马粪积肥。一个师长骂：“他妈的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拾马粪?”
陈永贵在任上，曾三次出国访问。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将首都金边上百万“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农村、山区，还要取消银行、货币和商店，全国实行供给制，全民吃集体食堂，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大军营。访问归来，陈永贵很感慨地说：“马列、毛主席还没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可是，他的这种思想，特别是他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很支持。为此。中央在1977年下发的49号文件中指示：“可以选择一部分条件已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结果，在一些地方试行了一个冬春。人为地扯平了贫富差别，严重地伤害了较富裕生产队的积极性。另外，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社员怨声四起。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中国首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当选为理事长，应800名代表的请求，他带领代表们赴大寨参观。却发现虎头山光秃秃一片，树林全砍光了，种上了小麦。因为山头的土地不耐旱，小麦连穗才六七寸高！山间(人造小平原)小麦、玉米长势不错，但病虫害严重。这与代表们心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典型大相径庭，且毫无科学可言……
杨显东回到北京后，又组织60多位农业、经济专家座谈此事，在1979年春举行的全国政协会上。
他在小组会上对“农业学大寨”最早发出质疑：“我认为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人贫困的峡谷。”他还尖锐地批评：“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经过长期的折腾。中国广大农民对捆在一起的集体化生产十分厌恶。一些地方的社员，“上工等队长打钟，下地干活磨洋工”，生产效益低到干一天10分工，只抵一个鸡蛋的价值！所以四川率先甩掉大寨模式，扩大自留地，尝试包户到户。万里同志在安徽说：“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批促大干、人造小平原，我已经宣布安徽省不学大寨那一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等于否定了“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此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深入，批判“农业学大寨”中极“左”倾向的文章登上了报纸。一贯底气十足的陈永贵这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也不要权的，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了。我想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的辞职要求，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同年10月。在山西省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人认为陈永贵有问题，不但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还要求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甚至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陈永贵又气又怕，他说：“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他跑到北京，找邓小平诉苦。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可解了陈永贵的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冷静、理智起来，也便无人再找陈永贵的麻烦。
后来，因为他再没当选党代表，党内职务自然全部消失——一个从田野提升起来的人，又回到了平地上。算好，人家没站错队，从高端下来是“软着陆”，没有摔得头破血流……
不改农民本色
陈永贵身居高位时，依然保持农民淳朴本色，生活朴素，为政清廉，这一点让人特敬佩。
他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窝了一肚子火。当了副总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陈永贵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
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后来住进交道口胡同小院，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开出来，种上豆角、西红柿，吃不完就给警卫班食堂。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
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辞去副总理后，国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的是让他有一份养老的工资。他就主动退掉了红旗车和一切公家的东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长楼去住，出门走路或乘公交车。
对于农场“顾问”一职，他可当了真。不但关心农场的发展，过问作物的合理搭配，还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时还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劳、朴实、节俭的好习惯，赢得了农场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该文最后说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虎头山上，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8个大字。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央和群众对他的盖棺定论吧！
陈永贵晚年
人生中最后一段艰难路程
坐立不安的一天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3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
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
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
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陈永贵与家人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
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1983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病逝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便吃了些感冒药。可是这次感冒越来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明显消瘦。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8月，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安慰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听说陈永贵住院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也前去探望。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时常谈起后事。一次，有人谈起报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陈永贵对陈明珠说：“唉，我死了，还不像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这时，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
一次，李喜慎来看他，陈永贵说：“喜慎，肺癌能活几天？我去世后，你们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元，社员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说着说着陈永贵流下眼泪。
临终前，陈永贵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回大寨去死。陈明珠把他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嘱咐陈明珠：把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
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5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永远地睡着了。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好友，都来过医院看望。
华国锋、陈永贵
陈永贵逝世后，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第三天下午，一辆高级轿车在八宝山火化场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人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
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贯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
5天后，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只见昔阳县的领导人已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也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围个水池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 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央和群众对他的盖棺定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