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自杀后，彭德怀林彪的表现为何令人赞叹？

他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众所周知他更是极具有争议的人物。70年前的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终年只有49岁，而高岗两任妻子均很高寿，一位96岁，另一位100岁。

高岗第一任妻子杨芝芳，1905年12月出生，榆林市米脂县人。

杨芝芳从小缠足，没有上过学，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高岗大杨芝芳2个月，出生在陕西省横店，两处县城只有十几里的路程。

1921年，高岗和杨芝芳结婚。结婚之前，两人从未谋面，属封建式包办婚姻。结婚之后，高岗先后进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和榆林中学学习，年仅15岁的杨芝芳则留在家中操持家务。

高岗投身革命后，杨芝芳受到他的影响，1935年参加了革命，同年入党，曾担任边区被服厂厂长。在边区被服厂工作时，她带领延安的妇女干部买回布匹，自己染色，裁剪好式样，送到群众家里去加工，为部队提供服装。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杨芝芳负责后勤供给工作，她将为陕北红军准备的冬季服装，全部发给中央红军，并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38年，她担任保育院院长，冒着枪林弹雨，率领着保育院干部，为培养和保护革命后代安全成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孩子们，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也是在1938年，高岗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帜，众多的热血青年涌入延安，高岗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自然要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少不了和一些年轻的女同志接触。

杨芝芳的文化程度低，又是小脚，高岗对他越来越不满意，逐渐有了离婚的想法。不久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王子宜来找杨芝芳谈话，他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

就这样，杨芝芳与高岗离了婚。

新中国成立后，杨芝芳来到了哈尔滨，担任哈尔滨机关幼儿园主任一职；后来因为杨芝芳没办法适应哈尔滨严酷的气候，就向组织上申请想要调回陕西工作。组织上充分尊重杨芝芳意见，安排杨芝芳担任西安第一保育院院长职务。

杨芝芳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等职，后调入进京，仍然从事保育工作。她1978年离休，2001年5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杨芝芳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杨芝芳与高岗儿子就是高毅。

高毅后进入延安保小读书，1939年周总理因为骑马摔伤了胳膊，去苏联治病，高毅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等人也都跟着去了苏联，在莫斯科的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51年年底，高毅回国，高毅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这是高毅的兴趣所在。在哈工大，高毅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宋丽达，宋丽达是哈工大化学系的学生，她是中苏混血儿。

高毅夫妻毕业在西安403厂从事技术工作，后调入北京某研究所工作。2019年，高毅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高岗与杨芝芳离婚后，并没有马上再婚，直到1940年，他才与第二任妻子李力群结婚。

李力群（1920年12月--2020年4月），江苏省睢宁县人，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县长，叔叔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徐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李力群和同学奔赴延安，1938年入党。1946年6月随高岗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工作，筹办东北第一育才小学并担任校长。

1953年4月起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育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调配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工作。

高岗自杀后，李力群历经种种磨难，每次政治运动大都会被牵涉其中。好在她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照，让她和孩子们一次次转危为安。

李力群晚年就丈夫高岗的问题，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进行了申诉。

我和高岗结婚，毛泽东是媒人。

我是江苏邳州人，1920年出生。我父亲做过国民政府的县长，我二叔却是中共党员。二叔比父亲还疼我，我考上徐州女子师范后，他常来看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生们纷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二叔对我说：“要抗日救国，最好去延安。如果你和同学愿意去，我可以请我的领导朱瑞给你们写介绍信。”

于是，我拿着朱瑞写给林伯渠的介绍信，和四个女同学一起去了延安。我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我入了党。我总盼着能上前线，为收复家园出力，可是总不能如愿。

1939年10月，我从中央党校毕业，在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办公室，他问我：“你毕业后想到哪里工作？”我回答：“想与同学们去前方打日本鬼子。”

陈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问：“你在中央党校时知道讲党建的人是谁吗？”

我说：“不认识，只记得是个高个子。”

陈云说：“他就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高岗同志，现在就要将你分配到他那里工作。”

我听了之后，心里一下子泄气了。不是去前线我挺不乐意；另外，我觉得给我们讲课的那个陕北人有点土气，我也不喜欢。但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这是党的纪律。我只得说：“我服从分配。”

于是，我就到了边区党委秘书处工作。一天傍晚，高岗来到我的房间，约我去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能见到毛主席，我非常高兴。那时候，我和高岗还不熟。

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不与高岗说话，而是一个劲地问我是哪里人、谁介绍来延安的、多大岁数。接着又向我介绍高岗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说高岗与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我们长征过来才有落脚点。

毛泽东问我：“高岗的话你能听懂吗？”

我说：“听不懂。”

毛泽东就说：“你现在被分配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你要向他学习。以后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相处会很幸福的。”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愣，不知毛主席说我与高岗相处、生活很幸福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留高岗和我在他家吃饭，桌上有一盘辣椒炒鸡蛋、一盆炒土豆和小米干饭。

我只顾埋头吃饭，也不敢夹菜，都是毛泽东不时给我夹菜。毛泽东对高岗说：“这个女同志是个很纯洁的青年学生，跑到延安参加革命，你要好好培养她，爱护她。”

当时我对高岗很尊重，但我们之间谈不上感情，我对他还有些害怕。所以，离开杨家岭后，我就不去想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工作。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几个人来，说有个晚会要我去参加。我不想去，他们说你一定要参加，王若飞还过来拉我。

我知道他们会拿我和高岗开玩笑，还是不想去。习仲勋就说：“你这个女娃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不敢坚持，只好跟他们去了。

到了高岗办公室，他们将我按在高岗身边坐下。王若飞说：“今天我们是来为高岗办喜事的。毛主席说在杨家岭已经请了你们两个了，也宣布你们的结合是幸福的。祝你们白头到老。”

我一听这话，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连什么叫结婚都不懂，害怕得直想哭——他们吃完、说完就走了，高岗拉着我一起送他们。直到走到我住的窑洞门口，我才放声大哭。高岗说：“你与我结婚，我会爱你，会把你当小妹妹一样保护、培养的。”

那是1940年元旦。与高岗结婚时，他35岁，我不到20岁。到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15年。

高岗在延安做的两件大事

结婚后，我和高岗一起到基层做调查研究。记得一次去安塞，他不住招待所，却住进一个乡长家里。了解情况时，他们就盘腿坐在火炕上，装上一杆子长烟袋，乡长吸一口，高岗就接过来吸一口。我心里暗暗想：他怎么这样不讲卫生？

后来我问高岗：你怎么不开会、不做报告，就这样听汇报就完了？他说：这样与他们在炕上拉话，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作风。

高岗待我很好，让我有了依靠。有了家，也感受到家人的温暖，我对他也慢慢地由害怕变成好感，开始关心他的生活。慢慢地，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革命经历。知道他与刘志丹、谢子长一同战斗，多次死里逃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高岗是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西北局书记。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时间大家的生活十分困难。在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期间，有—天打雷，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在会堂里被雷劈至死。

有个老农就说，怎么没把老毛劈死？话一传开，延安公安处把这个老农抓了起来，说他是反革命，要枪毙他。高岗得知后说，不能杀，我来问问是什么原因。

陕甘宁边区原有150万人口，中央红军来了后，加上各地干部、青年齐聚延安，最多时增加了12万张吃饭的嘴。边区农民的救国公粮任务逐年增长，到1942年，陕北农民已经身负20万担公粮的重任。

边区本就地瘠民贫，老百姓种的粮食自己都不够吃，自然会抱怨征粮任务太重，一时便说出气话。高岗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说农民不是反对你，确实是负担太重了。

高岗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把救国公粮从20万担减到16万担，4万担缺口可以通过搞大生产，号召军、民、党政干部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这样可以缓解陕北农民的负担。

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位老农也获得了自由。高岗回来后，立即制订生产计划，带头上山开荒，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高岗除了给农民减负，还制止了“抢救运动”。

1942年，由中央部署、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把一万多人打成特务、奸细。当时延安机关和学校“全线突击”日夜抢救，一时“特务”如麻，人人自危，有人被逼疯，有人被整得自杀。

这时，西北局机关一个公务员被打成日本特务，准备执行枪毙。高岗知道了，就去找毛泽东。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农村放羊娃出身的人也是日本特务，像这样“抢救”的话，谁都有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就再没人把心思放在工作和生产上了。

这时，毛泽东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对康生说：停止“抢救”，不准再斗。毛泽东在党校鞠躬检讨，“抢救运动”才算慢慢平息。

1949年10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那一年他44岁。高岗虽任国家副主席，但仍兼东北局党政军一把手。3年时间，东北的制造业增长6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临危受命，出任志愿军司令员。高岗被任命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彭德怀到了沈阳，跟高岗开玩笑说：向你这个地方首长报到。

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都是就地掩埋，受伤的战士则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鸭绿江边，让后方接收。我当时抽空去做一些救助伤员的工作，由于受伤的战士太多，后方根本接不过来，有许多战士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江边，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闭上了双眼。

当时我们住的沈阳三经路二号曾是杜聿明的家，金日成、彭德怀常到我们家开会。高岗在沈阳单独给彭德怀准备了一套房子，但他在我们家开会开到深夜，往沙发上一躺就睡了。

彭德怀生活简单，炒个辣椒就能吃饭。但他脾气不好，在我们家，彭德怀是用无线电联系前方的，我常能听见他大声骂人：“他妈的！他妈的！你怎么搞的？给我滚下去！”我问秘书：“彭老总骂谁呢？”秘书摇摇手说：“我们谁也不敢问。”

1951年，抗美援朝战局初定，彭德怀回国述职时路过我们家，我们留他吃饭。饭桌上，彭德怀说：“高麻子，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干起事来不仅果断，也有战争经验。”

彭德怀回到沈阳时在干部群众面前一再讲：“抗美援朝胜利，功劳有高岗的一半，洪学智的一半。”到了北京，彭德怀也这么讲，尤其是在军委会上讲，还推荐高岗任总参谋长。这在后来都成了彭德怀、高岗“阴谋反党”的“罪证”。

抗美援朝结束后，我随高岗一起到了北京。刚进北京时，毛泽东要他住进中南海，高岗说，因为经常和计委的同志研究工作，来往中南海不方便。

毛泽东说，可以找个大一点的院子。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们一家搬到了东交民巷8号，原法国驻华使馆的院子。

刚看到房子时，高岗有顾虑，觉得院子太大了，以自己的身份住在这里不合适。周恩来说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了，再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指示。

1953年，周恩来见高岗太忙，家里没有人照应，就叫我不要工作了，把家里的事管一下。高岗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有时周总理还亲自来与高岗研究工作。

周恩来对高岗的生活很关心，怕高岗工作繁忙无法休息，就让总政治部组织文工团到东交民巷8号跳舞。我对此事不满意，对总理说这样高岗就更累了，得不到休息。总理说，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可以让高岗换换脑子休息一下。

1954年，毛主席去杭州，布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在会议上各自作自我批评。

但在四中全会上，高岗的自我检查没通过。一夜之间，高岗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门前车水马龙，形成一个阴谋反党的司令部”，同时宣布高岗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这时他到北京才14个月。

2月15日，高岗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他回到家中不吃饭，不睡觉，只抽烟，一直趴在桌子上写。2月17日，备感冤屈的高岗申诉无门，他给周恩来留下一封托孤信后欲开枪自杀，被身边人及时阻拦。

中央立即成立“高岗管教组”，彻底限制了他的自由。高岗几次对我说，像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但就是放心不下我和几个孩子。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有位领导找我去中南海谈话，那时我正怀孕五六个月。

到了中南海，那位领导对我说：“去医院做个手术，小孩就不要了。高岗就要搬走，你不能再跟他了。你要出去工作，要为自己前途着想。”

与这位领导人的一席谈话使我的心情愈加沉重。当晚，高岗知道了内情，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我是冤枉的。我对不起你，你很年轻就和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不要把孩子打掉，不要离开我。将来生活困难时，将孩子送到延安，让我妹妹抚养。”

8月17日早上，我发现高岗情况有些不对，怎么推他也推不醒。我马上叫小女儿去喊秘书，并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医生迟迟没来，也没人把高岗往医院送，就这样一直耗着。

我眼睁睁看着高岗的呼噜声由重变轻，再到无声无息，直至死亡。这一年，高岗49岁，我34岁，小儿子还在腹中。

高岗去世7个月后，他和饶漱石被定为“阴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及“反党联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反党集团”案件。

毛主席知道高岗去世的消息时在杭州，他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告诉我说：

主席得知高岗死了，心情极其沉重，寡言少语，给周总理打电话说要厚葬，要买最好的棺木，要土葬，不要火葬。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高岗的几个孩子让中央组织部管，由国家抚养长大；要找个像样的四合院，配给一个厨师、一个看门的，让李力群带着几个孩子住。

高岗去世第二天，我和孩子就从东交民巷8号搬出来，几乎两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处旧四合院。生下小儿子后，我将四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到住宿学校，带着小儿子一起在家。没有暖气，夜里孩子冻得浑身发抖，直往我怀里钻。

搬到新家后，有一天，忽然有位解放军来看我，问我和孩子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问他是谁，他不说，只说有一个老头子与你在沈阳一起吃过饭，还住过你们家，是他让我来问的。

我问是不是彭老总，那人直摆手，示意说你知道就行了。彭老总那时也不如意，他还能想着我们一家，至今我都忘不了。

“文革”中，有一次，我看见彭德怀被学生从四川抓回来，头戴纸糊的高帽，绑在大卡车上，学生们一拳一脚将他打得鼻口出血。当时我觉得比打在自己身上还难过，心像裂开一样疼，怕被人发现，只好偷偷躲进厕所流泪。

1962年春，一天上午，单位人事司突然通知我，让我立刻回家，说有人找。当时我很惊讶，随即又很害怕，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又被关起来。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看见一辆红旗轿车停在那里，从车上下来—个人是叶群。见到叶群，我又惊又喜，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她说从军队打听到的。她说：101（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叫我接你和几个孩子到毛家湾去，他想看看你和孩子们。

遇到有人关心，我心头一热。到了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我们。林彪让女儿带我的两个孩子去电影室看电影，客厅里就剩下林彪、叶群和我三个人。

林彪问我：老高是怎么死的？

我说：吃了过多安眠药。

林彪又问：安眠药是谁给高岗的？

我说：是秘书每天发给高岗的。不给高岗安眠药，他睡不了。

林彪接着说：在东北，没有老高在后方打土匪、搞土改、动员群众支持前线，我打不了胜仗，部队不可能由几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多万人。

林彪问我生活情况，问家里吃饭是否困难，他叫叶群给我带些大米、食油。

我说：林总，我和孩子们还行，主席、总理对我们都很照顾。

1959年，彭德怀受到批判，我被隔离了4个月，要我揭发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1962年下半年，习仲勋、贾拓夫被隔离审查，我又被软禁3个月，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

1971年“批林批孔”期间，又让我揭发和交代高岗与林彪的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党内一有领导人受批判，就要联系上高岗就要我交代问题？

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办的“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毛主席、周总理两次派人把我接回北京，回科教组（教育部改名为科教组）计划司上班。不久，国庆节来临，我突然接到参加国庆宴会和上天安门观礼的请柬。

后来，我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相隔没几天，又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委员，政治生活待遇提高了很多。

我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为党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获得这种种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我承受了党的深切关怀和爱护，其实这是党对高岗几十年为党、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肯定。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悲喜交加，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虽然受了那么多苦难，我们一家总算平安地过来了。1981年，我被恢复到原来级别，1987年离职在家休养，按副部长级享受医疗等待遇。

毛泽东（右四）、高岗（右一）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高岗去世后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当时周恩来说可以立个碑，写上“高岗之墓”。最后虽立了块碑，却没刻字。“文革”中，连这块“无字碑”也被人砸成两截。直到2006年经组织批准，孩子们才给父亲重新立了块新碑，刻上高岗的名字。

这么多年来，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从不怪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做人态度。那些整我的人也并不是和我有什么仇，只是一时思想不受自己控制，做出错事罢了。

我知道高岗不是完人，也犯过一些错误，也许当时他自己还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后来人可以指出来，可以引以为戒……